三、中国网络文学研究初期情况

随着研究对象在规模上的巨大膨胀和各种媒体的热烈关注，中国网络文学研究的发展也在加快。2011年3月，在中国知网上以“网络文学”为关键词进行搜索，我们会得出如下结果：15篇博士学位论文、219篇硕士学位论文、32篇会议论文、2223篇学术期刊论文等。据周志雄的调查，当时有关网络文学的专著已多达三十余本。 到2021年1月，这些数目又增加了不少，博士学位论文数量几乎达到三位数，硕士学位论文则超过了1000篇，学术期刊论文5800篇以上。

让我先简单地概括一下中国网络文学的历史。中国网络文学，或者华文网络文学的起源不在大陆，而在北美。1991—1992年，一些海外中国留学生开始在ACT（alt.chinese.text）等赛博空间上发表文章，很多网络文学研究者都认为这是中国网络文学的起源。1998年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文学事件，即台湾的痞子蔡（蔡智恒）的《第一次的亲密接触》引发轰动效应，其影响力也波及大陆，第一次网络文学热兴起。2000年左右，大陆网络文学的第一代主要写手，如宁财神、安妮宝贝、邢育森、李寻欢、今何在等陆续发表作品，得到大众的认可和欣赏。2002年，慕容雪村的《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引起了又一次的轰动效应。2003年，一些大型文学网站开启VIP制度，这便是在线付费阅读时代的开始；还有一些写手开始直接跟网站签约，得到稳定的稿酬，进一步推动了网络文学的大众化、产业化。 2004年，《诛仙》《小兵传奇》等“玄幻小说”得到热烈欢迎，并以纸本书的形式出版，其销售量之大令人惊讶，对传统出版界产生很大影响。2008年以后，传统文学界越来越关注网络文学，很多传统文学批评者及研究者参加各种有关网络文学的研讨会、网络文学大赛的评审活动等。到2010年，我吃西红柿、唐家三少、天蚕土豆、辰东、月关、金子、雪芽等网络写手陆续登场，成为网络文学明星，活力四射地发表大量作品，并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

21世纪初比较活跃的学者有黄鸣奋、欧阳友权、蓝爱国、苏晓芳、谭德晶等，特别是前两位的研究成果占据了当时国内研究相当大的一部分。

黄鸣奋是专门研究网络文学的首批学者之一。他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开始这方面的研究，引介了基本的西方理论，对后来的网络文学研究影响颇大。更重要的是，他的研究对象并不局限于文学现象，还囊括了新媒体等更广大的范围，并且开始关注数字艺术作为“产业”的特征。相对于那些过度强调“艺术的本质”而批评网络文学之商业性的抽象性研究来说，黄鸣奋的《互联网艺术产业》等著作是一种重大进展，他对新媒体技术、文化、资本的融合这一显著现象进行了深入考察。他的《新媒体与西方数码艺术理论》一书全面介绍了西方的有关理论，也值得一提。

欧阳友权写出了《网络文学本体论》《网络文学的学理形态》等专著以及数十篇论文，并且编写了《网络文学概论》《网络文学发展史》等能够当作教科书的基础性研究。他还主编“网络文学教授丛书”“网络文学新视野丛书”，并组建“湖南省网络文学研究基地”，对网络文学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2010年以后还主持完成了《网络文学五年普查（2009—2013）》《网络文学研究成果集成》《中国网络文学编年史》，以及“新媒体文学丛书”“网络文学100丛书”等系列著作。

有关网络文学的主要初期研究单位集中于中南大学、苏州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它们陆续产出很多研究论文，研究成果相当可观。现在，网络文学研究是很受欢迎的一个方向，很多研究机构和研究者都在这一方向下开展积极的研究。

下面，我对国内网络文学研究的发展史进行简单的梳理和批判性考察。在这里全面介绍整个国内研究成果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将以比较有规模的研究，即主要以博士学位论文和专著为主，进行历史性的梳理。

最初的研究是1998—1999年间发表的一些研究论文。它们的主要研究主题是有关海外华文网络文学和西方超文本理论、后现代理论的。吴冠军、宿晶格、邱碧君、雷默等都发表过有关论文，《互联网周刊》《Internet信息世界》等期刊是这些第一代研究者的主要活动平台。

但是，这些研究还只是初步的探索，具有一定规模和体系的研究则是在2000年以后才出现的。黄鸣奋的《比特挑战缪斯——网络与艺术》（2000）、《超文本诗学》（2002）， 谢家浩的《网络文学研究》（2002） ，欧阳友权等的《网络文学论纲》（2003） ，姜英的《网络文学的价值》（2003） 等，都是国内初期网络文学研究的主要成果，对后来研究的影响很大。

面对网络文学这个崭新的文学现象，这些初期研究分析了网络这一新媒介对文学的影响，并且介绍网络文学在理论上的意义。通过他们的研究，超文本、多媒体、后现代主义等主要有关理论被引进国内学术界，网络文学的定义也变得比较稳定。

实际上，初期研究的主要对象与目前中国的主流网络文学之间有一定的差距。2003年以后，VIP制度的启动和网络文学出版热、网络文学与电脑游戏的互动关系、大型企业的市场进入等诸多因素均加速了大陆网络文学的商业化倾向，而这些商业化了的网络文学与初期研究主要探讨的业余性的、无功利性的网络文学很不一样。换言之，2003年以前的初期研究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它们确定了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网络文学概念，确立了网络文学的学术价值，但因为它们的着眼点基本上是西方的理论，分析对象也是符合这些理论的一些比较罕见的、实验性较强的非主流网络文学。这种理论先行倾向使得他们将一些前卫超文本实验的特征错误地当作整个网络文学的特征，其后果相当严重，甚至一直持续到现在。直至2020年，学术界对网络文学的评价还很难离开“文学性”。

比如说，姜英的《网络文学的价值》主要涉及的例子是台湾地区的超文本诗歌和大陆的几部超文本小说。但她自己也无法否认，“大陆网络文学中，超文本文学的创作也零星有一些试验性作品闪现”，“有技术创意和文字功底的超文本文学目前还难得一见”。 那么，她凭什么主张超文本是网络文学的最主要特征？后来的中国网络文学的发展趋势证明，这些“试验性”的文本在网络文学中的势力其实是微不足道的，绝不是网络文学的主流。

欧阳友权2004年出版了他的博士学位论文《网络文学本体论》，采取新鲜的角度从深层的哲学意义上探讨网络文学，其突破性、开拓性显而易见。 他以“本体论”和“现象学”的哲学角度去讨论网络文学的终极意义，主张面对网络文学这一新“此在”，我们需放下所有先入为主的观念，从胡塞尔（Husserl）的哲学意义上的“现象”的角度出发加以看待。通过这种“现象学还原”，我们才能够参透网络文学的“显性存在”，达到其“隐形存在”，即“真理”。他还引用了大量网民自己写的文字，这一做法加强了该书的意义。

该书应当算是初期中国网络文学研究当中最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之一，其影响力颇大，但现在看来其局限也很明显。因为它的局限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整个中国网络文学研究的局限，我们不妨对它展开进一步的考察。

就欧阳友权的方法论和思路本身而言，没有什么大问题，但在他的实际分析当中，他的方法论似乎没有得到完美的实现。这也许与该书出版时间较早有关，即欧阳友权所看到的“现象”与目前我们所看到的“现象”不一样，因此他的结论也与当今的现实有些出入。如果导致这些出入的原因在于“现象”本身的变化，那么，这种出入的存在是理所当然的，不过依我看更大的原因在于：欧阳友权所说的“现象”并不是被“还原”的纯粹现象，而是已经被“文学性”这一观念污染了的现象。

更具体地说，该书的局限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试图从超文本、多媒体文本等比较特殊的文本类型当中观察网络文学的“显性存在”。令人疑惑的是，欧阳友权明明知道“主流”原创网络文学作品当中位列前三位的类型，即情爱题材、搞笑题材、武侠题材，占据了压倒性的多数；他也知道痞子蔡、李寻欢、安妮宝贝、邢育森、宁财神、黑可可、韦一笑、王猫猫、朱海军、今何在、芭蕉、龙吟、慕容雪村、何员外等都是代表性的优秀原创作家——但是，他讨论到的上述作家和作品类型当中，真正实现了他所说的网络文学“显性存在”的能有几个呢？他们的作品当中很难发现超文本、多媒体文本，风格上也距离后现代主义很远。这就意味着，该书很可能是从理论观念出发，而不是从“现象”出发。

第二，“作品”概念和“超文本”概念之间存在微妙的脱节，甚至呈现出一种矛盾。欧阳友权认为，网络文学中“作者”已经死了，作为神圣的艺术品的作品已在后现代的超文本的影响当中受到严重的打击。但他又往往要求网络文学“作品”应该提升质量和水平，这一要求本身与他所说的“作者之死”和“间主体”“后现代性”等网络文学的特征之间存在严重的逻辑悖论。因为“作者”越具有文学才华，越讲究文学性，他所写出来的文本就距离后现代超文本越远。

2004年，除了欧阳友权的著作以外，还有很多研究成果。许苗苗的《性别视野中的网络文学》，起码在题目当中就提出了“性别”这一很有意思的研究角度。 但很可惜，实际上这本书的内容与“性别”的关系并不紧密。正文中除了对一些女性写手进行了很粗略的分析外，对性别这一重要主题却未能展开进一步的探讨，与其他的以男性为主的网络文学研究没有什么区别。

何学威、蓝爱国的《网络文学的民间视野》 和谭德晶的《网络文学批评论》 都归属于“网络文学教授论丛”系列。这两部著作分别以“民间性”和“批评”的角度分析网络文学的特征，对网络文学研究的贡献不少。何学威等认为网络文学的核心特征就是“民间性”，指出大众的广泛“参与”给文学带来巨大变化，表示正是网络文学的民间性使得文学“回归”到了民间文学。该书对网络文学的民主特征和互动性、参与性等特征的分析相当精彩，但它太执拗于“民间性”这一特征了。对他们来说，网络文学的自由、民间性等特征便变成一种网络文学与生俱来的天赋，或者必须被实现的一个义务。比如，他们说网络文学的商业化和“正规化”意味着网络文学“自由”的丧失，即网络文学的“终结”。 这显然是夸大其词，因为历史证明，商业化、正规化与网络文学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矛盾性的：几乎全面商业化了的当今的网络文学毕竟还没有“终结”，反而发展到意想不到的新局面。

谭德晶在书中集中分析了大量的网络文学批评，具有很重要的资料价值。其基本思路与何学威、蓝爱国等相似，谭德晶认为在网络文学的批评活动当中文学的民主化被实现了，并指出网络文学批评的民间、大众价值。他收集的第一手材料很丰富，对它们的分析也相当精彩。不过书中使用的材料大部分在当时就已经有点过时了，没能跟上现实的变化。例如，根据2001年的统计，认为王朔、金庸、余秋雨等作家是网络批评的主要对象 ；主要依靠传统文学批评与网络文学批评的二分法来展开论述，有夸大网络文学的民间、大众、自由等价值的倾向。

2005年，朱凯的《无纸空间的自由书写——网络文学》问世了，但该书处于传统文学观念的强烈影响下，对网络文学特征的论述也直接沿袭既有的抽象理论，让人遗憾。

2006年，王文宏等主编的《网络文化研究》 、廖祥忠的《数字艺术论》 等著作问世，分别从比较宏观的“文化”和“数字艺术”的角度研究最新的电子技术对文化艺术的影响。但这些研究不是对网络“文学”的专门研究，下文不再介绍。

2007年，谭华孚的博士学位论文《媒介嬗变中的文学新生态》 问世。他的研究比较新颖，从媒介嬗变的角度出发研究网络文学的意义，认为网络文学基本上是一种“俗文学”，并提出“俗文化与媒介一道兴起是历史的通例”的观点。这是比较具有历史性的见解，值得参考。

2008年的研究成果相当丰富，包括金振邦的《新媒介视野中的网络文学》 ，黄鸣奋的《互联网艺术产业》 ，马季的《读屏时代的写作：网络文学10年史》 ，欧阳友权主编的《网络文学发展史》《网络文学概论》 ，苏晓芳的《网络小说论》 ，等等。

其中，《互联网艺术产业》一书扩大了网络文学的研究视野，从“艺术产业”的角度深入分析包括网络文学在内的互联网艺术作为产业的特征。而马季的著作与其说是严密的学术研究，不如说是媒体报道式的介绍，但作为对中国网络文学的梳理和概括，还是具有一定的价值。欧阳友权主编的《网络文学概论》可以说是当时最完整的网络文学教科书，虽然没有理论上的显著突破，但对网络文学现状和既有研究成果的介绍相当充分。《网络文学发展史》则具有很大的学术价值：作为工具书，它是一部中国网络文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特别是它对已有国内研究成果的梳理和介绍非常全面、完整，各种统计资料很丰富。苏晓芳的《网络小说论》则是集中分析中国网络小说的专著。她对主要作品及写手的分析相当细致、广泛，很有参考价值。但该书在理论方面的新颖度较低，直接沿袭了各种大众文化批判论的逻辑，对网络文学的评价有点陈旧，而且不太客观。

2009—2010年间也有不少专门研究网络文学的著作问世，例如，顾宁的《网络社会环境下的当下中国文学研究》（2009） ，蒙星宇的《北美华文网络文学二十年研究（1988—2008）》（2010） ，蒋述卓、李凤亮主编的《传媒时代的文学存在方式》（2010） ，梅红主编的《网络文学》（2010） ，周志雄的《网络空间的文学风景》（2010） ，等等。另外，根据中国知网的检索结果，2009—2010年间发表的有关论文多达千余篇，中国网络文学研究已经呈现出稳定的发展态势。

顾宁对中国学界当时比较陌生的西方理论，即博尔特、兰道等理论家进行了有深度的分析，并指出了后现代主义、后期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与网络文学之间的理论关系。他对网络文学的商业性、大众性、产业化等特征保持比较客观公正的态度，肯定点击率在网络文学实践中的重要意义，而这一态度在国内研究当中是难能可贵的，颇具前沿性。

但他的局限在于，不能将他自己所提及的西方理论与中国网络文学现实成功地结合在一起，没有解决超文本和后现代概念直接使用在国内主流网络文学的分析上这个关键问题。虽然论文题目中有“当下”二字，但他对“当下”的网络文学现实的把握却有很大局限。

蒙星宇的研究，起码在研究对象的选定上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当时对网络文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海峡两岸的网络文学，但其实华文网络文学的源头是“北美华文网络文学”。蒙星宇对二十年间的北美华文网络文学进行充分的梳理和概括：北美华文网络文学的景观与中国有区别，因为相对于几乎完全商业化了的中国网络文学来说，北美华文网络文学的实践当中兼具精英主义和大众文化的因素。这一分析对当前网络文学研究的发展有不小的意义。

但我们要注意，蒙星宇提出的这一对比不是绝对的，因为中国也有很多精英主义倾向较强的纯文学网站和论坛。虽然中国网络文学的商业化、产业化倾向非常显著，但这只是网络文学规模的迅猛扩大导致的必然结果，并不是北美和中国网络文学的本质特征的不同。蒙星宇还提出理论和批评应该引导网络文学的发展，认为当时的网络文学是“没有导航的航船”。 这折射出他的精英主义倾向显然阻碍了他对网络文学的客观把握。

蒋述卓、李凤亮则充分吸收了既有研究成果，提出的观点比较中庸。他们对极端的乐观主义持保留的态度，但同时对极端的悲观论也持批判性态度。一方面，批评一些研究的“文学主义”，认为它们应该注意到网络文学的独特性；另一方面，指出网络文学并不是前所未有的、与传统文学完全不一样的文学，强调其具有历史性。

不过，他们对网络文学的独特性的理解还是受到西方理论观念的强烈影响，缺乏对中国网络文学现实的客观把握。比如说，强调网络文学的超文本性，主张网络文学注意写作过程本身，具有平等、民主等特征。当然这些主张不是没有根据的，但他们却将网络文学的这些正面价值看作网络文学与生俱来的天赋。换言之，他们认为网络文学本身是很自由民主的文学，但“外部”的一些“权威”和“权力”限制了网络文学的可能性。但依我看，这是一种理论的理想主义，因为网络文学的种种局限往往是从其“内部”发生的，网络文学本身并不是那么完美的和有积极价值的。

梅红主编的《网络文学》从小说、诗歌、散文等不同的角度研究网络文学的历史。它的批判性、理论启发性虽然较弱，但观点比较客观。作为一本教科书，它能帮我们比较全面地理解当时中国网络文学的大致状况，还是很有意义的。但它使用的一些材料和统计比较陈旧，需要更新。另外，它不加批判地沿袭传统文学/网络文学的僵硬的二分法，在理论的使用上也有不少问题。

在周志雄的《网络空间的文学风景》一书中，我们可以发现对中国网络文学及其研究的比较完整的梳理，颇有参考价值。特别是该书下编的作家、作品论，分析得相当细致，材料丰富。

但该书太集中于文本分析方面，其理论含量较低。周志雄认为，网络文学是在各种传统文学的影响下才形成的。这一观点基本上问题不大，不过他对网络文学作为“网络”文学的独特性的思考缺乏深度。他完全忽略了以前的网络文学研究的理论成果，而是从传统的文学观出发研究网络文学。比如说，他对蔡智恒的小说的分析，与一般的传统作家论相比，没有任何区别。该书中“作品”“作家”“文学性”等传统文学概念的影响力太强，未能发掘出网络文学的独特价值。

上面的梳理当然并不全面，除了这些著作以外还有数千篇有关论文，其中也有相当精彩的研究。例如，王小英、祝东的《论文学网站对网络文学的制约性影响》一文，就对网络文学的理解非常具体、深刻，几乎完全摆脱了从前抽象的研究倾向。 很多硕士学位论文也提出了新颖的观点，找到了新角度，如王黎的《网络文学女性作者的创作倾向研究》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去分析网络文学 ；李馥华的《试析网络文学中的“挖坑”现象》注意到“挖坑”“太监”等独特的网络现象 ；张雨的《中外网络文学比较分析》则将研究视野扩大到整个互联网 ；王剑的《韩国网络小说特征研究》介绍了韩国的情况 ；等等。另外，对很多主要网络写手的作家论、对代表性文本的具体个案研究成果，也相当可观。

但总体上，这些研究比较零散，缺乏宏观的理论视野。大部分研究沿袭超文本、后现代主义等初期网络文学研究的理论框架，2000—2010年几乎没有理论方面的真正突破，研究的抽象化和理论先行倾向都很突出。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截至2010年，中国网络文学研究积累了不少成果，但其局限和问题也很明显。我相信这些初期研究所形成的研究惯性及困境到现在（2021年）也还没得到根本性的突破。

第一，西方理论的影响力过于强大。中国的主要研究通常以西方的理论为基本背景，但却忽略了中国网络文学自身的特殊性、独特性。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网络文学研究异口同声地强调“超文本”“多媒体文本”“后现代主义”，认为这三个理论或文学形态是网络文学的最主要特征。他们简单地在网络文学与超文本、后现代文化之间画上了等号。当然，这些西方理论是意义深远的，具有很大的学术价值，但中国的网络文学具有与西方前卫的、实验性很强的网络文学不同的独特性，所以我们不能直接拿这些西方理论来分析中国的网络文学。2010年以后，“后人类”“人工智能”“IP产业”等一些新的术语流行起来，情况比起此前稍微有所不同，本书暂不探讨。

中国研究的主要对象是长篇网络小说，除了一些有关诗歌、批评、散文的研究以外，都以小说为中心，所涉及的写手也几乎都是写小说的。网络小说在整个中国网络文学当中的地位是压倒性的。问题在于，这些网络长篇小说当中，“超文本”“多媒体文本”“后现代主义”等网络文学的所谓“最主要的特征”并不显著。其实，脍炙人口的中国网络文学“作品”几乎都是很传统的大众、通俗小说。我认为，研究者之所以执拗于这些实际上并不显著的特征，是因为他们不加批判地接受了初期西方网络文学研究的理论成果，而没有去寻找独创的、更适合中国情况的理论工具或将西方理论“本土化”。西方的初期网络文学是实验性非常强的前卫文学、精英文学，与中国的情况有很大区别。21世纪的中国网络文学已大体上放弃了其实验性、前卫性，而走上商业化、大众化、产业化的道路。在这样的情况下，强调“超文本”“多媒体文本”“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角度不见得正确，而且很容易导致对现实的严重歪曲。

尤其是，在中国网络文学已发展到一定程度的2005—2010年间发表的研究，也不能从这些理论的影响里摆脱出来，仍然机械地沿用超文本、后现代主义理论来分析网络文学，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虽然一些学者也对此现象提出过批评意见，但理论上具有真正突破性价值的研究还没有出现。泰德·纳尔逊首次提出“超文本”的概念是1981年的事，已经过了四十年，后现代概念则拥有更漫长的历史。 ^[1] 难道网络文学只能按照这些陈旧的西方理论的要求才能够正常地发展、成长吗？超文本、多媒体、后现代也许是一部分网络文学的特征，甚至可能是最有理论价值的特征，但它绝不是衡量网络文学的绝对而唯一的标准。

第二，传统文学观念的影响力过于强大。当然我不是说，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是完全不同的。网络文学也是一种文学，所以网络文学研究者沿用各种文学观念和文学研究的方法，是无可厚非的。

但是，很多研究者自己也承认，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区别不仅仅在于媒体的不同，还在于这一媒体嬗变和整个文化结构的急变所带来的文学本身的内部的差异。不过大部分网络文学研究还没有完全适应这一巨大变化，仍然从传统的、印刷文学的角度看待网络文学。这个问题最严重的，也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研究者对“作品”观念的执着。几乎所有的国内网络文学研究的结论都异口同声地指出，网络文学的商业化、功利化、产业化有害于网络文学“作品”的质量。这里的“作品”概念指的是作为艺术家的“作家”以他自己的艺术才华来生产的具有审美价值、文学价值的艺术品。大多数国内研究都要求网络文学的“写手”写出更优秀的“作品”，进而提高网络文学的“文学性”。

中国网络文学研究应该打破这些偏见。有的网络文学研究者对网络文学的看法基本上比较客观公正，他们对网络文学的独特性的理解相当深刻，但他们还是很难放下“作品”的概念，因此很难提出有突破性的结论。无论对网络文学的态度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中国网络文学研究对网络文学的最终评价基本上是一致的，即我们应该提高网络文学作品的质量，或者说，中国的网络文学还是“未成熟”的、处于“初步阶段”的，我们应该以学术理论和批评来“培养”优秀网络写手，“引导”网络文学的“健康发展”。这种评价的修辞性很强，反映出人们对网络文学的基本认识，很容易引发认同。如果我们仅以“作品”的角度去看当今的中国网络文学，我们所看到的只不过是低劣的“作品”。问题更加严重的是，在中国的研究中，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论的影响力很大，这使得对网络文学的评价更消极、更悲观。

我并不认为在网络文学研究当中我们必须放弃对文学性的一切要求。网络文学也可以具有文学性，网络文学也可以是经典文学作品。我只是指出，除了这个“作品”所象征的“文学性”以外，网络文学还具有很多不同的文学、文化价值。比如说，通过“作品”概念，我们很难客观地评价网络文学的商业性、产业化倾向的文化含义。“点击率”不仅仅是读者对作品的“反应”，而是网络文学的不可或缺的组成因素，因为点击率是网络文学的所谓“互动性”的代表性例证。但“作品”概念阻碍了我们对网络文学的这一“互动性”的进一步理解。

“作品”概念所带来的问题不仅仅是这些。很多网络文学研究者都指出在网络文学当中“作者已死”，作者对作品的垄断地位受到破坏性打击。但是，他们对“作品”概念的执着与他们自己提出的这个“作者已死”的观点之间发生了严重的逻辑矛盾，因为“作品”概念本质上要求作者对作品的掌控。在西方和中国研究都提及的经典网络文学超文本“作品”当中，作者的地位和意图还是非常重要的。例如，迈克尔·乔伊斯的《下-午》已经变成“不朽之作”，因为在这样的高度超文本作品当中，作者的意图和他对文本的诸种操作以及作品对读者的影响力还是非常重要的。《下-午》被视作一部天才艺术家的艺术作品，在这里，作者不仅没“死”，反而还支配着读者的选择，因为所谓读者的自由，只能在作者已安排好的范围内才得以实现。在这个意义上，研究者越强调“作品”，他们提出的网络文学的超文本性、后现代性等诸多特征就越难以实现。

第三，中国网络文学研究都将着眼点放在网络文学的个别文本或“作品”内部，却忽略了发生在文本与文本之间的，更准确地说，发生在整个文学“网络”当中的重要文学现象。在中国网络文学的现实当中，很少有网络文学作品能够充分地发挥它们所具有的巨大理论可能性。除了语言、题材、叙述方式等一些方面的变化以外，我们很难从中国网络文学的具体文本当中发现根本的异质性。但如果我们将视野放大一点，去分析整个网络的广阔的新文学空间，网络文学的特征还是很明显的。对个别文本的具体分析也不是没有意义的，但这样的研究很难获得对网络文学的更宏观的视野。

总而言之，中国的网络文学研究还没有触摸到其研究对象的实际情况，理论空谈较多。当然也有一些非常具体深刻的研究，这些研究把握住了网络文学的实际生产机制，有很大意义，但当时这样的优秀研究并不多，而且它们对待研究对象的态度也往往不那么稳定，到最后还是摆脱不了“作品”和“文学性”所象征的那种思维模式。在下面的讨论当中，我将进一步分析中国网络文学研究的诸种问题，并试图寻找可能的突破口。

[1] T. Nelson, Literary Machines , self-published, 1981. avAhxBcAaKIVNc8/cEummAzDmotLROvdYJCLwlZSO35ePOy2aqlHsDPgt80Gok5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