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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融入群体，我们备受煎熬
凡是喜欢到操场上打篮球的孩子都会告诉你，罚球有两种姿势：一种很简单，另一种不太简单。简单的那种是低手罚球。你站在罚球线外，身边没有人防守（其他球员都站着不动，等着你投篮）。你来回运几下球，然后两手抓住把它抛出去，让它飞进篮筐。这个动作看起来不酷，但极有效果。美国职业篮球联赛（NBA）史上最伟大的球员之一，篮球名人堂成员里克·巴里（Rick Barry），就是用这种姿势罚球的。10年NBA职业生涯中，他的罚球命中率高达90%。最后两个赛季里他总共得到322次罚球机会，只罚丢19次，命中率高达94.1%，令人瞠目结舌。而勒布朗·詹姆斯（LeBron James）用托举的姿势罚球，单在一个赛季就罚丢132次
，命中率仅为73.1%，相比之下逊色不少。
托举的罚球姿势就是上述所说的不太简单的那种。罚球时，你抓起球举到与眼睛等高的位置，一只手托球，另一只手从上方稳住球。盯紧篮筐，然后托球的那只手腕部发力，送球飞进篮筐。两只手承受的重量不同，任务也不一样，但是相互协作。托球的那只手负责给球一个适当的推力，同时另一只手负责掌握球的方向。为了达到最佳的运动轨迹，篮球在离开手指时，应该呈45到52度的弧线向上飞。如果篮球向后旋转，那么它接触到篮筐时的速度和力量就会减弱，导致球从篮板上弹下来。我还可以继续说下去，但我相信画面感已经很足了。剥开罚球这层外衣，它就变成了一场令人头疼的物理实验。怪不得那么多出色的球员会在罚球上栽跟头。名人堂成员威尔特·张伯伦（Wilt Chamberlain）职业生涯中的罚球命中率只有51.1%。同为名人堂成员，沙奎尔·奥尼尔（Shaquile O'Neal）的命中率也仅为52.7%。
如果你以为很多职业球员和大学校队球员会追随里克·巴里的脚步，用低手罚球的姿势，那么你就错了。事实上，即使经过长时间练习，用托举的姿势罚球命中率仍然很低。但35年来，没有一支NBA球队向巴里讨教过罚球经验。在大学篮球比赛中，也仅有两名球员用低手的简单投篮方式，其中一个就是里克·巴里的儿子。因为篮球界称这种罚球姿势为“奶奶投”，所以球员们都不好意思这么做。NBA前巨星沙奎尔·奥尼尔的罚球命中率不高
，但他仍然表示自己“宁愿罚不中，也不用低手的姿势罚球。我的性格不允许我这么做”。另一位命中率非常低的球员安德烈·德拉蒙德（Andre Prummond）也拒绝用“奶奶投”的姿势。“我说得很清楚了，”他说，“我绝对不用低手的姿势罚球。”
值得注意的是，威尔特·张伯伦在1962年，也就是他职业生涯的第十个赛季中，曾经尝试用低手的姿势罚球。效果很惊人。那个赛季，他的场均得分达到了联赛最高的50.4分，罚球命中率也从38%提高到了61%，虽然不算出色，但也是巨大的进步。其中一场比赛他32次罚球，命中28次，拿下了不可思议的100分
，给球迷留下了难忘的回忆。但他后来没有坚持用这种简单的方式罚球，而是回归了托举的姿势。他的罚球命中率也再度下滑。为什么张伯伦会重新用效果比较差的方式呢？“用低手的姿势罚球让我觉得自己很蠢，像个懦夫。”他在自传中解释说，“我知道这么想是错的，也知道历史上很多优秀的球员都是这么罚球的。甚至现在NBA罚球命中率最高的里克·巴里用的也是这种方式，但我就是做不到。”
我们有必要好好考虑一下这个问题。职业篮球运动员拿着巨额报酬，他们的职责就是得分和赢球。但是张伯伦牺牲了比分，不惜让队友和球迷失望，只是为了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蠢。在他之后，还有许许多多的职业球员和大学校队球员都选择这么做。美国国家篮球协会球员的平均罚球命中率约为75%，大学球员的平均命中率约为69%，也还不错，但毕竟不如里克·巴里那么厉害。几十年来，这两项平均值也没有提高。这些球员可能的确很有篮球天赋，但是他们缺乏打破常规的勇气，很简单的原则性不服从行为也不敢尝试，哪怕这种行为能让他们的表现更加亮眼。
当然，我们也不必苛责篮球运动员。违背常规的勇敢行为在任何领域都非常少见。我们对一些伟大的不服从者的名字耳熟能详，例如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哈丽雅特·塔布曼（Harriet Tubman）、列奥纳多·达·芬奇、玛莎·葛兰姆（Martha Graham），不仅因为他们取得的卓越成就，更因为他们是同代人中极少数能够拒绝传统思维、追求进步的人。近几十年来，社会心理学家和其他学科的学者在研究中证实，我们内心存在着强大的服从倾向。有时为了讨人喜欢，我们会做出愚蠢的甚至有自毁倾向的行为。科学家们深入研究了推动这些行为的情绪动力。在讨论如何更有效地打破常规之前，我们必须更细致地理解为什么我们会缺乏打破常规的勇气，为什么让其他人随我们一起质疑过时的、不受欢迎的规范和惯例是一场艰难的斗争。
这个敌人或许比你想象中的更强大。事实上，就连你认为最不可能成为它手下败将的人，可能也已经被它俘虏，那就是你自己。在你看来，别人可能对广为接受的信仰和惯例趋之若鹜，但你肯定不会。你博览群书，你提出批评和质疑，你擅长分析，你不惧怕挑战，你勇于承担风险，你的思维方式和别人截然不同。
曾经我也这么以为，直到我偶然看到了阿肯色大学的斯科特·埃德尔曼（Scott Eidelman）和堪萨斯大学的克里斯·克兰德尔（Chris Crandall）所做的研究。这两位学者主要研究人们如何确定某种思想或惯例所蕴含的价值。在其中一项研究中，他们把参与者分成4个小组，分别告诉每个小组针灸存在的历史为250年、500年、1000年和2000年。结果显示，参与者被告知的历史越长，就越相信针灸是“一门很好的医术”，并且“应该用于缓解疼痛和治愈疾病”。参与者以为自己对针灸的益处进行了理性分析。但事实上，他们主要是因为针灸历史久远且被广泛接受才做出了这样的判断。如果参与者仅被告知针灸由来已久，但是不知道它是否有效，其吸引力会增长18%。有时我们自以为很擅长批判性思考，但事实是，人类普遍更喜欢根深蒂固的现状。
在另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分别告诉两组参与者某幅画创作于一个世纪前和5年前。结果显示，认为画有100年历史的参与者对画的评价更高，也更欣赏这幅画。还有一项研究表明，对于同一种审讯手段，如果参与调查的人被告知它是存在了40年之久的例行手段，而非近来才发明的，他们就更有可能支持对犯罪嫌疑人使用这种手段。
当我们对情况感到不满意时，我们会自行把现状合理化，这就是所谓的“心理真实”（psychological realness）。例如，从候选人赢得总统选举那一刻到他出席就职典礼那天，选民心理上会发生一种奇怪的转变。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克里斯汀·劳林（Kristin Laurin）博士在一项出色的纵向研究中发现，就连不喜欢也没有给这位总统投票的选民，对他的态度也会在他就职后变得越来越积极。“心理真实”的力量超越了选举结果。这件事想来也有些奇怪，劳林博士表示“正是这种真实感——认识到某件事已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促使人们将现实合理化”。“心理真实”的感觉和现状造成的不可避免的后果迫使我们放弃抵抗，转向新的应对方式：服从、合理化和合法化。
对传统智慧和习惯有所偏爱其实无伤大雅，尤其是和我们的生活没有太多直接联系的事物。但是我们内心的服从性是如此强大，以至于推动我们接受那些确实对我们有影响，甚至在压迫我们的制度。也就是说，即使我们所处的制度不那么合理，我们也会支持它。心理学这门学科自诞生以来，就一直致力于解释这种倾向存在的原因。纽约大学的约翰·约斯特（John Jost）教授和哈佛大学的马扎林·巴纳吉（Mahzarin Banaji）教授率先提出了制度正当化理论。据他们观察，当人们被所处的制度漠视或压迫时，内心会产生冲动。人们会千方百计地合理化并且保护伤害他们的社会制度。在同一制度中，弱势群体通常和享有特权的人一样（甚至更努力地）肯定这一制度的有效性。
正如诺丁汉大学的楚马·奥瓦马拉姆（Chuma Owuamalam）博士所说，拒绝一整个制度是件大事，哪怕对其中地位最低的人来说，这一步也过于冒险了。“面对一种社会制度，要么接受，要么拒绝。”楚马·奥瓦马拉姆写道，“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认为这种拒绝不现实，因为它意味着变革和混乱，比起接受引起的不和谐，拒绝可能会导致更严重的不确定性和威胁。因此，除非走投无路，拥有群体身份并且依赖群体利益的人绝不会拒绝现有制度，走向变革。”那些被现有制度伤害，却还在维护他的人，其实是想要相信他们处在一个让他们感到安全、有保障、有尊严的制度下。对制度的强烈依赖导致社会中的少数群体倾向于维护现状，接受那些压迫甚至伤害他们的准则、规范和规则。
20多年来，大量心理学研究证实了制度正当化理论，解释了我们为什么倾向于支持和拥护压迫我们的制度。事实证明，即使有更好的选择存在，仍然有大量理性和非理性冲动促使我们继续忠于长期存在的标准和惯例。言贵简洁，因此，我从文献中梳理出了几条经常促使我们服从的关键机制。
我们都希望把生活掌握在自己手里。我们想要掌控感，想要自行决定自己的行为，不想做被外界力量推来搡去的无名小卒。但是，自然灾害和其他危机让我们被迫承认自己生活在一个不可预测的、不稳定的世界。即使在“正常”生活中，也存在许多不受我们控制的因素。例如，在拥挤的航班上，当你旁边的乘客吃着难闻的生洋葱花生酱三明治并突然开始剧烈咳嗽时，你只能忍受。不可控的大自然、不遵守交通规则的司机、总是惹麻烦的邻居、你从前犯的错以及过去发生的所有事情，都不在你的控制范围。
失去控制感以后，我们往往会向生活中熟悉的人和事寻求安慰，因为他们给予我们一种稳定感和安全感。因此，即使受到了压迫，我们也很少会抵触现行制度。在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设置了一个对照实验，要求实验组参与者回忆一件不受自己控制的事，从而让他们暂时感觉丧失了控制力。对照组参与者则被要求想象未来一件不受控制的事，他们的控制感同样也被暂时剥夺。接着，研究人员评估了所有参与者的意愿，看他们是愿意为当前社会及其成就辩护，还是愿意指出当前社会存在缺陷且亟待改革。与对照组相比，实验组中暂时失去个人控制感的参与者更愿意维护当前社会及其成就。研究人员指出，实验组的维护意愿比对照组高出20%。
在追求合理制度的过程中，我们宁愿被伤害，也不愿陷入不确定性的泥沼。当我们感到无能为力时，我们不仅自己支持制定法律和规则的人，还会努力加入支持者群体，不与批评者为伍。我们努力坚定自己的基本信念，即世界正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因此我们不需要消灭权威，也不需要挑战现行制度。
2001年9月10日，美国民众对乔治·沃克·布什总统的工作满意度仅为51%，38%的受访者表示不赞成他的工作方式。随着“9·11”事件的发生，短短两周后，美国民众对小布什工作的支持率迅速上升至90%，达到了盖洛普公司自20世纪30年代记录该项数据以来的最高值。一直到两年后，一度居高不下的支持率才跌回原有水平。这说明不仅保守派进一步提高了对保守派总统小布什的支持，自由派也认可了与自己价值观相悖的政策。
当我们赖以生存的群体受到威胁时，我们的防御本能往往会被激发出来。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保护我们在乎的东西，尤其当攻击者是个外人时。没有什么比一个共同的宿敌更能有效地将人们凝聚在一起。我们敌视外来者，我们和群体其他成员遭遇了同一种不安，因此纷纷支持制度内的当权者。危难来临时，我们坚定地团结在制度之下进行反击，觉得自己在从事一项有价值的事业。我们开启了“骄傲的防御者”模式。要么接受，要么离开。
官方机构和组织经常刻意与占主导地位的强大信仰体系建立象征性联系，以此作为维持自身合法性的一种手段。他们心知肚明，被爱国热情冲昏头脑的人很容易忘记他们为之辩护的制度正是压迫和伤害他们的制度。制度受到威胁时，我们基于身份认同会为它挺身而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人类喜欢维持现状，甚至保护那些危及我们自身幸福的组织。
我们团结在现状背后，是因为我们所在的群体能够满足我们的基本需求，让我们感到被理解、被认可，也让我们感到自己是有能力的。因为我们认同这个群体，所以我们不必再一直关注自己：了解群体内上层成员的喜好，就可以帮助我们快速决定穿什么样的衣服，听哪种音乐，持有什么信仰，支持哪些政治家，等等。归属感给予我们慰藉，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需要时，我们的同伴会偏向我们而排斥外来者。
研究发现，为了感觉自己和权威人士有所关联，人们愿意付出高昂的物质代价。如果对国家及其力量有强烈的认同感，那么即使自身贫穷，缺乏教育，甚至住在犯罪猖獗的社区，人们也会投票支持有损自己利益的政策，他们把国家当成了自己身份认同的直接延伸，因此愿意放弃个人利益。因为他们对国家的依恋已经从另一个角度满足了他们，为他们提供了安稳感、安全感、归属感以及一种稳定的意义感。你提醒自己，这是属于你的国家，现在的日子已经比生活在其他国家要好得多。如果按预期发展，现在的这个制度将是人们能想象到的最好的制度，那么你当然可以暂时容忍其不好的那部分，将它视为制度中必然存在的阴暗面。
上述内容并不意味着被压迫的人心甘情愿成为制度的一分子。他们当然不情愿。对女性而言，她们其实也很难接受商业领域的现状至今仍然是高层职位被男性垄断，男性在领导继任计划中也占据优势。但是，尽管存在这些不公平现象，但追求理想的世界更可能会遭遇失败，与其让这种追求把当下的生活变得更加复杂，还不如选择接受现实，尽力而为。
当人们被迫处于某种社会制度中无法脱离时，常常都会对其表达感激和喜爱，保护自己现有的利益而忘掉痛苦。在加拿大的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告诉参与者，政府正在收紧移民政策，因此他们以后不能再出国了。在他们对这一政策确信无疑后，研究人员让他们重新思考加拿大地方性的性别歧视问题。这些参与者最终把性别歧视归因于男性和女性之间的生理差别，而不是一种制度问题。意识到不能离开加拿大后，对于同一种不公平现象，他们的态度从批评转向了试图将其合理化。另一项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在该研究中，研究人员告诉一部分受访的大学生他们很难再有机会转到别的学校。然后，当参与者遇到一个对学校管理提出批评和建议的学生组织时，相信自己不能转学的学生兴致索然，也不太愿意提供帮助；相信自己随时能转学的学生则对该组织表现出强烈的支持。
限制人们的行动并不会促使人们更深刻地反思压迫他们的权威和制度。恰恰相反，他们会自发拥护生活中掌握权力的高层决策者，维护他们的合法性。更糟糕的是，那些不愿意承认现行制度存在问题的人还会敌视站出来批判制度的人。当我们认为现有的社会制度存在问题而且不会改变，我们又恰好处于等级中较低的位置，没有什么权力和影响力时，我们就会对现状产生偏好。可笑的是，我们总是支持那些延续当前不平等状况的政策，无论我们面对的是社会中人们经济地位不平等这种大事，还是无法从失败的友情或爱情中脱身这种小事。
希望就是力量。一个屡次在课堂上遭到歧视的保守派学生会选择在下个学期继续申请入学，只要他看到了进步的迹象，例如保守派俱乐部的成立，或者校报发表声明，宣称将公平报道自由派和保守派的观点。派驻海外的下级士兵如果知道战争总有一天会结束，就会避免在道德上质疑上级的命令。如果我们相信困境是暂时的，当下的不利正逐渐消失，我们就可以忍受糟糕的制度，等待时机到来。
满怀希望时，我们不仅能够忍受现行的制度，还会接受它，捍卫它，使其合理化，并且保护它不受侵犯。相关实验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大学生在得知自己学校的声誉受到严重影响后，不会选择转学，也不会写专栏文章抨击学校。只要他们坚信学校的声誉以后会恢复，自己的学位价值不受影响，他们就会对学校保持高度的信任和热爱。
仔细一想，能够坚定走好脚下的路，同时对未来怀有美好的希望，其实是一种可贵的品质。受到制度压迫但仍满怀希望去维护制度的人拥有真正的毅力，而毅力比好奇心和高智商更能准确预测一个人能否在教育、经济和事业上取得成功。但是，也不要过度赞美我们对伤害我们的制度的忍耐力。
告诉我，以下七条描述哪些最适合你？
（1）我一直觉得我能把生活变成我想要的样子。
（2）我一旦决定去做某件事情，就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3）事情发展不如意时，我会加倍努力。
（4）我会想方设法完成我需要做的事，即使过程很艰难。
（5）即使困难重重，我也不曾放弃目标。
（6）我不会让个人情绪妨碍工作。
（7）辛勤工作使我在生活中获得成功。
你可能会因为自己符合上述描述而沾沾自喜，认为自己是个有毅力的人。但事实上，这几条描述的核心并非毅力，而是一种“约翰·亨利效应”（John Henryism）。约翰·亨利效应是谢尔曼·詹姆斯（Sherman James）博士提出的一个概念，用以描述处于劣势地位的少数群体的一种心理倾向，即他们为了获得短期成功会过分努力工作，不顾因此造成的长期健康问题。传说中，约翰·亨利曾是方圆百里最强壮的人。在一次开凿隧道时，他奋力和一台自动气钻机比赛，奇迹般获得了成功，但最终力竭身亡。约翰·亨利展现了超乎常人的专注。他以坚定的毅力和不屈的活力，突破心理和身体极限，完成了自己的短期目标。同时，他的故事也启示我们，当你身处一个不健全的制度中时，你在为了获得社会认可和成功而尽力工作的同时，也会付出相应的代价。
研究人员对3126名20多岁的年轻人进行了长达25年的跟踪调查。他们发现，同约翰·亨利一样，表现出惊人毅力的人身体健康状况比较差。例如，血压更高，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也更高。25年后，他们的身体仍然备受折磨。例如神经反应速度缓慢，记忆衰退，执行功能低下（注意力不集中，缺乏计划性和思维灵活性）。这种因在困境中拼命坚持而产生的身体和心理伤害在弱势群体中更加常见。他们被告知只要埋头苦干，未来一定会收到回报。诚然，“希望”自有其好处。但是我们也不要忘了，在我们相信压迫总有一天会消失，未来一定会更美好的同时，我们可能也会付出一定的代价。
本书明明是一本礼赞不服从的书，却花大量篇幅向读者解释为什么受压迫者会自愿服从不公平的、有缺陷的制度，这似乎有些奇怪。我是在责怪受害者不够理智吗？当然不是！我只是试图详述其心理现实。作为弱势群体的一员，如果你在心理上感到无助，那么维护压迫性的社会安排就是有道理的。当危险近在眼前，当你发现逃离群体不切实际，当你相信别人承诺的美好未来时，你就很难去为理想的未来而奋斗。正如我们所见，面对不确定性，我们所有人都倾向于依赖传统智慧。
无论是独树一帜，提出异议，还是背离传统的思维方式，都需要勇气。当成为别人敌视和排斥的对象时，融入群体给了我们一个在焦虑中喘息的机会。当你遭到制度的区别对待时，你想要的也许只是一个逃避现实的机会。但是，对制度忠心耿耿未必有好结果，因为它会通过消弭差别来牺牲你的长期幸福。
让我们更加警惕自己盲目的服从倾向，敞开心扉，期待变革的出现。本书不仅为我们之中的不服从者——那些找到了值得为之奋斗的使命的人——提供心理建议，也写给那些不太可能会反抗，但是仍然在追求美好生活的人。我们将看到，不服从者可以通过自己的行为变化鼓励更多人加入自己的阵营。我们其余人也可以采取策略，从不服从者身上和他们勇敢的行为中获得启迪。但是到达这一步之前，我们必须做好充足的准备。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为讨人喜欢而做的傻事，也必须理解推动和影响我们行为的关键心理机制。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原则性不服从的必要性，讨论不服从的原因。
1.指明不作为的代价。成年人即使不喜欢家里的肥皂、酸奶和有线电视供应商，也很少会更换其他品牌。无党派选民在选举中通常会把票投给现任领导人。面对不喜欢的商品、服务和决定，不作为让我们的生活被负面事件主宰，浪费了更合理、更有意义的选项。下次当你试图说服别人接受你的想法或方法时，记得提醒他们，面对问题却无所作为将破坏他们自己的幸福。
2.牢记本章介绍的四个心理“助推器”。了解促使我们自愿服从的心理机制，能够帮助我们抵御想要服从的欲望。面对现实中的弊病，促使我们服从并将其合法化的是四个因素：个体缺乏控制力、制度受到质疑、个体对制度的依赖和个体怀有向上层社会流动的希望。
3.承认你对现状的偏好。服从于根深蒂固、广为接受的惯例或信仰是人类的天性。我们中潜在的不服从者必须承认这一现实，才能与之对抗，最终战胜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