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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在公元前2700年前后就形成了栽培谷子、黍子等杂粮的农业社会。黄河中游地区年降水量不大，但即使不用灌溉，这一地区的杂粮也能获得一定的收成。农业的经营规模通常都不大，人口规模较小的“邑”成为社会治理的主体，氏族成为基本的社会组织形式。冈本隆司（1965— ）编著的《中国经济史》一书指出，在中国，“从远古直到春秋时代，农业生产的方法一直都是这样的，在耕种了数年之后，杂草繁茂的耕地就被放弃休养生息，到别的土地种植，再过数年，又回到此前被放弃的土地耕种，也就是所谓的休耕。并且，从农业生产作业来看，形成了超越家庭范围的协作关系，并不是各个家庭排他性地占有耕地，而是由血缘关系、地缘关系结成的集体共同占有土地”。
也就是说，粮食作物的耕种是以自营（并非用来销售）为原则，在自然条件良好的地方分散生产。与灌溉成为农业生产前提的西亚不同，黄河中游地区出现了大规模农业地带。
但是，粮食不足问题仍成为纷争不断发生的主要原因。宗族之间会爆发冲突。
最初，统一、控制了黄河中游地区的商（约公元前1600—前11世纪）的国王推行神权政治。在当时的神话中，共有十个太阳，由这些太阳每天轮替照耀天地，每十天轮一遍。后来将十天称为一旬，作为计算生活时间的单位。商王自称是太阳神的子孙，通过灼烧兽骨和龟甲来判断下一旬的吉凶（占卜），并利用占卜的结果引导社会生产。为了便于别人看到这些占卜的结果，便将这些通过占卜得到的信息刻在龟甲兽骨上，形成了甲骨文。
在商代就已经出现了广域的市场（商业网络），贝壳（龟甲宝螺，又称绶贝）以及土耳其石（绿松石）都曾被当作货币使用。甲骨文中，与“经济”相关的大量文字都带有“贝”，这就是贝壳曾被作为货币使用的强有力的证明。
当时，农民与牧民的关系也比较和谐，一些带有褒义的字中，都暗含着牧民的“羊”。
即使是在黄河中游地区，也经常出现物品短缺的状况，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就有如下记述，“商不出则三宝绝”（如果不让商人开展贸易，粮食、器物、财富就会断绝）；“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有千金的人，其财富可以比得上拥有一座都城的君主；有巨万家财的人，便能同国君一样享乐）。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商人的实力已经非常雄厚。
黄河中游地区与牧民居住的蒙古高原之间没有高山、大河等的阻碍，牧民反复发动大规模的南侵。在宗族之间也出现了旷日持久的战争，以成为“霸主”的部族为核心建立起中央集权的王朝。在此基础上，帝国便得以形成。古代中国幅员辽阔，粮食产区比较分散，故为争夺土地和粮食常年发生战争。
公元前11世纪，来自西部的周依靠武力推翻了商。此后，强有力的宗族凭借军事力量将各个邑统一在一起，中国社会的基本形态由此确立。周通过分封制度（由自己的近系旁系宗族统治各邑）统治着广阔区域。但是，随着铁制农具的普及、用牛耕种的推广等，黄河中游领域的周边地区不断得到开发，新的宗族崛起，周的统治土崩瓦解。
公元前8世纪，周处于风雨飘摇的状态，各宗族之间争夺霸权的战争愈演愈烈。历史便进入长达550年的春秋战国时代（公元前770—前221），在这期间，各势力强大的宗族之间战争不断。
到了春秋时代的末期，各诸侯纷纷为促进农业发展而兴修水利，推行大规模灌溉。为了养活数量庞大的军队，不得不通过征调徭役（强制农民劳动）兴修水利工程，来提高粮食产量。
各地实力雄厚的诸侯不断扩大自己的统治区域，从依靠战车作战转为以数量庞大的步兵为主的攻城战。战争需要庞大的军费开支，有两类人变得活跃起来，一是对各地民众实行统治的官员，二是参与筹集战争经费的商人。西汉历史学家司马迁（公元前145—前87）编写的《史记》就分设了“酷吏列传”和“货殖列传”。前者收集了利用各种严酷手段管束民众的官吏的传记；后者收集了著名商人的传记。
到了战国时代（公元前475—前221），秦、楚、赵三国的人口均接近500万人，齐、燕、韩、魏四国的人口规模均处于200万至300万人之间，这7个国家各自拥有数十万甚至百万的步兵，互相之间展开激烈的厮杀。在粮食产地分布很广的中国，人口集中的地方就成为各地的核心，在当时的中国同时存在着众多以宗族为主体建立的王朝。
王朝是各宗族依靠军事力量建立起来并统治广大区域的政治架构。在中国，由于粮食作物的产地非常分散，商人的“无形王国”尚未成熟，宗族凭借军事力量以天下为舞台争来抢去。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天命”观念。
“天命”观念表明，统治宇宙、大地、万物的天帝（天神），将统治天下的神圣使命（天命）委托给最具德行的人（天子）。天命是指让某个特定的宗族的首领担任天子是天帝的意志。天子被天帝允许与他的宗族一起统治大众。这样一来，实现天下大一统的帝国便成立了。历代的帝王都把朝贡看作非常重要的事务。
难以忍耐严酷统治的民众发动起义推翻王朝，被解释为天帝的意志发生了改变，借助农民起义实现了权力转移，表示“天子的姓（宗族）改了”的意思。由孟子形成体系的政治思想，再由南宋的朱熹（朱子）固定下来。
古代中国与西亚地区根本的差别，就在于中国不像西亚那样依赖大面积的“灌溉”，而是以宗族为核心。依靠增强军事力量扩大地盘对于宗族来说是最简单易行的办法。
在古代中国，粮食作物的产地并不集中在某个特定的区域，所以，古代中国商人的社会地位与西亚大不相同。王朝没有必要把心思花在构建“粮食作物的循环”上面。因此，由军队和官员引发的王朝的兴亡不断上演。
周衰退之后，长达550年的春秋战国时代（公元前770—前221）是战争频发的时代，春秋时代基本上每两年爆发一次战争，战国时代则每年爆发一次战争。
春秋时代掌管财政的官员之一是齐国的宰相管仲（约公元前723—前645）。管仲从出生到青年时期生活很贫困，后来，好友鲍叔牙发现了他的才华。在鲍叔牙的极力举荐之下，管仲当上齐国的宰相。二人的友情就是闻名后世的“管鲍之交”（并非建立在利益之上，而是建立在彼此信任基础上的深厚的友情）。
距今约2600年前，管仲就阐述了通货紧缩（俭）与通货膨胀（侈）给社会造成的重大影响，《管子》中明确指出了货币与经济的关系：“俭则伤事，侈则伤货。俭则金贱，金贱则事不成，故伤事；侈则金贵，金贵则货贱，故伤货。”也就是说，通货紧缩状态下生产会停滞；通货膨胀状态下财产的价值会遭到损毁。通货紧缩状态下货币升值，导致生产无法走上正轨；通货膨胀状态下货币贬值，商品变得便宜，导致流通受阻。
具有经济眼光的管仲通过调节“刀币”发行量巧妙地调控经济运行，促进了齐国的强大。
到了战国时代，战争的规模明显扩大，常常爆发大规模的战争，每次参战的军队人数多达数万乃至数十万人。战争也由贵族之间的交战转变为以平民为中心的交战。为了筹集更多的军费，铁制农具、牛耕得到普遍推广，耕地得到大规模开垦。
日语中的“経済”一词，就是源自汉语的“经世济民”。在明治维新时期，福泽谕吉（日本的启蒙思想家、教育家，1835—1901）也有可能是西周（日本的哲学家、启蒙思想家，1829—1897）在翻译英文书籍时将economy翻译成了“経済”。
公元前221年，秦一统天下。秦王嬴政成为始皇帝（在位时间为公元前221—前210），奠定了古代中国的基础。但是，围绕霸权展开的战争要耗费巨额军费，需要借助大商人的力量筹集。在战争已经常态化时期，一些帮助王朝筹措军需物资的商人大发横财。
出身商人世家的吕不韦（？—前235）拥有非同常人的眼光，当他得知有一位秦国公子因沦为赵国的人质而终日郁郁寡欢的时候，他敏锐地意识到，“奇货可居”（不能错过良机，必须好好利用），并决意对这位公子重金扶持。后来，这位公子成为秦庄襄王，庄襄王的儿子嬴政统一了全国成为始皇帝，吕不韦也身居宰相的高位，权倾朝野。但是好景不长，秦始皇鉴于吕不韦与诸侯宾客来往频繁，恐生变乱，将吕不韦流放到蜀地，最后，吕不韦饮鸩而死。吕不韦的故事虽然只是个例，但是，在大规模战争频发时期，商人与官员合谋操纵王朝在当时确属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