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

西蒙研究并亲自例证了20世纪各专业的兴起和转型。在西蒙出生前的几十年间，随着一大批新专业出现并加入传统的法律、医学、军事和神学的行列中，专业领域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涌现的专业人士在大型组织中找到了位置，这些组织在19世纪末的社会风景中巍然耸立。这些专业人士出现在现代商业企业中，服务于铁路、大型的工业企业、投资银行以及咨询行业，在这些领域，大量的法人实体涌现出来。他们进入新的监管机构和独立委员会中，这些组织在所有层级的政府中大量涌现，从城市规划委员会到州健康理事会，然后是联邦机构，诸如州际商务委员会和食品与药品管理局。在新建成的研究型大学，以及由政府划拨土地的农业和技术类学校，这些人在报告厅内侃侃而谈；此外，他们还接管了中小学。专业人士为刚刚开始对“真理”和“客观性”产生兴趣的新闻行业撰写专栏文章和社论，还形成了整编后的军队的军官团。会计、工程师、调度员、规划师、市场研究员、经济学家、记者、化学家、物理学家、心理学家：到处都在寻找理性、效率和客观性，到处都在尝试建立“最优系统”。 ²⁶

新的专业人士跟从前的那些一样，依据他们对某个知识体系的掌握，以及他们把该知识应用在现实世界中某些具体情况的能力，宣示自己的重要性。（因此，在专业人士的培训中，“习题集”成了标配。）尽管受到传统职业习惯的影响，他们的教育在很多方面都与之前的有所不同。首先，现在“最好”的知识是关于自然科学的抽象知识，这与通过实践经验、天启或古典文献研究得来的知识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其次，新的专业人士都是由某所大学的专业学院培养出来的，而不是出自学徒制。这两者结合起来，就产生出对原创研究的重视，使原创研究成为职业生涯的一个重要部分。

19世纪末20世纪初，甚至传统专业也经历了从“作坊”到“学校”的职业文化转变：我们见证了医学行业转向实验室科学，法律培训朝标准化和学术化发展，还见证了军事教育和组织的转型。 ²⁷ 新的学校文化的兴起，在那些最古老的专业里同样发生了，比如神学，随着对牧师教育要求的不断强化，对适应科学进步的追寻，以及对科学化的圣经学术研究的追求，引进学校教育就顺理成章了。当然，对于很多神职人员来说，接受学校教育已经是一个悠久的传统，但是在19世纪的美国，各教派内部和教派之间的神职教育水平差异很大。例如，尽管公理会、一位论派以及圣公会的牧师一般都受到过很高的教育，但是，在世纪之交之前，他们的培训也不是系统性的，至于很多南方浸信会牧师，一直到20世纪，他们的任职资格主要还是靠狂热的个人信仰来获得，而不是通过书本知识的学习。在世纪之交之前，甚至在最主要的大型组织天主教会里，牧师的培训情况也是天差地别。 ²⁸

或许最值得注意的是，新专业人士对职业生涯秉持了更加世俗的态度，而这正是西蒙和他父亲所共有的态度。这种“世俗化趋势”恰恰是专业人士与社会的关系变化的核心，也是专业人士个人动机变化的核心，比如西蒙。正如多萝西·罗斯在她写的G.史丹利·霍尔（G. Stanley Hall）的传记《作为先知的心理学家》（ The Psychologist as Prophet ）中所展示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出现的世俗专业人士拥有与他们（真正的）福音传播先驱一样的创世激情；唯一的区别是，重新改造人类和社会的动力来自对科学的信念，而不是经文，来自推理，而不是天启。 ²⁹

这种科学和理性的世俗福音，激发起了很多人宗教信念般的深沉激情。科学的庄严能够带来像圣山上的清教徒之城那样强大的梦想。对于西蒙来说，解开人类行为的难题，不仅是一种快乐，也是值得他付出毕生努力的天职。

为紧跟宗教热情向科学激情转化的步伐，到20世纪初，职业文化更多地在社会层面而非精神概念上靠拢基督教。也就是说，它是以一套共同的伦理和社会价值，而不是一套共同的宗教信仰为特征的。这一套价值观很难被准确地表述出来，但我们可以通过观察他们是否重视客观性、秩序、理性和公共服务，是否看重追求知识、进步和自我克制，将世俗专业人士识别出来。一般认为（无须赘言），认同这些价值观的人应该就是中上层的新教男性教徒。专业领域不是一个犹太人、无神论者或者女人都没有，但是他们很稀少，而且还不太受欢迎。

正如戴维·霍林格（David Hollinger）所写，20世纪30年代逃难知识分子的大量涌入，第二代和第三代美国犹太人对更高水平教育的迫切要求，以及专业界对纳粹反犹主义的恐怖手段的普遍反应，这三个因素在20世纪中期相互交织，让专业界那些跟他们具有相同价值观但没有血统关系的人更加宽容。 ³⁰ 西蒙就属于赢得机会进入专业界和学术界的第一代犹太人后代。他跟那一代的很多人一样，拥有一套能够与各行业的贵族领袖相融合的积极的世俗价值体系。

尽管西蒙是一位异常精于算计的人，一个通常连是否发火都要提前想好的人，但他对这套价值观的坚持却不是一时的。他世俗的、科学的价值观在他的年龄尚不足以做出深思熟虑的事业决策时，就已经形成了。例如，上中学期间，西蒙给《密尔沃基日报》的编辑写了一封信，为无神论者的公民自由辩护；高中时，他“很肯定”自己是“宗教意义上的无神论者”，这个信念从来没有动摇过。 ³¹ 西蒙后来加入了一位论派教会（1949年），但只是在他“成功”之后，此时他的宗教归属对他的同事影响越来越小。（战后一位论派在很多问题上对传统的天主教构不成太大威胁。）

或许，西蒙对宗教看法可以从他给一位成为多明我会修士的老朋友的回信中很好地看出来。尽管写这封信的时候，他早已不是孩子，但这是西蒙文选中最早的一篇文献，而且代表了西蒙个性中坚持不懈的一面。他的朋友在信中说，科学无法回答那些重要的问题，只有信仰能够做到。西蒙回复道：

这封信揭示出了西蒙世俗观念的核心：信仰和理性是对立的，而理性比信仰更受推崇；信仰和意识形态都是不情愿提出艰难问题以及做出艰难选择的非理性产物；个人的道德选择是人格的核心内容。这些都是一位世俗福音传播者，一位面向“意志坚强者”的传道士的信条。

西蒙坚信的这些信条并没有那么单纯。虽然西蒙相信个人选择的重要性，但是他也相信个人的思想和行动会受到外部世界的影响。在认同理性的力量的同时，他也清楚人类的理性存在着严重的局限。

个人意志与外部力量之间，以及理性及其限制之间的张力，在西蒙的工作中一次又一次地浮现。比如说，他对决策和因果关系的持续兴趣，很大程度上源于对这个古老问题的关切，因为西蒙常常在想，如果行动是由自身以外的某种东西引起的，它们又怎么会是自由的呢：

西蒙对他的种族（相对于宗教），也就是他的犹太血统的回应也存在矛盾。他在自传中给自己作为犹太人的那部分内容仅仅留出了一页纸的篇幅，大致与他留给发现自己是色盲的那部分内容篇幅相当。（这两部分内容都是作为“与众不同”的例子而提出的。）然而，西蒙在美国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问题上是一个激进的鹰派，而且一直到战争结束20年之后，他都还对“访问德国感到不自在”。 ³⁴

更为激烈的内容要数他在生命的晚期时写下的一篇短文，题为“作为一个犹太人对我意味着什么”（What It Means to Me to Be Jewish）。在这篇为一本名为《犹太人：有什么不同吗？》（ Jewish: Does It Make a Difference? ）的书所撰写的文章里，西蒙提出了种族认同的模糊概念及其危险性。他发现，因为犹太传统是母系制的，因此按犹太传统他不算是犹太人。然而，按照反犹主义的标准，他又完全满足犹太人的条件。他也声明，尽管他相信自己是而且只是一个种族——人类这个种族的成员，他仍然为“我们在分治的时候鞭挞阿拉伯人” ³⁵ 而感到无尽的骄傲。他承认，这种骄傲是所有人类具有有限理性的又一个例子，是我们的本性中必须弄清楚的一部分，以便让它成为创造性的，而不是毁灭性的因素。

阿图尔·西蒙留给儿子的最后一份遗产，是所有父母都会想要留给孩子的：钦佩父母的正直。西蒙在很多方面都非常钦佩父亲，但是在所有他希望能够传承的事情中，他选择了父亲“坚定不移的忠诚”作为最重要的品质。 ³⁶ 他好像也做到了：阅读西蒙书信时会获得这样的印象，他真是一个诚实的人，极度地诚实。尽管他可以魅力四射而且八面玲珑，需要时也会争口角之强，但是，西蒙不会说一套做一套，自己不应得的荣誉他也不会争。正如在与艾伦·纽厄尔的合作过程中，西蒙总是竭力强调他的合作者的贡献。比如，他坚称，他与纽厄尔合写的论文在署名时系按两人姓名的字母顺序排列，以避免大家错误地把他当作合作项目的第一作者。 ³⁷ 类似地，尽管西蒙对冲突和论战并不陌生，事实上，他经常就是挑事者，但出拳绝大部分都打在腹部以上。他的对手常常会觉得他出手太重，而且大多超出了必要的程度（西蒙会陷入“精彩的暴虐”中，这是他很喜欢的状态），但是他打得公正，而且当对方还手过来的时候他总是很高兴。 ³⁸ 用体育用语说，他应该算是一位“很难对付”而且“四肢发达”的对手，但不会出“损招”。 MDm55sEVGvfNIoMFEVz82XD8VI3ur6fyb+1yVx79b/3SHlz2yhaqTY0zunNYQ8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