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风格的家庭价值观

1916年6月15日，赫尔伯特·亚历山大·西蒙出生于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母亲是艾德娜·西蒙（Edna Simon），父亲是阿图尔·西蒙（Arthur Simon）。艾德娜和阿图尔两人都是德国后裔。艾德娜·西蒙（娘家姓默克尔，Merkel）是德国移民的孙女，他们是为躲避1848年革命失败后引起的骚乱和暴动逃到美国的。阿图尔·西蒙在从达姆施塔特技术学院毕业，并获得电气工程学位后不久，于1903年来到美国。艾德娜·西蒙的家族背景多元，令人称奇：西蒙在他的自传里列出了3位曾祖父的宗教信仰，一位是犹太教徒，一位是基督教路德派，一位是天主教徒。阿图尔·西蒙是犹太教徒；西蒙猜测，他可能是由于世纪之交德国反犹太主义运动的兴起而移民的，这样说的一个依据是，他父亲在1899年曾经提出与同学决斗，据推测可能是在辩论“德雷福斯事件 ” ¹² 时引发的。

尽管在职业态度和个人习惯方面彻底地德国化，但是阿图尔·西蒙对德国既没有念念不忘，也没有深仇大恨。我们找不到有关艾德娜·西蒙对待自己传统态度的任何记录，但有人认为，她对自己祖先的家园也有类似的好感，但没有敬畏。不管怎么说，她确实嫁给了一个德国口音很重的人，而且选择住在密尔沃基市，这或许是莱茵河以西最具德国风格的城市。

除了父亲和母亲，西蒙的亲属还包括哥哥克拉伦斯（Clarence，“总是护着我”，他后来做了律师，西蒙在自传里提到他的地方不超过三处），舅舅哈罗德·默克尔（Harold Merkel，在威斯康星州跟随约翰·康芒斯学习经济，30岁时英年早逝，把他的书籍和进入美国大学优等生协会phi beta kappa的钥匙留给了年轻的西蒙）以及默克尔外婆。默克尔外婆是西蒙家里某些摩擦的导火索，尤其是在西蒙的外公死后她搬来女儿一家一起生活之后。 ¹³ （显然，她挑起了艾德娜与阿图尔之间无数次的口角。）

西蒙笔下的母亲是温暖而慈爱的，但是“神经质不止一点点”。 ¹⁴ 母亲在这本传记里只扮演了一个很小的角色，随着西蒙告别了童年，书中就基本就没有了她的踪影。很难弄清楚这种无足轻重是事实如此，还是他回忆往事时有意为之，但很明显的一点是，成年的西蒙很热切地寻找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与父亲的生活和工作之间的联系，而不是与母亲的。事实上，西蒙很为自己的父亲骄傲，渴望与他在知识上建立起某种联系，这一点在《我生命的模型》一书中几乎随处可见。在书中的一个段落里，西蒙写道：“我渐渐明白，我穿越职业迷宫时选择的路径把我带回到父辈的召唤中，不仅因为我选择到一家工程学校任教。作为控制装置的设计人员，我父亲曾经是反馈装置研发的一个重要的贡献者。现在（1948年），我开始考虑把反馈理论作为为经济系统和组织机构动态行为建模的工具。” ¹⁵ 西蒙强调，这个发现让他“深受感动”，而且内心充满了“狂喜”。尽管这些说法告诉我们的，可能更多的是西蒙在后来的生活中的期盼，而不是他父亲实际的精神影响，但它们与很多其他证据可以相互印证：西蒙一直是一位对机器（尤其是大脑这种最奇妙的机器）工作的基本原理充满兴趣的“口头工程师”。 ¹⁶

阿图尔·西蒙的职业生涯大部分在密尔沃基市的卡特拉汉莫制造公司（Cutler-Hammer Manufacturing Company）度过。尽管后来他又获得了专利法律师的执业资格，但他主要还是把自己看成工程师。他精通自己的专业，而且以（查尔斯·斯泰因梅兹 、奥利弗·赫维赛德 那样）真正的专业人士应当具备的知识热情投身于工作，寻求掌握电气工程实践背后的理论。然而，他似乎没有遵循工程师典型的晋升路径——离开机械工程岗位进入管理层。 ¹⁷ 结果就是，他根本没有给自己积攒下财富。因此，西蒙一家属于职业中产阶级，但跟富有沾不上边。

阿图尔·西蒙在社会上和学识上都恪守德国人的职业理想，也就是说，他接受的教育是通识的，因而他不仅仅是一名专业人士；他在社区事务上很积极，但是既无党派也没有意识形态；他拥有强烈的世俗世界观；他生活在一个以男人为主的世界。比如，作为密尔沃基市职业男士协会的成员，他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很活跃，但对种族或者宗教性的社会组织没有兴趣，也没人邀请他参加名人堂这样的精英社团。他的朋友大多是其他领域的专业人士，一般都有德国血统，他们会一起讨论商业、政治以及知识问题。在晚餐桌旁（当男孩子都足够大的时候），或者相聚的时候，总会出现男人间的对话和女人间的对话，它们通常发生在两个完全独立的世界里。 ¹⁸

西蒙继承了他父亲很多态度和价值观。比如，他在专业领域里极度活跃，还投入很多时间到公共服务里。类似地，西蒙对种族、宗教或者意识形态性质的群体总是非常警惕。事实上，人们可以把他大部分的工作说成某种形式的反狭隘斗争，意图揭示为什么尽管这种组织诱发非理性行为，但是还会有人加入。在描述祖母的时候，西蒙用一段旁白写道，她是位“慈祥而宽厚的女人，根本不信宗教”，跟他那位总是惹是生非的外祖母默克尔完全不一样。 ¹⁹

西蒙寻求获得他父亲那样的通识学习，同时接受高层次的教育，时刻准备着展示他在历史、哲学或者外语方面的造诣。比如，他声称自己有足够的能力阅读20种语言。（我自己没有能力测试他，但是我看到了至少7种语言的证据，因而，也没有理由怀疑其他的语言。）他认为，所有大学老师都应有能力上任意一门学科的入门课，他自己当然能够做得到。基于类似的思路，我和他在某次谈话中提及专家在社会中的作用时，他旋即证明，关于这个问题的历史争论，从柏拉图到当下，他早已烂熟于心。 ²⁰ 西蒙也很为自己的数学素养而骄傲：在一次采访过程中，我无意中提到他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一些数学论文，在原创性方面，其中所使用的数学不如对这些数学的应用时，他很肯定地告诉我：“这（数学）是前沿的东西。我在研究的过程中对它做了很多补充。” ²¹ 最后，尽管西蒙老是说工作“很好玩”，但在面对工作时却认真地全身心投入，把专业看作永恒的天职：在职业生涯的盛年，西蒙每周工作80～100个小时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从父亲到儿子，时代发生的一项变化就是：职业生涯已不再是男性专属的了。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西蒙所属的工作领域几乎是男性的天下，家庭里的劳动分工也很传统，但是他对女人有能力从事高智商工作这一点却没有丝毫的怀疑。比如，西蒙的妻子多萝西就是他于20世纪30年代在芝加哥大学学习政治学的研究生同学（她获得了硕士学位），他对她智慧的尊重显然与对她微笑的喜爱同样多，他也同她合作写作了多篇论文。在他的传记中，西蒙指出（悲哀的语气不只有一点点），他父亲可能从来没有把妻子看作潜在的知识伴侣，而这是他在婚姻里明显满意的一个方面。类似地，自女性进入认知科学领域伊始，西蒙就接收她们作为研究生，我采访过的几位都异口同声地说，他是一位优秀的教师和导师，一个无疑对她们不抱任何偏见的人。

类似地，尽管他的科学确实有性别倾向，但他却没有性别歧视的观念。实际上，以21世纪初的观点看，西蒙最令人吃惊的事情之一，就是他的语言总是相当地中性，甚至在私人通信中也是如此。把他的语言与同时代的心理学（更别说精神病学）领域的大多数人的语言相比较，这种中立性尤其令人难忘。 ²² 如果他拿“人”（man）这个词来做主语，那是因为他认为，男人和女人的大脑都是按照同样的普遍机制运行的。对于他来说，只有在男女差异能够说明更大的共性时，这种差异才具有科学上的意义。简言之，他是那一代自由主义者的典型代表，对20世纪60年代末需要一场女权运动感到吃惊，但是，只要运动关注的是机会的均等而不是结果的平等，他们对这场运动就会持友善的态度。

或许，阿图尔·西蒙留给儿子的重要遗产，是他对待个人身份的态度，以及他“坚定不移的忠诚”。对于阿图尔·西蒙来说，定义某一个人，靠的是他为生活做了什么，而不是他的出身或者信仰。一个人的身份，来源于他在某个专业群体里的成员资格以及与家人和亲密朋友之间的关系，而非他的人种、宗教或政治派别。尽管他们家是犹太人，但他还是允许自己的几个儿子跟朋友们一道，去上当地的公理会星期日学校；尽管是德国人，但是他在家里讲英语，并且“百分之二百”地鄙视所有民族主义者中的极端民族主义者，这种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在两次世界大战之时日渐得势。 ²³ 类似地，在西蒙的家里，“黑人是黑种人，而不是‘黑鬼’，意大利人就是意大利人，而不是‘大胡蜂’，而波兰人就是波兰人，而不是‘波兰佬。’” ²⁴

西蒙很认同父亲的这些观点，他在1994年写道：“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对任何种族所宣称的民族优越性都怀有深深的不信任，既包括我自己的民族也包括其他民族……在我梦想中的未来，没有任何‘上帝选民’的位置。” ²⁵ 跟他父亲一样，西蒙把民族主义和种族中心主义与一种尤为血腥的非理性标志（纳粹主义）联系在一起，而且他对职业生涯的看法也是很世俗的。他甚至还把大大小小的民族主义以及职业生涯，当成自己很多研究课题的重点。他的首批著作，无论是《管理行为》（ Administrative Behavior ）、《公共管理》（ Public Administration ）还是《组织学》（ Organizations ），探讨的都是组织认同和职业培训在构建身份和影响观念时的作用。 xCMkI7T8nY6TQpdNG2DJw0EvidOLgHa+Oh9QlPXO9nFbKjH/kzydmR5nr1zgFsb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