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互依存

19世纪80年代起，社会科学都认同这样一种信念：现代社会以专业化的、相互依存的、复杂的组织为特征。这些特质在世纪之交雄霸于经济版图上的那些巨型工业企业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这些企业的特点是异乎寻常的劳动分工。一个又一个的社会分析师欣喜若狂地写下亚当·斯密根本无法想象的极度的专业化，详细描述了协调这些专业化的工人服务于一个共同目的的那些天才的方法，他们表达出了一种焦虑：现代人对大量互不相识的人的行为的依赖有多严重。 ⁹⁴

从他们对这些大规模社会组织的研究中，很多社会学家得出结论：他们不能再用个人作用来解释社会事件了。原因不能去个人意愿中找，而要去群体利益、社会制度的影响、大众行为或者宇宙自然法则的运行中找。正如托马斯·哈斯克尔（Thomas Haskell）在《专业社会学的出现》（ The Emergence of Professional Social Science ）一书中所认为的，由于环境移到了解释的“台前”，起因“退居幕后”了。这种趋势的最好例子或许是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Beard）激进的《宪法的经济学解读》（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在这本书中，美国民主建国的奠基性文件被证明为经济利益集团之间争斗的产物，而不是代表们灵光一现的智慧的产物。 ⁹⁵

对于芝加哥学派的领军人物来说，起因也已退居幕后，但是在理解形成个人行为的外部力量方面，他们不同于那些前辈。例如，梅里亚姆和拉斯韦尔把社会心理学而不是经济利益作为他们的解释媒介。这种向心理学的转向，与20世纪10年代至30年代心理学更普遍的崛起是一致的。心理学在当时是一门很霸道的学科，有着成为基础社会科学的野心。 ⁹⁶ 在G.史丹利·霍尔和约翰·B.华生这些心理学先知的梦想里，心理学要为所有人类行为分析提供基础数据和理论架构。它能够为行为的控制提供必要的工具，所以可以带来全方位的根本性的社会改革。

然而，这种向心理学的转向作为解释方式，给所有倡导个人权利、自由意志和民主的人制造了严重的问题。不管怎么说，如果连思想都是由某种自己无法控制的东西所造就的，那决定怎么可能是我自己的，是自由的，是有意义的？梅里亚姆和拉斯韦尔都受到了这个问题的困扰，而且谁都没能找到满意的答案。实际上，对于成长于20世纪30年代的那一批社会科学家来说，最关键的任务或许是拿出一种办法，来调和自由意志、个人权利与社会影响、集体需要。 ⁹⁷ 正如一位政治学家所写：

赫伯特·西蒙继承了这些关切，也继承了这种困境，他寻求在研究组织对决策的影响时调和个人作用与社会力量的关系。正如西蒙的工作所揭示的，要推动科学与民主价值的联合并非易事。

相互依存对于社会科学中的组织也有影响。世纪之交的领军者们努力让社会科学成为一门专门的学科，比如政治科学的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和社会学的艾伯塔恩·斯穆尔（Albion Small），他们相信，社会科学诸学科应该反映它所研究的社会，因而需要付出更加专业且联系更加紧密的努力。他们认为，这个专业化的、相互依存的世界的复杂性，恰恰证明了专业知识的必要性，因为对于没有受过培训的业余改革者来说，现代世界太过复杂，他们根本无法理解。类似地，这种复杂性任何人都不可能完全掌握，甚至专门的社会科学家也不行。在他们看来，权威的知识必然是专家群体的产物，用托马斯·哈斯克尔的话来说，专家群体就是“能人的群体。” ⁹⁹

世纪之交社会科学的领军者们相信，这个专家群体在现代社会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对于威廉·邓宁（William Dunning，梅里亚姆的导师）或者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William Graham Sumner）这样的人来说，由于面对迅速的变化和极度的专业化，也由于曾经团结了整个国家的文化和宗教传统日渐衰落，现代社会似乎总是濒临崩溃。 ¹⁰⁰ 教育公众理性地认识相互依存，社会科学领域里的专家群体能够抵御分裂和混乱的趋势。 ¹⁰¹ 任何其他专业都不可能为社会提供比这更伟大的服务了。

但是，组织者该如何组织？如何把这些专业化的研究综合成一个完整的项目，并以此治疗现代社会的各种弊病？芝加哥学派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分为三个部分。第一，梅里亚姆和他的同事希望改变他们的专业协会——美国政治科学协会（APSA），并建立一个新的跨学科协会——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SRC）。在他们眼中，这些专业协会需要在协调研究工作和促进方法论改革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这不应该是自上而下的粗暴的强制灌输，与梅里亚姆的所有改革计划一样，跨学科改革应该通过对下一代的教育来进行。 ¹⁰² 通过他们的率先垂范和及公开推介，美国政治科学协会和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的领军者将为其他社会科学学科指出合适的路径。如果年轻一代需要获得领军者们对其专业进步的认可（毕竟，这些领军者都是给基金会的项目官员和大学校长提供咨询的人），那么这就不是强迫，而是指引。

这类努力的诸多例证，包括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三次全国政治科学大会（由梅里亚姆经由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和美国政治科学协会组办），斯佩尔曼纪念基金（Spelman Memorial Fund）和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二者都是资金的接受者，也是安排其他资金的顾问）之间形成的亲密关系，以及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通过研讨会、拨款和指导等手段，促进方法完善的尝试，比如由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资助的工作手册《社会科学方法》（ Methods in Social Science ）。 ¹⁰³

这些自上而下改革社会科学的努力，引发了一场关于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在面对各个学科时的适当角色的争论，这场争论正是关于专家在一个民主社会中的角色的更大规模争论的完美缩影。很多社会科学家都很担心，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的问题与政策委员会（Committee on Problems and Policy）——该组织自己的计划署——是一个“秘密政府”，并不以民主的方式对其成员协会负责。另外一些人则担心，它的权力太小，不能有效地做出规划。同样的争论在社会科学的各领域内频频发生，只要有影响力广泛的新机构（比如私人基金会或者国家科学基金会）出现，而且只要政府寻求把社会科学作为社会改革的基础，比如“向贫困宣战”（War on Poverty），这样的争论就一定会出现。 ¹⁰⁴

第二，芝加哥学派的成员都在尽力协调他们自己的研究，至少是以一种松散的方式。这类协调工作的主要的机构性载体（除了在方庭俱乐部或者滨岸酒店酒吧的非正式讨论）是地方社区研究理事会（LCRC）。地方社区研究理事会利用斯佩尔曼纪念基金的赠款（再加上地方捐赠）于1923年建立，尝试协调一个针对城市生活的特点和问题的跨学科研究计划。 ¹⁰⁵ 在这个理事会存续的大部分时间里，工作由莱昂纳德·怀特主持，他和梅里亚姆以及斯佩尔曼纪念基金的比尔兹利·拉姆尔（Beardsley Ruml）希望，他们的领导力能够激励同事们解决问题，而且使用委员会认可的方法。

地方社区研究理事会的成员控制着获取巨额研究资金的通道，而且他们都是各自院系的资深成员，所以，他们的认可的分量就不只是道义上的了。地方社区研究理事会仍然致力于协调，而不是指导，但就像它难以拒绝一位资深学者的请求一样，年轻学者或者研究生很难对它的意见置之不理。因而，地方社区研究理事会成了芝加哥学派自由管理思想在实践中的另一个缩影，既显示出它的前景，也揭示出其缺陷。尽管这是一个成绩斐然的群体，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受学科专业化和个人癖好的双重影响，地方社区研究理事会成员的研究兴趣出现了分化。经济学系的情况尤为突出：经济学家在地方社区研究理事会里一直不很积极，也不需要积极。他们有其他的资源支持，而且在专业化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他们可以选择不按梅里亚姆指引的道路前行，他们也完全是这样做的。 ¹⁰⁶

第三，梅里亚姆和芝加哥学派试图通过创建和维持一系列协调机构，诸如国际城市管理人协会、公共行政清算所以及其他总部设在东60街1313号的机构，把研究和改革融合在一起。 ¹⁰⁷ 1313号大楼进行的“相似性试验”，让一批致力于把研究人员的成果告诉实践者（反之亦然）的组织汇集在一起。 ¹⁰⁸ 梅里亚姆及其同道中人希望能借此把每个管理项目转化为一个试验，而试验的成果也可以被纳入管理科学的庞大体系中。

这三种融合方法是紧密相连的，正如西蒙的试验所揭示的：作为一名研究生，他从自己1936年至1939年在国际城市管理人协会的工作中得到了支持，这个机构设在一座由洛克菲勒基金会斥资修建的大楼里，而建造建议则是由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根据地方社区研究理事会的计划提出的。然而，千万别忘了：所有这些综合性的努力对个人的依赖与对机构的依赖同样多，甚至更多。要是没有梅里亚姆、布朗、怀特以及拉姆尔这样的人在同一时期服务于多个类似的组织，做出那么多协调，这些联系可能会消失，也应该会消失。正如我们将在第七章里看到的，西蒙和其他战后社会科学的领导人在稍后的跨学科融合上，也会做出类似的尝试，而那也不过是在更大的规模上重复同样的循环罢了。 +XIXomSjhojf50xETKA7pJw+rxxR5PfWaKWPV3PtusaOs0RKgsMY9ouWhq28KYr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