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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美国社会科学在19世纪最后25年产生，是对第二次工业革命引发的社会生活的剧烈变革的直接响应。 75 正如历史学家多萝西·罗斯（Dorothy Ross）所写：“现代性的发现是社会科学的基础背景。” 76 从19世纪80年代起，社会科学把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之间的本质差异作为其研究的中心问题，主要的目标是找到给这个新世界带来秩序的途径。正如1936年芝加哥大学课程目录上所表述的，社会科学的核心课程：“主要关注一般被称为工业革命的诸多力量的集合对经济、社会和政治机构的影响……工业革命之前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秩序与当代社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77
到了20世纪初，社会科学家开始相信，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之间存在根本性的差异。在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之间，在按照身份地位统治的社会与按照契约管理的社会之间，在工业革命前的美国与由“托拉斯”主导的美国之间，他们看到了一种划时代的差异。 78 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的“边疆假说”成了他那一代人信念的完美例证，他们认为美国已经跨过了工业化的卢比孔河，不可能再回头。 79 特纳在他那篇著名的演讲中认为，边疆赋予了美国传统一种特质，而且边疆现在已经结束了。那些造就传统美国的东西已经不复存在。城市是新的边疆，与过去的边疆完全不同。当然，特纳在1893年芝加哥举办的哥伦布纪念博览会上做这篇致辞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他接着说道，为了理解这个新的世界，社会科学需要采用新的方法和新的概念。它需要解释变革的过程，或许最重要的是，它必须尽量弄清楚，在被所有社会观察家视为现代性的必然特征的持续变化中，秩序（通常被理解为均衡）是如何产生并维持下去的。 80
要理解变革并带来秩序，其结果就是社会科学家一心只想找出变化下面的不变规律。对于芝加哥学派的那些前辈们来说，这一工作的中心概念一直都是进化。 81 实际上，在世纪之交的社会科学中，进化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概念，以至于运用它就等同于在社会学研究中采用了科学的方法。例如，当托斯坦·凡勃仑（Thorstein Veblen）这位芝加哥学派形成之前的芝加哥大学教授试图定义经济学的地位，他提出的问题是经济学是不是一门“进化的科学”，而非它是不是一门科学。 82
然而，对变革的研究会引向另一个非进化的方向。取代进化理论中固有的历史决定论的，是对工业化所带来的现在与过去的彻底割裂的强调，因此对变革的研究就被分解成了对当下过程的研究。正如历史学家多萝西·罗斯观察到的：“走向现代主义的历史意识，影响力越来越大的专业化分工，以及构想日趋精妙的科学方法相互交织，在社会学中产生了缓慢的范式转换。结果社会科学大范围地从历史进化模型转移到那些关注短期过程而不是长期变化的具体科学上。” 83
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芝加哥，这种对社会发展过程的非历史学研究的重要性在增加，其中尤以梅里亚姆和拉斯韦尔关于政治权力方面的著作，和戈斯内尔对投票行为的研究最具代表性。 84 然而，芝加哥学派的领军者并没有马上从历史学中抽身，这与他们的同事对待经济学不同，也不像他们的学生在工作中所表现的那样。 85 莱昂纳德·怀特大量的行政史著作就是那一批人对待历史变革的复杂心态的完美例证：行政结构的变革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但是，驱动这种变革的，是对日趋复杂的社会的功能性适应，而非历史的偶然。 86
尽管并不完美，从历史和进化到过程和平衡的转向确实是对政治科学以往历史的重大背离。政治科学曾长期跟历史联系在一起，程度之紧密使它成为事实上的如罗斯所言的“历史政治学”联合传统的组成部分。 87 世纪之交，让政治科学专业化，使之成为一门科学的努力，就涉及有意识地把它与历史进行区隔，从而形成一个独立的学科，然而建立新学科认同的必要性被保留该联合遗产中有价值内容的愿望削弱了。在分离后的很多年里，美国政治科学协会（APSA）与美国历史学会（AHA）一直联合举办年会。然而，到了20世纪20年代，他们就不再这样做了。
与历史学方法分手的一个因素是，由于与政治经济学的德国历史学派联系紧密，社会科学中的历史决定论与社会和政治激进主义有关。这种激进主义在19世纪80年代是可以被接受的，但19世纪90年代的各种危机让这样的批评显得有些出格。 88 这种变化在经济学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在19世纪80年代的社会科学领域，经济学是最激进的学科。政治科学从来没有如此激进过，因而，它与历史学的分道扬镳就更缓慢，就没有那么突兀。
与历史学更彻底的分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到来。对于很多社会科学家来说，这场大战是一次标志着旧世界结束和新世界开始的大灾难，一个史无前例的新世界。例如，一位经济学家这样写道：“说欧战……让迄今为止出版过的社会科学文献都过时了，或许是夸张了……但应该也不算夸张得太过分。” 89 尽管对战争的反应在美国没有在欧洲那么强烈，芝加哥学派的成员们还是毫不质疑地接受现代世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新世界，而且令现代世界如此现代的一个原因是，它的成员处于永恒的运动之中，包括物理的和社会的运动。
在西蒙的研究工作中，直接联系到这个变革问题的有四个方面。其一，西蒙对他称之为“时间约束”（time-binding）的决策属性印象深刻，也就是当下的决策不仅可以决定当前的行动，还会决定未来的选择。因为个体（以及社会）可以通过当前的选择构建未来的决策环境，各种决策在价值层级和决策顺序中连接在一起。所谓决策顺序，就是指“行动路径”“策略”“算法”“启发”和“程序”，这些术语随着战后计算机科学和博弈论的兴起而开始流行。
其二，西蒙对未来的条件借由人们对未来的期望在当前决策中发挥作用的方式非常感兴趣。例如，制度使人们对他人行为的可靠预期得以形成，从而计划自己的行为路径。类似地，西蒙对卡尔·弗里德里希（Carl Friedrich）的“预期反应定律”印象非常深刻，这个术语用来描述这样一种情况：权威不需要实际地行使，因为潜在的挑战者预计自己会被镇压，因而根本不会发起挑战。 90 西蒙对与预期有关的现象的兴趣，也纳入了他的科学哲学中，他的兴趣点是预测的性质，以及实验者对其研究的系统的预测的可能产生的影响上。 91
其三，西蒙对创建一个动态的社会理论拥有浓厚的兴趣。跟同时代的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一样，西蒙对“比较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之间的关系非常着迷，他希望建立一套可以把二者都囊括其中的理论。 92 西蒙在早期的工作中，对比较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的关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人们如何学会限制他们的理性的问题。 93 然而，他不满意这个答案，而且很快就意识到，一个有关学习，意即有关个人思想演变的理论，对任何有关人类行为的真正的动态理论都是至关重要的。《管理行为》还远不是他对这个问题的最后答案，学习过程的心理学成了他战后研究计划的关键组成部分。
其四，也是最后一个，西蒙自己对周围世界的变化的认识，让他明白了管理科学及其在现代世界的地位。他跟生活在20世纪头30年里的很多人一样，深刻地意识到了旧世界的结束和新世界的诞生。一个巨大鸿沟把现代世界与过去甚至是一代人之前的那个世界隔开。一套新的体系就位，需要一个新的阶层来引领这个新的城市社会，而这个阶层就是管理阶层，西蒙希望能够对管理阶层的决策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