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与城市：研究与改革

1876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创立，常常被看作美国大学史上最重要的转折点。 ¹²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率先倡导德国式研究精神的制度化，日益重视科学，这标志着大学使命设定发生了改变。丹尼尔·科伊特·吉尔曼（Daniel Coit Gilman）邀请赫胥黎（T. H. Huxley）这位“达尔文的斗牛犬”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说，充分宣示了他想让这所大学有多革命。美国高等教育的另一个标志性年份是1892年，在这一年里，芝加哥大学开始招生了。

芝加哥大学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式的研究性大学与美国传统以社区为基础由教会控制的学院杂交混合的大学。它是在美国浸理会教育协会的支持下创办，资金（大部分）由企业贪婪的活标本约翰·D.洛克菲勒（John D.Rockefeller）提供。学校与中西部当地（尤其是芝加哥）的精英阶层有着紧密的联系，但是，它也寻求来自全国的城市精英阶层更广泛的认同和资金支持，他们与每年夏天都会蜂拥到肖托夸教育集会（Chautauqua）的那群人同属一个阶级。 ¹³ 洛克菲勒是全国性赞助者的一个极端代表：与其他的更早的美国大学赞助者不同，他与大学所在城市没有特别的联系，也不希望大学用他的名字命名，此外，还把管理权留给校长和学校的教职员工。

芝加哥大学将本地和全国性资源支持结合了起来，与这种新型的方式相适应，它也寻求将教学与研究、本地公民参与与国家性的知识引导结合起来。结果，一种新型的大学横空出世：一个综合性的学术机构，在教学和研究这两个领域里，它全国性的理想找到了本地化的表述。正如历史学家马丁·布尔莫（Martin Bulmer）所写：“芝加哥大学从一开始就致力于打造一所具有全国和国际声望的大学。这是它研究型定位的必要组成部分。只要大学还把自己定位在教学上，它的影响力就只能是本地化的，也就只能体现在它们培养出来的那些人身上……然而，研究成果属于公共财产，要评价个人、院系以及机构，就必须与全国性和世界性的竞争对手进行比较。” ¹⁴

为了与其作为研究性机构的全国性使命相一致，这所新的大学也只有建立在靠近1893年世界哥伦布博览会举办地附近才合适——在这次盛会上，芝加哥向全世界展示了自己。 ¹⁵ 然而，重要的是要记住，芝加哥大学的研究人员，尤其在社会科学领域，通过对当地社区的研究，以及他们作为公民领袖以及芝加哥精英阶层的儿子（以及女儿）的教育者的身份，表达了他们对获得国家认可的雄心壮志。 ¹⁶ 例如，对于政治科学家查尔斯·梅里亚姆来说，芝加哥是完美的案例研究，可以将其推而广之：参与本地的公民生活，就是发挥全国性政治影响力的途径。 ¹⁷

大学校长威廉·雷尼·哈珀（William Rainey Harper）的领导力，洛克菲勒的数百万美元资金，以及有利于事业发展的恰逢其时的好运气，令芝加哥大学有能力将这种混合形式运转起来。洛克菲勒为这所大学提供了慷慨的捐助，一直到1910年，他对哈珀都是有求必应，前前后后捐助了大笔资金（总计3,500万美元）。然而，洛克菲勒的资金还不足以满足哈珀的雄心壮志，或者说，不能达成他避免依赖于单一捐助人的愿望。 ¹⁸ 于是，哈珀和很多教职员工一起，与芝加哥具有改革思想的精英——城市俱乐部、联邦俱乐部以及芝加哥公民联合会的会员，另外还有慈善家居里斯·罗森瓦尔德（Julius Rosenwald）以及共和、民主两党中的改革分子——建立了联系。 ¹⁹ 这些工作，在大学与城市之间织起了一张联系紧密的网。

洛克菲勒的慷慨捐赠，强大的地方支持以及1892年春季克拉克大学的濒临破产，这些因素结合起来，让哈珀几乎在一夜之间就组建了一流的教师队伍。 ²⁰ 克拉克大学是按照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试验心理学教授G.史丹利·霍尔的想法创办的。霍尔是理想的德式研究方法的真正信奉者，而且他不愿意为这个理想做出任何的妥协，因为他感觉吉尔曼在霍普金斯大学就一直被迫地做着妥协。 ²¹ 1889年，当机会出现，可以（用乔纳斯·G.克拉克提供的资金）新建一所完全致力于研究和研究生教育的大学的时候，霍尔不顾一切地抓住了它。然而，不到3年，这所位于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市的新大学就陷入了窘境，原因是大学与当地社区的联系不紧密，霍尔伤人的个性以及克拉克本人对大学事务持续干预。克拉克大学的教师大部分在1892年1月辞职，而早有准备的哈珀抢到了不少于17位（截至1893年年底）。 ²²

克拉克大学只专注于研究（尤其是“纯粹的”研究）的失败，以及因而得不到地方上的任何支持的事实，让哈珀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他这所大学想成为一个能够持续发展的机构，就必须兼有学院和大学的功能。 ²³ 也就是说，它必须提供某种东西，满足本地和全国对教学与研究的兴趣。哈珀及其继任者霍拉斯·贾德森（Horace Judson），以及他们招募的教师队伍，在这方面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至少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是这样。从那以后，联邦资助的出现改变了人们对何谓美国大学的成功这一问题的看法。

尽管初战告捷，但是，为这座城市提供知识引领与通过研究促进知识进步，实际上仍然是两个不同的目标，因为它们的支持者会给出各自领域对成功的定义。只要当地的公民领袖和学术专家的价值观相同，再辅以亲密的个人关系，这两个目标就会相互促进。事实上，20世纪20年代科研与公民的不和谐，一般都表明两者间存在误解。然而，如果研究人员与改革者的价值观背道而驰，或者两个群体的成员间出现问题，研究和改革就可能分道扬镳，甚至相互龃龉。

有两个例子（都与西蒙有关）可以说明研究和改革在20世纪初的芝加哥大学做到了完美融合。第一个是约翰·杜威（John Dewey）实用主义、民主的教育理念。对于杜威来说，教育是一个探索的过程，是在思想和经验之间持续对话。 ²⁴ 真理是有条件的，仅当它们对解释和治理世界有所助益的时候，它们才会被接受。最好的教育，以芝加哥大学实验学院为典范，应该培养学生终生独立地探索，其结果就是（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对社会进行理性的改革。 ²⁵ 教育在知识和道德上对个人的改变，对所有改革来说都至关重要，而研究、试验和探索的自由，则社会进步的关键。

尽管在西蒙来到芝加哥之时，杜威已经离开了很久，但芝加哥大学在20世纪30年代“新计划”（New Plan）下的课程设置仍然反映了上述理想。 ²⁶ 这所大学给予学生很大的自由去设计各自的教育规划，鼓励他们独立探索，并形成了一种氛围，在那里“没有任何事情太新、太深奥或太晦涩”，而且，“所有的一切都必须经过探讨、检验，才可以决定是接受还是拒绝”。 ²⁷

类似地，在政治科学领域，正如1923年至1940年领导芝加哥大学政治科学系的查尔斯·梅里亚姆（Charles Merriam）所实践的，科学和公民参与被视为天生的盟友。梅里亚姆在1912年至1917年是芝加哥市政委员会委员，1915年参选市长，直到20世纪30年代都是伊利诺伊州共和党进步派的重要成员。20世纪30年代，梅里亚姆成为富兰克林·D.罗斯福及其新政的亲密盟友，被任命为国家资源规划局（National Resources Planning Board）副局长，这主要得益于他与哈罗德·伊克斯（Harold Ickes）和城市规划师弗雷德里克·德拉诺（Frederic Delano）的亲密友谊。事实上，梅里亚姆与德拉诺家族的关系非常紧密，以至于弗雷德里克·德拉诺的外甥（罗斯福总统）私底下喜欢称呼梅里亚姆为“查理叔叔”。 ²⁸

梅里亚姆不认为政治科学家与政治家这两种事业之间存在什么冲突；反而认为二者相得益彰。按照他的传记作者的说法：“梅里亚姆相信，参与政治工作是用试验方法进行政治学研究的唯一基础。” ²⁹ 以改革为目标、以民主为终极善行，对梅里亚姆来说并不意味着科学客观性的丧失。相反，政治科学的进步必定会推动民主改革的进程。因而，梅里亚姆对那些“帮倒忙的人”不遗余力的抨击，以及把这些人从社会科学中清除出去的努力，并不是反对作为政治科学的目标的改革，而是反对追寻该目标时的业余做法。

到20世纪20年代，研究和改革的这种结合开始出现裂痕。例如，梅里亚姆在20世纪20年代初的主要研究项目是公民教育，这是政治研究者和改革者的传统主题。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幻灭，再加上梅里亚姆20世纪一二十年代在个人政治上的失败，让这个项目泛出一种新的酸味。 ³⁰ 梅里亚姆组织的国际学者团队，研究了几个国家用狂热的爱国主义教育年轻人的方法，而不是培养理性公民的方式。类似地，尽管1929年交付的新社会科学大楼从很多方面看都反映了研究和改革的胜利融合，以及国家抱负在地方上的成功展开，但是，它也标志着一项运动的开始：把大学而不是城市看成真正的社会实验室。

在知识层面，研究和改革间裂痕的不断增大与人们对知识的目的的认识越来越工具化有关。哈珀和他召至芝加哥大学建立哲学与社会科学系的教授，对知识的目的曾经持有一种堪称“理想主义”的观点，这种观点与他们的宗教观念以及根植于他们道德哲学中的行为规范相一致。 ³¹ 对他们来说，知识与其应用的距离没有我们今天看到的那么大，正确的知识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行动的同义词。社会知识的效用就在于知识本身：知识必定改变认知者，而那个改变就是它的功能。例如，正如戴维·罗伯兹（David Roberts）在19世纪末对数学教育的研究所证明的，数学作为工具的价值，没有作为健康的智力训练的价值大。也就是说，它的价值在于改变个体的方式，即人的“教养”（Bildung）。 ³²

按这个比较陈旧的理想主义观点，要教育群众就必须改造他们。知识不可以滥用。错误的行为一定意味着错误的信念；如果某个人犯罪了，他就不可能真的知道真理。

历史学家弗里茨·林格（Fritz Ringer）对理想主义的教育目的把握得最到位，他这样写道，对于德国学术界的“大佬们”来说，“（一种具有工具特征的）专业知识，刚好缺乏把理想主义者的知识（Wissenschaft）与其教养和人生观联系起来的那个维度。专家只是一名熟练的能人；他的知识是狭隘的技能，解决的只是方法问题。这种对专业化的厌恶，实际上是对智慧的需要，是对目的进行反思的需要，是对智者、先知或者综合地培养出来的人所具备的那种知识的需要”。 ³³ 尽管这种理想主义观点的贵族特征常常令美国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初的社会学家厌恶，但是，他们还是发现，通过个人启蒙实现研究与改革相结合的做法很有吸引力，这或许是由于他们自身的传道者本质所致。 ³⁴

然而，20世纪10年代和20年代进入知识界的职业学者出于工具主义的立场对理想主义者的知识目的观念越来越排斥。按照这种新观点，知识应该被看成一种工具，而不是一种存在的状态，而且“事实”和“价值”支配的是不同领域。工具主义学者有意识地关注手段而不是目的，尽管工具主义者的目的常常隐藏在他们对“自然”规律的理解中。 ³⁵ 对他们来说，技术知识是“客观的”，而道德知识是“主观的”——因而也是存疑的。向知识的工具主义的转变，在芝加哥大学的社会科学领域表现得尤为显著，诸如威廉·奥格本（William Ogburn）这样的社会学家，竭力要把“是”与“应该”区隔开。 ³⁶

这类工具主义学者一直寄望于用研究改变世界，但他们把自己的定位为顾问，而不是教育者。不奢望通过揭示真理来改造个人（从而改造社会），这些工具主义者的研究目标是发现价值中立的工具并将其交到国家领导人的手中。直白地说，理想主义教育者致力于促进启蒙，而工具主义顾问寻求为政府提供方便。 ³⁷

在西蒙1933年到达芝加哥大学的时候，关于知识目的的老派理想主义观念并没有在一夜之间突然消亡，也没有完全转换为工具主义。例如，20世纪30年代初期按照“老的新计划”编排的芝加哥大学本科生课表仍然反映出早前的理念，认为研究与改革之间是内在和谐的。 ³⁸ 其依据仍然是杜威式的评价——独立、问题导向式的探索对个体和社会的发展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20世纪30年代是本科教学变革的时期，因为大学的新任校长罗伯特·梅纳德·哈钦斯（Robert Maynard Hutchins）以及他的主要盟友，哲学家莫提默·阿德勒（Mortimer Adler），想要把大学带向他们自己的新托马斯主义（Neo-Thomastic）的道路上，彻底摆脱杜威式的终生探索，以及通向该价值观的实用主义和工具主义方法。 ³⁹

西蒙在芝加哥大学的那几年，大学的革新传统和哈钦斯的保守变革计划，是争论得最激烈的话题。 ⁴⁰ 两种方法在大学里仍有市场，而它们之间持续不断的争论不仅迫使学生选边站，还迫使他们面对剧烈的攻击为自己的立场辩护。例如上课时，在所有学生都认同阿奎那（aquinas）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之前，阿德勒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他甚至告诉班上的学生，他“不知道在说教堂烧死异教徒是正确的做法时，有什么好犹豫的”。 ⁴¹ 哈钦斯和阿德勒把他们的最终胜利，看作保卫民主、反对极权威胁所必须的基础核心价值的胜利（而杜威主义者提出的“对民主的相对保卫”完全不能做到这一点）。 ⁴² 但是，西蒙这批人在芝加哥大学学习期间，哈钦斯的胜利还没有实现，所以这就不是胜利，而是背叛了。

西蒙认为自己是幸运者中的一员，经历了老芝加哥大学最后的辉煌。对于西蒙来说，这是一个充满了新思想、新朋友和新自由的地方，一个“能接触到数不胜数的新的和现代的东西”的地方。 ⁴³ 古典物理学、古典经济学和古典政治学的传统真理，全部都要面临挑战。尽管他的老师查尔斯·梅里亚姆已经把教育看作一种灌输，西蒙还是发现，芝加哥大学的信条仍旧是独立，而且他完全利用了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体系的全部优势。 ⁴⁴

芝加哥大学对独立和创新的强调与西蒙的个人价值观完全吻合。他很少去上课，更喜欢通过自学准备正常的考试：正如他后来写下的：“二年级刚开始的时候，微积分教授坚持要求我必须去上课，在此情况下我结束了在数学上的正规学习。” ⁴⁵ 他学得很好，三年就毕业了。他很早就（而且经常）融入了大学的研究氛围中，尤其是在二年级选的研究生水平的经济学和政治学课程上。三年级的时候，他选的几乎都是研究生课程，他还去上了其中的几门，尽管在他的研究生成绩单上，拳击是唯一的功课。［西蒙身上经常发生这样的事，甚至这门胡乱选的课程，碰巧对他的事业也很有帮助：他的导师是经济学家威廉·库珀（William Cooper），他们成了很好的朋友。库珀后来介绍西蒙进入考尔斯经济研究委员会，并在1949年西蒙进入卡内基理工学院工作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受芝加哥大学研究与社会活动相结合的特色的影响，西蒙和他的大学同学对时政问题也非常关心。经济大萧条、笼罩在欧洲上空的阴影、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转型以及凯利老板和朋友们的阴谋诡计，激起了多场深夜辩论和课堂辩论（尤其是在阿德勒的课上）。 ⁴⁶ 西蒙的好几个朋友用奇怪的“亚里士多德-托马斯-天主教-托洛茨基主义”，对西方危机和看似令人向往的苏联做出了回应，把哈钦斯和阿德勒引向一个他们肯定没有想过的方向。 ⁴⁷ 类似地，西蒙和他政治科学系的同学在1935年芝加哥市长选举中担任选举观察员，他们被那些明目张胆的公开欺诈震惊了。 ⁴⁸

当然，这是一场纸上谈兵式的活动，意见通过演讲和宣读，以及以辩论为主的政治俱乐部表达出来。为一位市议会议员独立候选人征集选票的活动最后只得到了15票，而西蒙联合发起的“前进俱乐部”（Progressive Club），也是经过了多次的脱胎换骨才使其后继组织在20世纪60年代并入了“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Americans for Democratic Action）。然而，更广大的世界里发生的那些事件，对于西蒙和他的朋友们来说不仅只是背景噪音。它们都是经验事实，知识的新概念必须用它们来检验。 ⁴⁹

西蒙介入这些事件的一个结果，就是让他把强烈的情感依恋投入到科学上，就像他的一些朋友投入到政治或者宗教意识形态，以及他的教授曾经投入到民主一样。他把自己对科学及其在社会中的作用的迷恋描述为“类宗教”。 ⁵⁰ 在这方面，他和他在芝加哥的朋友们代表了西方世界更大的风潮：战前那种对自由、民主社会的进步性的坚信已经是明日黄花，取而代之的，一方面是对“血统和历史”的信仰，另一方面是对科学与管理的信仰。具体来说，纳粹威胁的兴起，以及苏联作为热衷于“科学的”意识形态的有计划的社会的范例，把科学与政治、事实与价值观之间的问题凸显了出来，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混乱，把对人类理性的限制问题摆在了欧洲知识界的中心一样。 ⁵¹ 客观的科学能够证明纳粹错了吗？社会主义是社会学工程师们一直在寻找的是“最佳体制”吗？纳粹科学很“变态”，是因为把理性带入了极端，还是因为扭曲的价值观曲解了理性？

西蒙从来没有忘记上学时从杜威学说中学到的东西：知识一定要经过经验的检验，研究和改革必须相结合，及独立、跨学科探索是最好的办法。他与那一代的大多数社会科学家一样，看到了研究和改革间裂痕的持续扩大，颇有成为鸿沟之势，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两者之间的桥梁仍然很稳固。这意味着人们根本不用在研究生学习与公民参与这二者之间进行选择，所以西蒙继续念研究生的决定简单得就像根本不用做决定一样。

1936年春，西蒙在一次研讨课上就如何说明市政预算的边际成本写了一篇论文。这篇论文给他的导师，国际城市管理人协会（ICMA）的克拉伦斯·里德利（Clarence Ridley）留下了深刻印象，让西蒙获得了那年秋季学期的研究生助教奖学金。这笔奖学金足以满足他的生活开销，这在大萧条期间可不是小事情，这也给了西蒙一个机会进行研究，并将之与积极的改革联系起来。城市仍然是他的实验室。 j+pxkmJszRllOOYMCpiuKRbau0dm3pMmAokScpfsnIGUErJ8f9grqviu5pWjgA0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