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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斯曼的实验同时表明，不幸者往往会依赖一些不靠谱的方法来扭转命运，比如诉诸迷信活动和算命先生等。相应地，幸运者则倾向于自我掌控，并设法弄清问题产生的根源，以便从中获得启发。这一倾向还体现在我们的语言中：如果我们说“某某事情发生在我身上”，那么我们就将其视为一种不可抗力，我们自己则被定义成逆来顺受者。但当我们开始关注一些可控因素时，便是在学着掌控自己的运气了。
值得强调的是，初级阶段的机缘巧合在不同人群（比如出生在工业文明和优越家庭里的孩子与开普平原区贫困户的后代）中的表现大不相同。然而，我们的其他一些研究发现，尽管初始水平差异以及结构性约束（如权利分配）是尤为值得关注的问题（有时它们甚至会完全阻断机缘巧合），但这并不妨碍不同身份背景的人（从南非的有前科者到世界一流的管理者）都可以打造属于自己的机缘巧合。他们并不比其他人聪明，而是以不同的方式对待生活，从而能够经常做出更优的决策并体验更多的机缘巧合。
因此，我们对于环境的解构方式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那些看上去有些点儿背的情况。对此我们可以通过许多方式为这种能力的培养打下基础，例如冥想活动、将抽象的挑战或恐惧转化为具体的行动，或者在缓解不利局面的同时一并关注环境中的积极因素等。许多奇妙的实验都表明，自我实现的预期尤其适用于我们解构世界的方式：如果我们认为万事大吉，那么往往会收获更多的成功——反之亦然。事实上我们就是这样“自我实现”或是“说到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