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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事需从小处着眼，比如抱着学习而非应付的态度审视各种不同的情况。不少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曾经历过许多艰难时刻，虽然当时感觉危机四伏，但正是它们造就了现在的我们。我们应当重点关注如何利用危机成就某事，而非简单粗暴地将它们定性为阻碍进步的消极因素。
如果我们将一场车祸视作纯粹的厄运，那么它便只能停留在厄运的层面。如果我们认为某个错误的决策决定了自己的命运，那么我们将永远被这个决策牵住鼻子。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自己所做的一个最为糟糕的决策：不顾一些合伙人的反对，接受了对我名下一个合伙创办组织的额外投资。当时我的理智告诉我必须推进此事，因为当时该组织在财务和战略上出现危机，而接受投资看上去是唯一可持续的选项。不过我的直觉对此却持否定态度。结果在一段蜜月期之后，果然出现了投资者和联合创始人（管理层）之间在预期方面的分歧，最终导致不欢而散。这对于那些一开始便坚持认为此事不妥的合伙人来说，是尤为痛心的结局。
有一段时间我会陷入那个错误的决定而无法自拔。我拒绝与同事交流，因为我无法理解自己所感受到的认知失调。直到现在我仍觉得那个决定令我脸上无光，如果可以重来一次，我很可能会做出不同的选择（这也是一种事后聪明的表现）。然而，我同样意识到，这其实也是我生命中为数不多的几次与自己推崇的理念——做“感觉”对的事，而不是数据上看来更好的事——相悖的举动，这导致了一段痛苦的经历，也令我对自己感到非常失望。
我将这则事关个人和组织生存发展的案例视为一次宝贵的学习机会，它使我对于他人所面临的类似抉择感同身受，同时也让我认识到，没有什么选择是绝对正确或错误的。这让我对世界有了不一样的解构。每当我面临危机时，便会回想起那次事件的教训，于是我尽可能地收集所有信息，然后充分相信自己拥有的所谓“明智的直觉”。每当我认为某件事情行得通但却隐隐感觉有些不妥时，我便很容易冷静下来而不是被冲昏头脑。我还更明确地了解到自己的决策动机是什么，并且明白如果自己对于恐惧和欲望没有自知之明，那么便很容易受人摆布。
正如英国心理学家理查德·怀斯曼所说的，“我们要用长远的目光看待短期的失利”。在认识到最具挑战的处境往往也是最为宝贵的财富后，我现在每当遇到挑战便会追问自己：“如果十年后再看这个问题，它还会如此重要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有什么好担心的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我该如何将其转变成为一次宝贵的学习机会呢？”每当我陷入低谷时，我都会想起我与数字时代学校（SODA）创始人格蕾丝·古尔德（Grace Goold）初次见面时，她援引了披头士乐队灵魂人物约翰·列侬的一句经典调侃：“事情到最后都会解决的，如果还没有解决，那就说明还没到最后。”
怀斯曼的建议之一是关于如何看待所谓的“反事实”，也即可能发生但实际并未发生的事情（我们将在第九章继续展开）。比如开篇提到的那场车祸有可能让我瘫痪甚至丧命，又比如上文提及的那笔额外投资没有发生，那么我的公司可能会早早陷入财务困境，等等。怀斯曼公布了一次有趣的实验：他的研究团队挑选了一些“幸运儿”和“倒霉蛋”，并向他们展示以下场景——想象一下你正身处银行，此时突然闯入一名武装劫匪并向你的肩膀开了一枪，你带伤逃离了现场。在这样的场景下，自认为“倒霉蛋”的人表示自己命里带衰，这只不过是自己悲剧人生中的又一次不幸而已；而“幸运儿”们则觉得自己福大命大，毕竟“万一子弹射中的是我的脑袋，那我可就一命呜呼了”。
是什么造成了二者之间的这般差异呢？
原因在于，幸运者在看待“反事实”时，一般都倾向于思考比现实更坏的情况；而不幸者则会设想更好的，甚至跟影视剧一样魔幻的情节。幸运者常常会拿自己和一些不够走运的人（比如在抢劫中丧生的路人）相比；而不幸者则会盯着比他境遇更好的人（在抢劫中毫发无伤的人）。
这样一来便会导致一种恶性或良性循环：不幸者通过和处境优越者的对比将自己的人生描绘成一出悲剧；而幸运者则会在与命运不济者相比的过程中让自己的负面情绪得到有效缓解。猜猜看这两种人谁更容易获得机缘巧合的青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