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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贷与借贷 左侧画作《论资本的七宗罪》（ Traité des sept péchés capitaux ）中一幅细密画上的放贷者，约1330年由科恰雷利家族（Cocharelli）作坊绘于热那亚（藏于伦敦大英博物馆）。
在11世纪的欧洲，商业需求旺盛导致了一种复杂金融系统的问世，并催生出了商业银行家这样一种人物。
中世纪发生的商业革命在许多方面带来了深刻的质变，其对中世纪的影响堪比工业革命对现代世界的影响。城市是这场革命风暴的中心地带，因为在城市里，城市化进程、商业扩张和货币流通相互作用、相互强化。符合各方需求的货币制度的建立，以及资产阶级和城镇的商业力量的增强，都彻底改变了社会结构，宣告了一种以理性—技术—经验三元结构为基础的新文化的诞生。当然，这场革命的发展并非没有受到质疑：实际上，这个进程遭到了封建贵族的冷漠和蔑视，同时教会也对放高利贷和自私自利大加批判，认为它们是比傲慢自大更可鄙的罪孽。而意识形态模式的这种新发展也为人们的观念带来了深刻的变革：人们创造了“炼狱”这样一个概念，为在人生最后一刻忏悔的人提供了一个救赎的跳板，而圣徒托马斯·阿奎纳（Thomas d’Aquin）就时人对以收取利息为目的的借贷的批判提出了一些保留意见。
在10世纪到14世纪，掌控国际经济的是商人。最早推动国际贸易发展的是阿拉伯人和希伯来人，而意大利人是欧洲最早从事此类活动的人。实际上，是意大利中北部地区的城邦（尤其是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和米兰）的商业寡头们创造了国际贸易网络，并为贸易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工具和方法。直到现代，除了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人以外，或者最多再除了德国人以外，所有国家的发展进步都应该几乎完全归功于光临它们的交易会和市场的外国商人们，因为是这些外国商人们为他们发动的战争和他们的日常开销提供了巨额的资金支持。
12世纪中期，在萨克森、波希米亚和蒂罗尔发现了银矿，使欧洲的白银大大丰富起来，同时在这块大陆上催生了新的货币机构。这种货币作为必不可少的价值计量标准和交易工具，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而白银储量因为这几个银矿的开发而激增，据估计13世纪末，英格兰的白银流通量比16世纪的还要多。
当时白银是本位货币，而到了之后的一个世纪，黄金便登场了。当然，在13世纪，黄金专门用于意大利商业银行家们的业务。他们几乎垄断了所有新兴的银行业务，经营着绝大部分的国际贸易，操持着各国王侯及罗马教廷的金融事务。佛罗伦萨和热那亚都是在1252年，开始铸造它们各自的金币弗罗林和热那维诺。而威尼斯则是从1284年开始铸造杜卡托金币。在14世纪乃至15世纪的货币危机之前，这些金币因为重量稳定、纯度接近当时最高的24克拉而成了参考货币。
共和国的货币 图为一枚杜卡托金币，其图案为1289年至1311年担任威尼斯太平共和国督治的彼得罗·格拉德尼戈（Pietro Gradenigo）跪在圣马可的面前。
在公元10世纪，人们就不再用黄金来铸造钱币了。白银常常与黄铜掺在一起，成为铸造钱币所使用的唯一一种贵金属。市面上流通的金币就只剩下阿拉伯的金币和拜占庭的金币了。为了应对人口、财富和服务带来的需求，商人们提出了信贷的构想。直到如今，我们还能从意大利的众多史料中见证发生于12世纪的资金流动的惊人增长。除了那种可以归类为高利贷型消费贷款的高息贷款以外，还可以看到当时还发展出了其他一些合同模式，这些合同模式提供了新的合伙形式以及风险和收益分配的形式。事实上，我们极少见到时代更早的、发源于地中海共同经验的此类商业合同。
我们看到，各种普通公司和“合伙人公司”的形式在当时应运而生。那些公司已经失去了严格意义上的家族色彩，而是由合伙人共同出资出力，共享收益，共担损失，并接受法定资本之外的固定利息存款。当然，这些体系具有高风险，只通行于陆上贸易和普莱桑斯、阿斯蒂、卢卡和锡耶纳等内陆城市。
而对于海洋贸易来说，这类工具就不适合了。实际上，由于海洋贸易可能遭遇海盗或海难，所以要承担的风险过于高昂。按照阿马尔菲和意大利南部使用的科隆纳合同（colonna），以及按照改编自一项古老契约的威尼斯兄弟会章程，海洋贸易活动的共同风险不能超过海洋运输旅程持续的时间。不过，到了12世纪，这类合同就被人们弃用了。以前还有过一种海事借贷，不在贷方和借方之间建立任何合作关系，其有效性仅涵盖一次航行，并且在发生全损时不提供任何担保。然而，大规模的国际贸易需要更有效地分配风险和收益，所以到了12世纪，随着康枚达合同（commenda）的问世，这种形式就消失了。康枚达合同可谓是中世纪在合同领域最伟大的发明，它与当时既有的伊斯兰合同或拜占庭合同有着实质性的不同。康枚达合同为海洋贸易的发展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事实上，这种合同集中了海事借贷和合伙合同的优点，它预设出借人居于一国领土，将本金交付给借款人。然后，借款人出海，将这笔本金投资在一次往返航行过程中进行的贸易活动之中。出借人要承担其中的风险，通常可以享有利润的四分之三。而借款人则要承受直接经营贸易活动的辛苦，并获得剩余的收益。不过，掌握实际情况和了解真实利润的，其实只有借款人。他还有可能另找下家来签订同类合同，以此来增加自己的收入。
实际上，所有这些类型的合同适用的都是一些不需要特定信贷机构的业务。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银行业务是慢慢地从三种截然不同的社会人群中分别独立发展起来的。这三种人就是典当商、存款银行主和商业银行家。他们分别从事着不同形式的信贷，尽管他们的业务时有交集。在中世纪，银行业务主要还是与商业活动联系在一起的。典当商依然很普遍。每天白天，货币兑换商来到市场上，把一定数量的钱币铺在长凳或桌案上（所以意大利语里的“银行”banca一词就是从“长凳”一词派生而来）。晚上，他就把钱币收到一个匣子里，那个匣子是他专门用来存放自己的业务收益和别人交存的钱款的。这样，他就能以低于典当商的利率出借钱款，并向愿意把钱存放在他的匣子里的人支付更低的利息。商人们只要在银行家那里开设账户，就无须动用现金便能进行转账。而货币兑换商会在开立往来账户时发放贷款，即使有时大额提款可能会导致其破产。不过，由于利息相对较低，致使这些银行家们无法积累到足够的准备金，难以在大型商贸企业的融资中与国际商人展开竞争。
图为1411年巴塞罗那和佛罗伦萨商人之间的一张汇票承兑单据（藏于西班牙巴塞罗那教区档案馆）；
图为尼科洛·迪·彼得罗·杰里尼（Niccolò di Pietro Gerini，？—1415年）创作的一幅壁画的局部，表现的是一些正在协商生意的银行家（藏于意大利普拉托圣弗朗切斯科教堂教务会会议室）。
从11世纪的商业革命开始，银行业日渐巩固导致在意大利创造出了一系列金融工具。没有这些工具，就不可能实现信贷的扩张，而信贷的扩张对于金融体系的正常运行是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一项金融工具是汇票，它可以在使用不同货币的各种交易会或市场上，发挥商业交易支付手段、信贷来源以及资金转账方式的作用。同时，用今天的话来说，还可以借助它来对不同货币的汇率变化进行投机，由此赚取金融利润。把这种汇票签发给债权人，后者就可以在明确的期限内（通常是6个月）在另一地的同一家银行进行兑付。不过，当时的发明创新并不止于此：除了支票和保险合同以外，早期银行家们对会计领域做出的贡献也值得一提。货币兑换商以及后来的商业银行家们，在账户的控制方面都非常细心，体现了对于清晰和效率的追求。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下，人们开始建立起包罗万象的会计账簿和商业记录。
汇票是13世纪国际交易中使用得最广泛的信用工具。这种合同就是一方从另一方收到一笔以当地货币支付的预付款，并承诺在另一地以另一种货币加以偿还，所以适合进行投机操作。起初，大规模信贷只有一些意大利的“合伙人公司”采用，但合作伙伴之间的争执也造成过一些重大的破产，比如，1298年锡耶纳的邦西诺里家族（Bonsignori）的破产，还有1343年巴尔迪家族因为英国王室无力履行欠其债务而破产，以及佩鲁奇家族在1346年破产。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格里马尔迪、琴图寥内（Centurione）、洛梅利尼（Lomellini）、斯宾诺拉以及卡塔内奥（Catta neo）等热那亚商业银行家们，还有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以及米兰的博罗梅奥家族的处境还是渐渐稳固了下来。
在意大利之外，最重要的人物有德国的富格尔家族和韦尔瑟家族，以及法国的雅克·格尔（Jacques Cœur）。不过，最大的放贷人还是热那亚人，他们依靠定居在国外的会馆成员发展业务，成为欧洲各国王公贵胄的主要债主。从15世纪开始，出现了公共或半公共的银行。第一家公共银行就是巴塞罗那兑换所（Taula de Canvi de Barcelone），它从1401年起就是这座城市的财政金库，后来开始吸纳私人资金的存款。在热那亚，第一家公共银行是1407年成立的圣乔治银行（Banco di San Giorgio或称Casa delle Compere di San Giorgio），它是将借给意大利各城邦的私人贷款改为公债的结果，这些私人贷款自12世纪以来就是通过以“销售”的形式转让财税收入作为担保的。这家银行是由热那亚的几个大家族控制的，它向各城邦提供资金，发挥着财政金库的作用，接收本地和欧洲的存款，同时还管理着许多贸易站和领地，这使它直到现代都能够以欧洲最大的“保险箱”自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