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甫一进入中世纪晚期，欧洲就出现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制度的雏形，而这些制度将在不久之后导致欧洲—地中海地区产生全局性重组。各君主国和城市—尤其是意大利的自治城邦—纷纷发起超越边界的探险远征，而罗马教廷也密切关注着国际关系的每一步新发展。
在中世纪早期，城市—市场—海洋构成了地中海地区一种特有的三角结构。这种结构坚固稳定，无论是拜占庭帝国还是穆斯林的扩张都未能将其撼动。然而，从11世纪末到13世纪末，这种力量平衡却受到了一系列结盟运动的动摇。在这些结盟运动中率先登场的是，意大利各自治城邦（comuni）的属民以及普罗旺斯、勃艮第、诺曼底和伊比利亚的封建领主；随后，这一运动又波及了诺曼底和施瓦本、法兰西、安茹、葡萄牙以及卡斯蒂利亚诸国王室。于是，就在这种分裂的欧洲政治渐次发生重组的背景下，各新兴君主国以及意大利各城邦共和国为了拓展各自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边界，纷纷走上了扩张的道路。它们的扩张，加上蒙古人和以阿拉伯及突厥为代表的伊斯兰世界等来自欧洲之外的力量，就把国际关系推到了一个新的纪元。
东地中海地区是连接西方与近东乃至远东的数条主要路线的枢纽。在中世纪早期，拜占庭人、犹太人及阿拉伯人就在那里建立了一系列沟通东西方的通道。那些通道并未遭受所谓“十字军东征”系列军事行动的破坏，也没有受到新建的贸易和殖民前哨的影响，相反这些前哨成了巩固东西方联系的新基地。除了在一些短暂的对抗时期以外，西方与拜占庭以及与地域辽阔的伊斯兰势力（当时伊斯兰的势力范围从东向西，囊括了包括西西里岛、伊比利亚半岛的大部分以及马格里布地区在内的一大片地域）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受到多大的影响。在西地中海以及伊比利亚地区也是如此，虽然各新兴的基督教王国之间存在矛盾冲突，但穆斯林地区与基督教地区之间密切的经济合作，伴随着后来被人们称为“基督教再征服运动”（Reconquista）的一系列战争行动，实际上有效地推进了它们拓展陆上和海洋疆界。在12世纪上半叶，葡萄牙完成了统一，这使它得以掌握了对圣文森特角的控制权；与此同时，意大利南部的诺曼人夺回了西西里岛，建立了大西西里王国。
1245年—1248年
柏朗嘉宾 到达哈拉和林。
1253年—1255年
罗伯鲁 到达哈拉和林。
1271年—1295年
马可·波罗 到达中国。
1325年
伊本·白图泰 初次踏上旅途。
1402年
让·德·贝当古 征服加那利群岛。
1405年—1433年
郑和 七下西洋（即印度洋）。
1414年—1439年
尼科洛·达·康提 到达印度洋。
1419年
若昂·贡萨尔维斯·扎尔科和特里斯唐·瓦斯·特谢拉 发现马德拉群岛。
1427年
迪奥戈·德·西尔维斯 到达亚速尔群岛。
1434年
吉尔·伊恩斯 越过博哈多尔角。
1444年
迪尼斯·迪亚斯 到达佛得角。
1483年
迪奥戈·卡姆 抵达刚果河入海口。
1488年
巴托洛缪·迪亚斯 绕过风暴角（即好望角）。
1492年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 发现伊斯帕尼奥拉岛。
古早时代，古代腓尼基人、希腊人和罗马人的船只将地中海沿岸联结在了一起；到了中世纪，地中海依然是一个最重要的交流空间，塑造着欧洲的性格。
整个中世纪，古罗马人所说的“我们的大海”（Mare nostrum）对于欧洲而言，依然是其开展交流的一片重要区域。虽然在8世纪，有一个新的角色，即伊斯兰的势力，闯了进来，迅速从近东蔓延至北非乃至几乎整个伊比利亚半岛，在地中海东部和西部沿岸大部分地区建立了统治。然而，阿拉伯国家对于海洋兴趣不大，它们也没有大规模的舰队。所以，从13世纪起，随着意大利商人和加泰罗尼亚人的活动，欧洲与东方之间的联系渐渐得以恢复。在他们的商贸活动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张互通互联的网络，这对欧洲的政治产生了影响，并促使欧洲开始迈出向新世界扩张的步伐。
威尼斯兵工厂的入口。
威尼斯的摩尔人
图为13世纪威尼斯摩尔人领地里一尊阿拉伯商人雕像。
西班牙诸王国开辟了几条不同的线路。在1248年到1262年，卡斯蒂利亚人先后来到了塞维利亚、科尔多瓦和加的斯。而加泰罗尼亚—阿拉贡人在1229年到1238年征服了巴伦西亚和巴利阿里群岛，之后便开辟了“香料和岛屿之路”，这使他们得以在13世纪末夺取了西西里岛和撒丁岛。1311年，加泰罗尼亚东方公司征服了雅典，建立了雅典公国和新佩特雷公国。而在保卫近东贸易站点以及与蒙古统治的东方开展接触的问题上，欧洲各王国中表现最为积极的一直是法兰西王国。从13世纪末到15世纪末，安茹人和阿拉贡人成为争夺地中海地区霸权的主角。在14世纪上半叶，随着西欧与近东及中东的关系因突厥的扩张和“蒙古治下的和平”的终结而受到滞阻，葡萄牙王国向大西洋发起了第一次探索行动。而在随后的一个世纪中，同样下定决心要进行海上扩张的卡斯蒂利亚也效仿葡萄牙走上了这条道路。出身霍亨斯陶芬家族（Hohenstaufen）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Frédéric Ⅰ）和腓特烈二世（Frédéric Ⅱ）到圣地加冕时，同样对国际关系问题表示出了兴趣；而罗马教廷，不管是对于各种外交创举，还是对于“十字军东征”或在东方和西方开展福音布道的传教行动，都保持开放的态度。
教皇英诺森四世（Innocent Ⅳ）在13世纪采取的行动对于欧亚大陆及相邻的非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卡斯蒂利亚和葡萄牙于1481年和1494年先后签订了《阿尔卡索瓦斯—托莱多条约（1479年—1480年）》和《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1494年）》，初步规定由这两个国家瓜分世界。他们先是在距离卡斯蒂利亚王国控制的加那利群岛100海里的位置划定了一条界线。后来在托尔德西里亚斯，他们又在佛得角群岛以西370海里确定了第二条分界线。1506年，教皇尤利乌二世（Jules Ⅱ）颁布诏书《为促进和平而行动》（ Ea quae pro bono pacis ），认可了两国的这种划界行动。历代教宗多次就西方及其在大西洋的扩张颁布教皇诏书：比如尼古拉五世（NicolasⅤ）于1452年发表的《摒弃分歧》（ Dum diversas ）和于1455年发表的《罗马教皇诏书》（ Romanus Pontifex ），卡利克斯特三世（Calixte Ⅲ）于1456年就葡萄牙的活动发表的《关于一些事情》（ Inter caetera ），还有西斯科特四世（Sixte Ⅳ）于1481年为批准《阿尔卡索瓦斯—托莱多条约》的安排而颁布的教皇诏书《永恒之王》（ Aeterni regis ）。1493年，从5月至9月，教皇亚历山大六世（Alexandre Ⅵ）就卡斯蒂利亚王国在大西洋的行动接连颁布了五道诏书。而到了15世纪末16世纪初，就轮到英吉利王国和法兰西王国摩拳擦掌地去开辟新的天地了。
自古以来，欧洲与围绕着它的各片海洋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从波罗的海和北海，经大西洋和地中海，直到黑海和亚速海，欧洲大陆是被一连串的海洋环抱着的。它们对于欧洲维持与世界其他地方的联系至关重要。所以，对于任何想要拓展国际关系空间的欧洲人来说，征服海洋都是一个关键。
13世纪，欧洲南北之间建立起了新的海上通道。得益于一系列科学技术的进步，南北海路的畅通终结了陆路运输独大的局面，为欧洲贸易转运欧亚商路的商品货物开辟了新的补充性运营空间。历史地理学研究已经清清楚楚地证明，这种联运现象发源于欧洲的地中海沿岸地区。早在中世纪早期的10世纪，以意大利的阿马尔菲和威尼斯为代表的多个城市，已经和君士坦丁堡以及埃及的开罗与亚历山大市建立了活跃的关系，弥补了当时把持国际贸易交流的中间商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贸易活动的不足。在11世纪，许多中西欧城市崛起成为商业贸易革命的中心，商业贸易开始在政治舞台上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这样一种现象在意大利尤为显著：11世纪末，在阿尔卑斯山脉和台伯河之间，出现了许多由商贸精英统治、时刻寻找新机遇的城市共和国。在它们之中，很快就有一些城市凭借着自己频繁的海上活动，成为欧洲扩大边界的主要引擎。而西欧各国王室常年征战不休，主要都是依靠一种消费型的经济来维持运作的，并且除了阿拉贡王室和葡萄牙王室之外，它们都对资金有着持续的需求，而且都没有自己组织的海军。
在地中海向国际贸易空间转变的过程中，意大利以其地理位置、海洋使命及其建立在商业精英基础上的政治体制起到了中心作用。
上图为威尼斯马斯特利宫的浮雕，表现的是一头背着货物的骆驼；
正当欧洲其他地方纷纷建立君主制之时，中世纪的意大利却在10世纪至13世纪崛起了一系列面向地中海的商业共和国。其中第一个是阿马尔菲共和国，随后还有比萨共和国、热那亚共和国和威尼斯共和国。到14世纪，这些共和国崛起成为对欧洲各国、拜占庭、近东及北非的君主们产生影响而又彼此敌对的势力。
上图为克里斯托弗·格拉西（Cristoforo Grassi）画的1481年的热那亚（藏于热那亚加拉塔海洋博物馆）。
到了13世纪，阿马尔菲人已经大大丧失了他们原先的行动力。12世纪初，他们的影响力曾经覆盖了从地中海南岸延伸到拜占庭帝国，再到地处巨大穆斯林“帝国”核心位置的安达卢斯的广大地域，同时还辐射到了意大利的北部地区。由于受到诺曼、施瓦本、安茹和阿拉贡等王室封建体制的阻碍，阿马尔菲人只能眼看着自己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渐渐被威尼斯人、比萨人、热那亚人，还有在13世纪后起的佛罗伦萨人以及加泰罗尼亚人所取代。在整个中世纪，威尼斯共和国都把自己的注意力聚焦在东地中海和东方，因为它一心想要垄断利润极其丰厚的香料贸易。威尼斯人早在1084年就来到了君士坦丁堡，而随着第四次“十字军东征”（1202年—1204年），威尼斯人崛起掌控了拜占庭和爱琴海的大部分地区。他们在这个地区的霸权一直维持到了1261年，直到希腊的尼西亚王朝与热那亚人结盟，才迫使他们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活动。因为热那亚人从那时开始垄断了几乎整个黑海地区和亚速海地区的贸易。不过，威尼斯人还是保留了对几个希腊岛屿以及对十字军领土上一些贸易站点的控制，而且从1265年起，他们重新获得了在苏尔达亚（今乌克兰的苏达克）、特雷比宗德（今土耳其的特拉布宗）以及塔纳（今俄罗斯的亚速）的行动自由。所以黑海的海峡和战略地区都落到了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的手中，他们不仅在贸易和航运方面享受优待，还掌控了通往东方的几条主要路线的通道。那时，威尼斯商人的足迹遍布西欧，但他们在大西洋沿岸地区的存在和活动却非常有限。实际上，尽管他们的海上“慕得”商队（mude）到达过西欧大西洋沿岸所有重要的中心城市，甚至抵达了英国的各大港口以及布鲁日市，但威尼斯从未向那种旨在“探索发现”的航行投入过任何资金、人力或船只。反而是热那亚人先是和葡萄牙人结盟，后来又和卡斯蒂利亚人携手，主导了“探索发现”航行。另一方面，威尼斯人也没有参与国际银行和金融活动。在整个13世纪，国际银行和金融活动都是由佛罗伦萨人和热那亚人把持的，他们背后的靠山常常是普莱桑斯的商人，有时也有来自阿斯蒂和米兰的“伦巴第”商人。
西地中海依然是比萨人与热那亚人对抗的一个主要舞台。比萨人活跃在整个地中海盆地，他们和热那亚人及威尼斯人一样在埃及和十字军占领的近东海岸中心城市拥有自己专属的街区并享有商贸特权。和热那亚人一样，他们在休达、贝贾亚、突尼斯以及的黎波里都拥有一些基地。传统上认为，比萨在梅洛里亚岛战役（1284年）中的失败是它在国际上不可逆转地走向没落的起始，但比萨共和国并没有完全从地中海舞台上消失。在13世纪末，西地中海的海洋与贸易霸权落到了热那亚人手中。热那亚人把持了邻近地区的政治，控制了科西嘉岛，还将普罗旺斯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在同一时期，比萨人别无选择，只能臣服于势力日盛并且已然成为地区主宰的佛罗伦萨。而早在佛罗伦萨繁荣起来之前，新兴的银行与信贷业摇篮托斯卡纳地区的商人们就已经来到了西欧，特别是出现在了堪称当时国际商贸金融活动中枢的法国香槟地区交易会上。在托斯卡纳，锡耶纳以其与“伦巴第人”的金融业务一枝独秀，而卢卡则主要大力发展丝绸产业。在13世纪，羊毛产业和银行金融业务并举的佛罗伦萨人拥有了一支日渐强大的舰队，他们在安茹王室的支持下在地中海沿岸的希腊地区、近东地区以及西欧地区开展贸易。和热那亚一样，佛罗伦萨也在法国、英国和伊比利亚半岛的教会征收“什一税”。由此，阿尔伯蒂（Alberti）、富雷斯可巴第（Frescobaldi）、博纳科尔西（Bonaccorsi）、巴尔迪（Bardi）、佩鲁奇（Peruzzi）、阿奇亚奥里（Acciaiuoli）以及美第奇（Médicis）等家族为建立一套（特别是在会计和资料方面）组织结构完美的公司和企业系统打下了基础。现存的佛罗伦萨的各类会计账簿、商业记事簿、商人手册和各种各样的卡片都证明了这一点，其中来自普拉托的贸易商弗朗切斯科·迪·马尔科·达蒂尼（Francesco di Marco Datini）的档案可谓是一份最著名且最有说服力的佐证。
一份独特的证言
弗朗切斯科·迪·马尔科·达蒂尼（1335年—1410年）是一位在阿维农发家的意大利商人。和当时许多托斯卡纳同乡一样，他抓住了这座（普罗旺斯）城市兴旺发展所带来的机遇。在回到故乡普拉托后，达蒂尼决心扩大自己的业务：他创建了一个（以纺织为主的）企业网络，以普拉托、比萨和阿维农为起点，一直覆盖到巴塞罗那、巴伦西亚和马略卡。他没有合法的继承人，所以把自己的巨额财富遗赠给了穷人们。不过，他之所以得以在历史上留名，是因为19世纪人们在其普拉托宅邸的一间密室里，找到他作为档案保存的许多往来书信和商业文书记录，为人们了解历史信息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热那亚人在东地中海与威尼斯人对峙，在西地中海与加泰罗尼亚人对抗，但在西部，尤其是在他们早在伊斯兰统治时期就已经到达的伊比利亚半岛，却与佛罗伦萨人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们天生崇尚个人奋斗，所以很快就打开了所有的国际市场的大门。
和威尼斯人相反，热那亚人所倚仗的并不是强制度，而是大家族。大家族是他们巨大财富的来源，但同样也是造成他们的城邦持续脆弱的根源。大家族是他们联系网络的支柱。热那亚人的联系网络是一种具有高度弹性的体系，自12世纪初以来就统治着这座城市并超越了地中海的边界。热那亚人很早就结成了一些非血缘的家族集团“会馆”（alberghi），交结外国精英，开始向欧洲各国王室提供资金、海军将官、水兵以及船舰，经营租赁、商品和金融，以换取特权、封号和封地。他们的国际关系体系围绕着众多散布在各处（从希腊、亚美尼亚等地直到黑海地区，从法国直到伊比利亚半岛以及大西洋沿岸的佛兰德和英格兰）的家庭单位得到巩固。这种家族集团体系有几种不同模式的基础：同乡会、私营机构组成的行会“丰达奇”（fondaci），以及公私联合的“马洪”（mahones）。后来的东印度公司都采用了“马洪”的形式。
会计业务、经济数据以及信息的传播一直被这些家族集团的公证人和档案室所垄断。热那亚人在欧洲各国王室都拥有强大的游说力量，无论该王室是大是小、是基督徒还是穆斯林、是阿拉伯人还是突厥人。他们是停泊在从地中海到大西洋的最大港口中各大私人船队的所有者，掌握着巨量的“投机资本”。1408年，这一资本的一部分涌向了欧洲最重要的金融机构圣乔治银行。1453年，这家银行开始负责经营科西嘉和黑海各贸易站。这个“国际金钱共和国”最大的股东大多属于热那亚28个大家族会馆。默默无闻地为征服加那利群岛、为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 Colomb）、卡伯特（Cabot）、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e Gama）以及韦拉扎诺（Verrazzano）开展航海探险提供必需的资金，也是热那亚人，当然还有少数佛罗伦萨人。作为卡斯蒂利亚特许经营权的唯一持有者，热那亚人于1519年和佛罗伦萨人结成了一个银行家财团，帮助查理五世（Charles Quint）在与法国的弗朗索瓦一世（FrançoisⅠ er ）争夺神圣罗马帝国皇位的竞争中赢得了胜利。当时，银行家富格尔（Fugger）和韦尔瑟（Welser）就是和热那亚人阿戈斯蒂诺·福尔纳里（Agostino Fornari）、安东尼奥·福尔纳里（Antonio Fornari）、阿戈斯蒂诺·格里马尔迪（Agostino Grimaldi）以及卡尔洛·格里马尔迪（Carlo Gri maldi），还有佛罗伦萨人安东尼奥·瓜尔泰罗蒂（Antonio Gualterotti）一起联手采取了行动。
城市里的商业
图为安布罗吉奥·洛伦泽蒂（Ambrogio Lorenzetti）的壁画《善政造福城市》（ Effets du bongouvernement dans la ville ，藏于意大利锡耶纳市政厅）的局部，描绘了中世纪意大利城市的日常景象。
欧洲的君主国，除阿拉贡王室和葡萄牙王室之外，都没有为本国的商人提供任何政策和运营空间，而任凭国际交易落入意大利人的手中，并且还将自己的金融业务委托给了他们。
在巴伦西亚、塞维利亚、里斯本、伦敦乃至布鲁日等战略城市，意大利人都得到了政治人物的支持；而在拜占庭及伊斯兰统治的地区，商人们都企盼着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不过，在地中海区域还活跃着其他地方的商人。比如那些以马赛以及圣吉尔、阿尔勒或纳博讷等地市场为活动中心的普罗旺斯商人和朗格多克商人，无论政治局势如何，都与利古里亚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1267年，曾经担任热那亚人民队长（热那亚城邦政府首脑）的政治流亡人士古列尔莫·博卡内格拉（Gug lielmo Boccanegra）就对艾格莫尔特城港口的防御工事和行政管理进行了指导。1330年，卡尔洛·格里马尔迪成了摩纳哥领主；1341年，热那亚和摩纳哥两地的格里马尔迪家族之间订立了一份协议，宣告摩纳哥领地正式成立。
从13世纪上半叶起，加泰罗尼亚人在海洋贸易活动中就表现得比普罗旺斯人更加坚决、更加咄咄逼人。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他们在巴塞罗那和巴伦西亚的领导下，在一个专注于贸易和领土扩张的王室的支持下，积极地在西地中海地区展开活动，先是控制了巴利阿里群岛，之后又拿下了西西里岛和撒丁岛，最终在15世纪通过与安茹人进行的一场艰苦的战争夺取了那不勒斯王国。在教皇亚历山大六世（1492年—1503年）时期，加泰罗尼亚人在罗马教廷同样享有巨大的权力。但他们并未因此停止贸易交流活动：正如热那亚国家档案馆保存的文献《加泰罗尼亚指南》（ Drictus catalanorum ）记载证实的那样，加泰罗尼亚人一直在与热那亚人对抗。加泰罗尼亚人没有直接参与卡斯蒂利亚王国主导的最初的几次大西洋探险，而是坚持在马格里布地区、在意大利南部地区以及在东方展开活动。1346年，商人海梅·费雷尔（Jaume Ferrer）超越了葡萄牙人，绕过了位于摩洛哥沿海的诺恩角。1375年，马略卡犹太地图制图师亚伯拉罕·克雷斯克斯（Abraham Cresques）完成了他的杰作《加泰罗尼亚地图集》（ Atlas catalan ）。
最早在欧洲北部地区从事贸易活动的是弗里斯兰的商人。斯堪的纳维亚的霸权保障了其与波罗的海沿岸及英国港口的联系，尤其是保障了其与丹麦人的联系。丹麦人在大帝克努特二世（Canut Ⅱ）时期吞并了挪威和瑞典的大部分以及整个英国。所以，他们得以在东起波罗的海、西至爱尔兰的范围内发展贸易，他们立足于北海和丹麦的海峡，开辟了西抵格陵兰和冰岛、东达基辅和诺夫哥罗德的北方路线。
北欧流传的传奇激发着当时人们的想象。甚至在中世纪末的地图上，都能看到这种想象留下的印迹。在中世纪末期，虽然欧洲人业已初步进行过几次航海探险，但他们的地图上还是标示着想象中的圣布伦丹岛、七城岛、布拉西尔岛和安提利亚岛。
不过，在13世纪末之前，随着挪威、瑞典和丹麦等王国的诞生，斯堪的纳维亚渐渐丧失了霸权，诺曼人也渐渐失去了对海路的控制。北欧地区从此必须直面德意志商人的到来。在13世纪，德意志的城市获得了与意大利各自治城邦类似的独立地位，但它们不受郡治管辖，也没有自己常设的贸易站，尽管德意志的商人们和条顿骑士们努力地朝着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以及立陶宛的方向扩张。当时的德意志人都是临时居民，他们获得的让步和特权是对此的补偿。对于他们来说，诺夫哥罗德是他们的一个东方桥头堡。而他们在西欧的桥头堡则是伦敦、南安普敦和卑尔根。他们与地中海各国人民接触的地点先是布鲁日，随后变成了安特卫普。意大利的各自治城邦之间充满了对立冲突，与此相反，德意志的城市之间并不存在不和，反而时常结成临时性的联盟。就是这样一种体系在1360年催生出了汉萨同盟。该同盟是以汉堡和吕贝克为核心逐渐形成的，包括了须德海和芬兰湾之间的约200个城镇。但泽、维斯比、不来梅、里加、科隆、维也纳、诺夫哥罗德以及威尼斯都曾经充当汉萨同盟的前哨贸易站，连接地中海与上德意志的各个城市。也正是在那个时期，富格尔家族、韦尔瑟家族和霍赫施泰特家族（Hochstetter）开始致力于发展银行业务。
讲礼仪的佩德罗四世
这位君主巩固了阿拉贡王国在地中海的势力。这尊大理石雕像是雕塑家海梅·卡斯卡尔斯（Jaume Cascalls）1535年的作品，题为《圣查理曼》（ saint Charlemagne ），表现的却是佩德罗四世（Pierre Ⅳ）的形象（藏于西班牙赫罗纳大教堂）。
从13世纪起，加泰罗尼亚人在意大利诸共和国商人所主宰的地中海上异军突起。很快，阿拉贡王国就把自己的商贸业务拓展到了伊比利亚半岛之外。
征服者海梅一世从穆斯林手中夺取巴伦西亚和马略卡，标志着阿拉贡王国的扩张到达了巅峰。自那时起，在其商业阶级的主导下，加泰罗尼亚开始了一场政治利益和商业利益相结合的扩张。1282年，伟大的佩德罗三世（Pierre Ⅲ）入侵西西里，1311年加泰罗尼亚雇佣军阿尔莫加瓦占领雅典，都意味着巴塞罗那在地中海沿岸扩建领事馆和银行的进程取得了进展。所谓的“海上领事馆”（Consolat de Mar）就是始于这个时代，而与之相关的法律被收录编辑成了《海上领事馆之书》（ Libre del Consolat de Mar ，1370年），成为一直沿用至19世纪初的地中海海事法典。
何塞·莫雷诺·卡博内罗（José Moreno Carbonero）的油画，描绘的是1303年罗杰·德·弗洛尔（Roger de Flor）率领其阿尔莫加瓦雇佣军在拜占庭帝国皇帝安德罗尼卡二世（Andronic Ⅱ）面前列队行进（藏于西班牙马德里参议院宫）。
早在12世纪，意大利的商人们就经常参加香槟交易会，人们在那里用铁、锡、羊毛和布料交易象牙、宝石和丝绸等各种珍贵的东方产品，以及300余种香料。海上航运比陆路运输更便宜、更快捷，可以运送更大体量的货物，还能节省通行费。早在1277年，就有热那亚的船只来到了佛兰德。其中有一些来自福西亚，运送的是生产布料所用的明矾。布鲁日是当时的另一个重要的交易中心，热那亚人在那里拥有一个市场和一座圣墓教堂。有一些热那亚家族甚至在布鲁日拥有属于自己的街区。所以，贝内代托·扎卡利亚（Benedetto Zaccaria）、斯宾诺拉家族（Spinola）和马洛切罗家族（Malocello）的船只会来到这些地方并不足为奇，因为早在1314年第一批威尼斯的“慕得”商船队就已经来到这里了。
14世纪，马略卡兴起了一个地图制绘学派，其杰出代表人物就是讲礼仪的佩德罗四世的御用地图和罗盘师亚伯拉罕·克雷斯克斯和他的儿子耶胡达·克雷斯克斯（Jehuda Cresques）。通常人们认为1375年绘制的《加泰罗尼亚地图集》就是他们的作品，当时的地图爱好者们立即发现这件作品的价值。佩德罗四世之子若昂王子更是在1381年把它当作贺礼，赠送给了自己刚刚登基成为法兰西国王的堂兄查理六世（Charles Ⅵ）。这本地图集由六张羊皮纸组成，其中后四张绘制的地图，几乎囊括了当时已知的从加那利群岛到中国海、从北回归线到北纬60度的整个世界。
❶ 风玫瑰方位标 作为一部划时代的地图作品，《加泰罗尼亚地图集》具有众多独创之处。其中之一，就是它是最早使用风玫瑰标记方位的地图，而在它之后问世的地图都效仿了它的这一做法。这朵风玫瑰一共标示了32个方向。
❷ 曼萨·穆萨 这本地图集信息丰富，还提供了许多与所标示地方相关的说明与注释。从图上甚至可以看到许多人物的形象，比如手中拿着金块的马里皇帝曼萨·穆萨（Mansa Moussa）等。
❸ 幸运群岛 克雷斯克斯的这部地图集是以地中海为中心的，但也没有忽略大西洋。根据若昂王子的明确要求，地图上标示了当时所有已知的大西洋海岛。
❹ 格拉纳达 在这部地图集中，所有的基督教城市都用十字架标示，以区别于穆斯林城市。而格拉纳达是一个例外，因为它的位置既标有十字架，同时又标有阿拉伯的旗帜。这或许是因为当时格拉纳达的纳斯里德王朝，已经向卡斯蒂利亚王朝俯首称臣了。
图为第3和第4张羊皮纸，绘制着菲尼斯特雷角、欧洲和非洲（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巴黎）。
万年历 在这部《加泰罗尼亚地图集》封底的羊皮纸上画着一大幅阴阳历，外围环绕着的是一年四季。
商队
这本地图集的第5和第6张羊皮纸描绘的是德里王国（即印度）和契丹（即中国），不同于前两张地图的现实主义风格，这两张图上呈现出更多的不确定性和奇思幻想。制图者把目光聚焦于那里的居民的日常生活与服饰，以及国际商贸路线。德里的那张地图主要依据马可·波罗的描述勾勒出了王国的轮廓；至于契丹的那一张，由于缺乏地理信息，只能采用大量装饰性图案来填补空白。右图为德里地图上描绘的商队。
汉萨同盟的城市
整个中世纪，汉萨同盟都影响着欧洲商业的发展。吕贝克市政厅大门上的这件青铜门叩（约1350年，现藏于德国吕贝克艺术和文化历史博物馆）是约翰内斯·阿彭盖特（Johannes Apengeter）的作品。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德国的吕贝克市都是汉萨同盟当仁不让的“首都”。
意大利各海洋共和国虽然有时会为了某个共同的目标结盟，但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绝对称不上融洽。比如，比萨共和国和热那亚共和国就相互敌视，乃至公然爆发战争。
热那亚和比萨这两个共和国都濒临第勒尼安海，它们在11世纪和12世纪关系密切。这一点不同于它们和濒临亚得里亚海的威尼斯之间一贯敌对的关系。比如在1016年，这两个共和国还合力从穆斯林手中夺取了科西嘉和撒丁岛。但随着热那亚和比萨的舰队开始争夺西地中海的霸权，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在12世纪，两国就开始爆发冲突。而到了1284年8月6日，这两个共和国的命运终于一锤定音。那天，在梅洛里亚岛海域，热那亚的舰队摧毁了比萨的舰队，消灭了后者在地中海上的海军力量。
比萨大教堂钟楼上的浮雕，刻画的是比萨舰队的两艘舰船分别航行在梅洛里亚灯塔两边。
香槟交易会渐渐没落，但意大利的商人们继续在日内瓦、里昂、贝藏松以及麦地那德尔坎波等地与其他地方的商人交易，因为那些地方活跃的金融系统保障了交易的快捷性。巨大的现金流量和汇票的问世都说明市场开始出现投机。1252年，热那亚和佛罗伦萨开始铸造当时拜占庭帝国和伊斯兰世界仍在使用的金币，而威尼斯则在1287年开铸杜卡托金币。支付的天平向着对西欧有利的方向倾斜，意大利人与欧洲各国王室的联系也进一步密切起来。银行业务回报高，但风险也很高。14世纪，佛罗伦萨的巴尔迪家族与佩鲁奇家族的破产就证明了这一点。
在大西洋海域，往返于葡萄牙及巴斯克地区与北欧地区之间的贸易活动频密兴盛起来。要保存鲱鱼和鳕鱼，就要在葡萄牙的塞图巴尔、法国的布尔格纽夫湾和西班牙的伊维萨岛补给所需的盐。在两个世纪的时间里，巴斯克和布列塔尼的船只一面把卡斯蒂利亚的羊毛运往佛兰德，另一面又把比斯开出产的铁发往地中海地区；而同时奔波航行于地中海海面上的，还有葡萄牙的船只。
汉萨同盟城市的代表是伊姆霍夫家族（Imhof）、海西福格家族（Hirschvogel）和贝海姆家族（Behaïm）。在发现美洲之前不久绘制世界地图的作者马丁（Martin）就属于贝海姆家族。这一存在是富格尔家族和韦尔瑟家族融入哈布斯堡家族利益轴心的前奏。在15世纪中叶，汉萨同盟的船队加强了在地中海的存在，它们的双桅帆船把北方的谷物、蜡、木材和松脂带到那里交换成干果、油、葡萄酒、糖、盐、明矾和靛蓝。在英国，意大利人在伦敦、南安普敦和桑威奇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占据阿基坦以及与葡萄牙人结盟，使英国人重新燃起了对地中海的兴趣：早在狮心王理查德（Richard Ⅰ）时代，他们就已经把这片地区纳入了自己的视野。不过，英国绝大部分的商贸交易还是由意大利人经营的。意大利人还常常前往欧洲北部（斯堪的纳维亚以及波罗的海国家）冒险。那时的人们对北欧地带尚不了解，15世纪的地图制图师们通常将其视作一个岛屿。但这并没有妨碍英国商人在14世纪加强自己的贸易活动，他们还联合组织起来，成立了“商人冒险家公司”（Company of Merchant Adventurers）。布里斯托尔港的重要性就凸显了出来。然而，英法百年战争造成了很大的破坏，把英国的力量牵制在陆地上。在玫瑰战争之后，亨利七世（Henri Ⅶ）登上王位，英国重返地中海，并迈出了向大西洋扩张的步伐。
法国这边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因为大西洋和地中海对于法国来说构成了两片需要分别应对的海域。尽管如此，对这两片海域，法国王室还是常常寻求意大利资金的帮助和热那亚舰队的合作。直到中世纪末期，法国把普罗旺斯、布列塔尼和诺曼底并入自己的版图之后，才有机会在大西洋直面欧洲其他国家的海军。热那亚的海军将领们纷纷为路易九世（Louis Ⅸ）的十字军效劳，以换取俸禄和封地。1295年，腓力四世（Philippe Ⅳ）征召热那亚人在鲁昂市建立了法国第一家造船厂，即鲁昂帆桨船厂。
佛兰德地区因其纺织产业而具有非常重要的经济地位。它起先属于法国，后来从1405年开始又被并入勃艮第郡和神圣罗马帝国，一直是法国人与英国人争夺的对象。所有与海事问题相关的事务，法国国王都委托给热那亚的海军元帅们来处理。他们中首屈一指的，当数贝内代托·扎卡利亚。此人是一位出身贵族的商人，也是享誉国际的战略家、梅洛里亚岛战役的胜利者、黎巴嫩的黎波里的保护者、拜占庭帝国的合作者和封臣（他从拜占庭帝国获得了福西亚封地），还曾经是卡斯蒂利亚王国的海军元帅。早在拿破仑之前，贝内代托·扎卡利亚就计划对英国实施海上封锁。他在一篇简短的海战论文中提出了这个构想。在那篇论文里，他描述了开展一场陆海战争的方法以及需要使用的船只类型和数量，并附预算。这位海军元帅建议在威尔士及苏格兰叛军的支持下逐一摧毁英国所有的港口。1295年，法国国王派往诺曼底的一支由20艘利古里亚帆船组成的舰队在鲁昂港和阿夫勒尔港与汉萨同盟、佛兰德以及伊比利亚的舰船会合。1299年，当法国国王美男腓力四世入侵佛兰德之际，贝内代托·扎卡利亚成功地封锁了兹温河河口，而那个河口是来自布鲁日、达姆、伊普尔和里尔等地的船只出海航行的必经之地。1304年，他启程陪送几位热那亚的贵妇前往东方，发出了开启“十字军东征”的信号，并获得了希俄斯岛封地以及乳香贸易的垄断权。法国便任命雷尼尔·格里马尔迪（Rainier Grimaldi）接替了他的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