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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气候、地理环境适宜原始人类生存、聚居。在110 万年前，“蓝田人”就在黄河流域生息繁衍，此外还有“大荔人”“丁村人”“河套人”等在黄河流域生活，黄河流域有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等大量古文化遗址。在 6 000 多年前，黄河流域内开始出现农事活动，在 4 000 多年前血缘氏族部落形成，炎、黄二帝传说产生。炎、黄二帝成为华夏各民族的始祖，也是古老中华文明的缔造者和奠基人，对中华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原地区在龙山时代即已出现诸多古城，如淮阳平粮台古城、郾城郝家台古城、安阳后岗古城、辉县孟庄古城以及登封王城岗古城等，到了夏商周时期，城市规模更大并成为国家的中心。
殷都遗存大量甲骨文，开创了中国文字记载的先河。从公元前 21 世纪夏朝开始，4 000 多年的历史时期中，历代王朝在黄河流域建都时间延绵 3 000 多年。黄河流域的长安、咸阳、洛阳、开封等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一直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中国”的称呼在黄河流域逐渐形成。古代华夏族群在黄河中下游活动，以为是居于天下之中，故称“中国”。最初主要指以今河南省为中心的区域，后来随着华夏族群、汉族活动范围不断扩大，黄河流域乃至更广泛的区域被称作“中国”。
同时，因古代华夏族群和后来的汉族多建都于黄河流域，政治优越，经济、文化发达，文明化程度远超周边其他地区，是四方仿效的榜样，“中国”也具有族群文明意义上的含义，是天下文明的中心，对应周边的地区则称为“四夷”。
自西周至秦汉，黄河流域孕育了周秦汉唐的辉煌文明，黄河中游地区农耕经济繁荣，是全国的政治中心，西汉末年黄河下游平原地区逐渐成为核心经济区。到隋初，黄河流域的政治经济中心出现了东西二元分离的情况。
从秦汉到隋唐，中国的政治中心基本都在西安，但到北宋时期，中国的政治中心向东迁移到开封。
南宋以后，中国城市空间布局的重心进一步“由北向南”，长江流域城市逐渐取代黄河流域城市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心，南方人口的数量也超过北方，黄河流域城市逐渐衰落，有些城市甚至湮没、消失。
到南宋、元、明、清，政治中心先向南到杭州，后又到北京，黄河流域逐渐不再是中国的经济、政治中心。
黄河流域是我国农耕经济的发源地。经过夏、商、周三朝，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已经确立了旱作农业体系，战国秦汉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已成为经济最为繁荣、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区。
魏晋南北朝时，北方战乱，人口大量向南迁移，北方农耕生产受到严重破坏，北方一些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随之带到南方，南方长江流域得到了进一步开发，农业获得很大发展。
到隋唐时，南方长江流域经济发展速度加快。隋朝修建大运河，主要功能是南粮北运，每年由南方向北方运送粮食 500 万吨以上。
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基本上全面崩溃，主要依靠江南道提供一定的经济支持。
至北宋时，南方人口超过北方，经济发展水平也超过北方，南方通过运河向北方运送粮食达六七百万石
。至南宋，江南经济实力已经远远超过了江北，宋朝整个国家的经济基本上主要依靠江南诸路提供
。唐末至宋，全国文明中心由黄河流域南迁到长江流域。到元、明、清三代，南方经济发展全面超过北方
。
黄河流域是历史上东西方文化交流、经济贸易中心。汉代打通“丝绸之路”，是一条东起我国、西至北非和欧洲的古代商路，我国的纺织品开始销往欧亚各国。丝绸之路鼎盛时期经历了魏晋南北朝以及隋唐，黄河流域是丝绸之路的起点，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主要通道。
黄河流域作为我国长期的经济中心，到唐朝末期，全国经济中心地位开始向南方倾斜，北宋以后全国的经济中心、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已转移至南方，但之后在全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进程中，黄河流域及黄河下游平原地区仍处于重要地位。
黄河中下游地区有丰富的铜、铁等矿藏资源，为古代金属冶炼制造业发展提供了先天条件。中原地区从文明起源到文明形成过程中，青铜器一直是其重要标志，中原文明以青铜器见长。
二里头遗址的发掘表明，我国夏代已掌握青铜冶铸技术，从历代出土的商代青铜器和商代冶铜遗址的发掘中都可以看到，我国冶铸青铜技术在殷商时期已经达到很高水平。
商代已开始出现铁器冶炼。春秋末战国初期，冶铁业得到快速发展，炼铁炉使用了高效率的鼓风设备——橐，提高了冶炼水平和产品质量。
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造纸、活字印刷、指南针、火药，都产生在黄河流域。
黄土利于耕作，黄河流域盆地和河谷农业开垦、耕作历史悠久。黄河文明具有农耕文明属性，农耕技术方面，生产工具经历了使用石器、骨器、木器，经青铜器到铁器的进化过程。在石器时代，黄河流域就已经出现石犁，春秋后期牛耕出现，战国中后期铁犁用于牛耕，西汉时出现直辕犁，唐代出现曲辕犁。早在距今约 7800 年前的大地湾文化遗址中，就已经发现有早期作物稷、油菜籽等。
考古发现，西汉末年冶铁技术有了较大的进步，牛耕技术和耕犁也有了较大的进步。西汉晚期至东汉开始，黄河流域出现一牛挽犁的牛耕技术，农耕技术的发展成为黄河流域农耕经济繁荣的重要保障。
黄河流域经济社会发展历史上呈现自西向东、自北向南演变的原因，有黄河改道、水患以及气候、气温等自然环境变化的影响，也有技术进步、人对自然环境破坏和战争动乱、政局变动的影响。一是黄河流域气候、气温变化导致自然环境的变化。农业生产高度依赖自然气候条件，宋代以来，中国各地气候普遍经历了宋元暖期和明清小冰期两个温度截然不同的阶段。
气候变化对北方黄河流域农业生产、桑蚕业发展等产生了很大影响，促使经济中心由北方向南方转移。
二是人为因素的影响。农业种植、森林砍伐、冶炼矿藏开采等造成了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出现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森林面积减少等环境问题，部分地域变得不再适合人类居住、农业种植，由此造成人群迁移。三是黄河改道和水患等自然灾害以及黄河流域交通不便等因素，也限制了黄河流域的经济社会发展。四是受战争动乱、政局变动等政治因素影响。魏晋南北朝、隋末唐初以及唐末五代时期，频繁发生的战乱使黄河流域城市屡遭破坏，造成人口大量南迁，经济中心也逐渐南移。
五是生产力发展和技术进步，尤其是牛耕技术的推广、拓展，使适宜耕地的范围不断扩大，人类生活、生产范围逐渐扩张，为人们在黄河流域各区域以及中国南北方的迁移提供了条件。
总结黄河流域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的历史经验，为我国当前生态环境保护、经济技术发展、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等多方面带来重要启示。
一是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关系问题。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对大自然的破坏，导致大自然对人类的惩罚。黄河流域经济社会的变迁过程告诉我们，应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树立尊重自然、敬畏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当前黄河流域的经济发展，应保护自然环境，重视生态环境变化，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应提升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区域经济产值核算应纳入生态价值因素，解决生态环境的外部性问题。建设黄河流域生态文明，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二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社会组织与社会治理问题。黄河流域氏族、群落、城市等组织形式的产生与发展，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在黄河流域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为促进当前黄河流域经济社会发展，应充分发挥政府、市场和公众三方面的作用，建立适应黄河流域发展水平的治理模式、治理体系，提升流域治理能力和治理现代化水平；保护、开发流域传统村落，加强流域城镇化、城市化建设，实现流域乡村振兴；建设发展区域性中心城市、城市圈、城市群，吸引人口适当集聚，减少人类活动对生态敏感区域的影响，推动产业聚集和不同区域协调发展。
三是技术进步的作用问题。技术进步决定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黄河流域产生了冶炼技术、农耕技术以及四大发明，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唯有重视科技发展，重视创新，尤其本土技术创新，才能实现黄河流域复兴。自主创新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竭动力和根本途径。
四是经贸往来与区域协调发展问题。黄河流域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建设、经贸往来、人员交流、资源流通等，极大地促进了其经济繁荣。黄河流域当前经济发展，需要重塑经济地理新空间和发展新格局，完善流域内基础交通设施建设，参与共建“一带一路”，上中下游统筹发展。
五是社会政治稳定与民族团结、贫困地区发展问题。黄河流域历史变迁过程告诉人们，保持政治稳定、社会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前提。黄河流域是多民族聚居地区，也是贫困人口集中地区，黄河流域的发展对于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民族团结具有重要意义。要珍惜、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发展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实施反贫困战略，打赢脱贫攻坚战，解决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发展失衡问题，为黄河流域经济、社会、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