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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域是我国国家粮食安全重要保障区、农业经济开发的重点地区，黄河上游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地区，是我国主要的畜牧业生产基地，上游宁蒙河套平原、中游汾渭盆地和下游黄淮海平原，则是我国主要的农业生产基地。黄河流域内河南省、山东省、内蒙古自治区等是我国粮食生产核心区域。我国在构建“七区二十三带”为主体的农业战略格局中，黄河流域包括四个农产品主产区，包括建设优质专用小麦、优质棉花、专用玉米、大豆和畜产品产业带的黄淮海平原农产品主产区，建设优质专用小麦和专用玉米产业带的汾渭平原农产品主产区，建设优质专用小麦产业带的河套灌区农产品主产区，以及建设优质专用小麦和优质棉花产业带的甘肃新疆农产品主产区。黄河流域耕地面积占全国总量的 35％左右，粮食产量占全国总量的 34.42％。
作为粮食和经济作物主产区，黄河流域农业经济得到有效开发，流域农产品生产直接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
工业发展方面，黄河流域作为重要能源安全支撑区，能源、原材料行业居于战略地位。黄河流域具有丰富的矿产资源，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安全支撑区，山西、鄂尔多斯盆地是我国重点建设的能源基地，能源和原材料行业是流域内各省（自治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在全国能源和原材料供应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黄河中上游水利能源丰富，中上游地区风能、光伏能源丰富，风能和光伏发电装机量大。黄河流域煤炭、天然气储量分别占全国基础储量的 75％和61％，青海的钾盐储量占全国的 90％以上。
黄河中上游地区是我国“北煤南运”和“西电东送”的重要能源基地，能源利用主要以资源开采、初级加工为主，资源以煤、电等方式输送到全国其他地区，
发挥着保障全国能源安全的功能。
黄河流域近年来在改善民生、脱贫攻坚方面成就突出。黄河流域是我国传统农业区，受到自然条件、地理环境、生态脆弱及历史因素等影响，中上游是我国贫困比较集中的区域，面临贫困人口多、贫困面广、贫困程度深、返贫率高的问题，是我国消除贫困、改善民生、脱贫攻坚的重要区域。通过建立长效脱贫机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黄河流域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不断推进，在我国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同时，黄河流域脱贫攻坚战也取得了瞩目成绩。
黄河流域城市群集聚水平不断提升，在流域经济发展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黄河流域分布着西安、洛阳、开封等具有数千年历史的多朝古都和历史文化名城，曾是我国历史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随着时代变迁和经济发展，黄河流域城市群得到建设和发展，当前以郑州、西安、济南等为主，逐渐形成中原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等多个城市群。黄河流域城市群是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核心区域，集聚了黄河流域 70％以上的经济总量，也是流域人口高密度集聚区，集中了黄河流域 60％以上的人口。
黄河流域城市群成为流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当前黄河流域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主要包括：农业生产不稳定，人地关系脆弱；工业产业同质化，产业转型压力大；资源刚性约束，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不可持续；流域基础设施落后，区域经济联系松散。
一是人地关系脆弱，农业生产不稳定，影响粮食安全和农民增收。从自然条件来看，黄河流域南北纬度跨越大，东西海拔高低悬殊，地貌条件、气候条件复杂多样，流域内有青藏高原的高寒农牧业系统、甘青陕晋的黄土高原／盆地农业系统和山地丘陵农业系统、宁（内）蒙干旱（区）农业系统和牧业系统、豫鲁黄河下游平原农业系统等，
形成了粮食、农业经济作物、畜牧业等多样化的农业发展特点。但与此同时，多样性的自然条件和相对脆弱的生态环境，以及伴随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农业生产过程中大规模土地开垦，机械、化肥、农药的应用，也造成了人地关系和农业发展的脆弱性，流域粮食种植受到农田面积萎缩
、地力下降、水资源短缺、土壤重金属污染严重等挑战，农业生产不稳定，影响农民增收，国家粮食安全受到威胁。
黄河流域上中游和下游滩区是我国贫困人口的相对集中区域，全国 14 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有 5 个涉及黄河流域，这些区域同时也是黄河流域生态功能区域，与贫困人口分布高度重叠。
如何合理开发利用生态功能区资源，处理好人地关系，稳定农业生产，打赢脱贫攻坚战，防止脱贫人口再返贫，是黄河流域面临的重大挑战，任务艰巨。
二是工业产业同质化、低端化，产业结构不合理，转型压力大。黄河流域大部分省（自治区），尤其是中上游地区的工业产业以煤炭、有色冶金、石油化工、电力等能源、基础原材料产业为主，工业结构以重化工业为主。产业发展过分依赖煤炭、冶金等资源型、重型化、高耗能产业，产业层次较低，上下游链条集中于初加工行业，以追求规模扩大的粗放式发展模式为主，缺乏技术密集型、深加工高端产业，
结构不合理，竞争力较弱，
面临着水资源短缺和污染治理约束的问题增长动力缺乏，产业转型升级压力大。
从黄河流域产业关联来看，流域各省（自治区）之间甚至省内区域之间，产业开放度低，各区域分工协作差、分工不足，存在重复建设、低水平过度竞争现象，部分省（自治区）主导产业高度重合，同质化严重，关联性弱，尚未形成有效的流域分工体系。
各省（自治区）之间的经济关联、互补性较弱，流域内难以形成高效率资源配置，急需流域内各省（自治区）间加强协同，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加快产业关联、产业聚集，提高生产效率，提升流域内产业高质量发展。
三是资源刚性约束，经济发展方式粗放，开发强度失度。黄河流域经济发展，面临水资源短缺、矿产资源过度开发、经济发展方式粗放以及快速扩张的城镇化等系列问题，黄河流域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受到资源环境的刚性约束。
第一是水资源短缺问题。黄河中上游地区水资源较丰富，但面临水土流失、水沙失调问题，下游地区则水资源严重缺乏，总体而言，黄河整体水流量小，水量季节性变化大，黄河流域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上下游争水矛盾严重，黄河流域经济发展受到水资源短缺的制约。
第二是矿产资源过度开发与过度依赖问题。黄河流域尤其中上游省（自治区），经济发展过多依赖能源与原材料产业，面临着依赖资源过度开发与资源存量限制、产业转型的约束。
第三是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带来的自然灾害、环境生态损害问题。黄河上游青海、甘肃、宁夏三省（自治区），农牧业发展基础好，但分散的粗放型农牧业发展方式，过度依赖自然生态系统，削弱了河源草地、牧区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能力；黄河中游黄土高原农业经济发展商业化程度低，分散性耕种，生产经营规模小，水资源利用效率低，加剧了水土流失和土地盐碱化、沙化；黄河下游华北平原地区生活用水、工业用水量大，农业灌溉方式粗放，土壤生产力下降，引发土壤次生盐碱化。
第四是城镇化带来的系列问题。快速扩张的城镇化进程，一方面促进了农民生活水平提高和农村经济发展，但另一方面也使水资源、土地资源、能源资源的供求矛盾加大，对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产生了负面影响甚至造成直接破坏。
四是基础设施落后，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不强，经济联系松散。与我国东部地区和长江流域相比，黄河流域交通、公用工程、公共生活服务等设施建设滞后。黄河中上游部分地区处于内陆腹地，黄河干流水运不能全程通航，虽然铁路、公路、航空得到了快速建设，但整体看黄河流域对内、对外交通运输通道不畅的问题依然突出。高铁等跨省域交通主干线建设规划进展缓慢，城市群之间交通网络建设尚待进一步完善。
黄河流域交通运输问题制约着区域间资源要素流动，区域外要素向区域内流动集聚，以及区域优势能源要素低成本向外输出。
黄河中上游众多工矿企业来源于计划经济时期建设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或军工企业，与地方经济的联系少，带动地方经济发展能力弱，在国有资产存量高的矿产资源型城市，“市企之间”的行政壁垒问题依然严重。
黄河流域已形成关中平原城市群、中原城市群等若干城市群，但与珠三角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等发达城市群相比，黄河流域城市群增长动力不足，带动周边经济发展方面能力不足。黄河流域社会经济空间组织呈松散的“多中心结构”，呈现非流域化组织特征，
各城市经济产业组织联系相对松散，城市群没有完全发挥经济辐射功能。同时，城市群作为黄河流域经济发展的战略核心区域，也是环境污染综合治理、生态环境保护的重点区域，
面临发展方式转变约束。
实施黄河战略，积极应对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深入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发展现代农业，加快动能转换，加强流域空间综合治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黄河流域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一是贯彻新发展理念，发挥比较优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黄河流域要因地制宜，发挥比较优势，深入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转变高排放、高污染、高能耗的经济增长模式，向绿色经济、环境友好型经济转变，实现黄河流域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第一是贯彻创新发展理念。加强黄河流域经济发展的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通过创新发展，促进黄河流域经济发展从追求规模速度型的粗放增长，向高质量、高效率、集约型增长转变，发展动力从主要依靠能源资源工业、传统农业等拉动，转向依靠科技创新、绿色创新驱动，形成新兴产业集群，构建具有持续竞争力的产业体系。
第二是贯彻协调发展理念。推动黄河流域区域协调发展，建设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黄河流域各省（自治区）、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推动黄河流域城乡之间协调发展，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设计，健全农村基础设施投入长效机制，关注民生，为广大农村区域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弘扬黄河文化，弘扬黄河文明，推动黄河流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
第三是贯彻绿色发展理念。黄河流域整体上属于生态脆弱区，坚持贯彻绿色发展理念，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治理黄河流域污染，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经济发展以生态环境保护为前提，宜水则水、宜山则山，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实现黄河流域生态优美与高质量经济增长“双赢”。
第四是贯彻开放发展理念。推进黄河流域“一带一路”建设，建设内陆自贸区、特殊经济区，加强同日韩、西亚等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合作，加快黄河流域内陆省份的对外开放步伐，提升对外开放层次和空间，形成面向国内、国际的开放合作新格局，构建充满活力的开放型经济体系。
第五是贯彻共享发展理念。坚持以人为本、以民为本，坚持不懈保障改善民生，推进黄河流域扶贫开发工作，巩固和发展黄河流域各民族团结，推进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各族人民的共同富裕。
二是发展现代农业和生态农业，保障粮食安全，创造生态产品，实现脱贫与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沿黄河各地区要从实际出发，宜水则水、宜山则山，宜粮则粮、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积极探索富有地域特色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黄河流域作为我国重要的粮食产区，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解决黄河流域人地关系脆弱、农业生产不稳定问题，需要根据流域区域生态环境、地理条件、自然禀赋等不同特点，发挥自身特色，发展现代农业、生态农业，保障粮食安全，提高农民收入，实现黄河流域贫困人口脱贫和共同富裕。
从黄河流域不同区域来看：第一是黄河上游三江源、祁连山等地区，主要承担涵养水源、保护生态功能，应发展林业草业种植，增加绿色植被覆盖率，适当发展自身特色的农牧业，减少过度采伐、放牧等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促进生态环境修复，培育生态多样性，创造、提供更多生态产品。第二是河套灌区、汾渭平原、黄淮海平原，作为我国农产品主产区，要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产品质量，提高农业用水效率，减少农业污染，提升农产品生产能力和加工能力，促进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保障优质农畜产品供应和粮食安全。第三是黄河下游河口三角洲地区，建立湿地生态保护基地，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维护湿地生态环境，适度开发湿地旅游，同时开发利用黄河三角洲地区丰富的渔业资源、盐卤资源，促进区域农林牧渔业协调、可持续发展。
三是加快动能转换，传统产业实施生态化改造，促进产业结构转型。解决黄河流域产业发展过分依赖资源型产业、产业同质化低端化问题，需要改变以重化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加快动能转换，对传统产业实施生态化改造，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第一，传统能源高能耗产业实施生态化改造，加大研发投入，通过技术创新推动原有产业的绿色升级，节约水资源投入，提高水利用效率，降碳减排，提升资源利用效率。
第二，以能源为基础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利用区域资源优势，推动现有产业包括矿产品、煤化工、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等能源资源型产业延伸发展，延长产业链长度，促进现代产业集群形成，扩大开发风能、水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发展清洁能源产业、节能环保产业，尤其是黄河中上游区域科学开发利用水电资源，降低自然资源消耗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推动资源全面节约和循环利用，促进区域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第三，流域新业态、新模式、新经济的培育，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如节能环保、信息技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以新动能替代传统旧动能，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第四，发展现代服务业，深入挖掘黄河文化、黄河文明蕴含的时代价值，发展旅游休闲产业，包括生态旅游、黄河文明旅游、工业文化景观旅游等，同时深入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流域高端制造业发展，服务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四是加强流域空间综合治理，促进流域分工合作、协同发展。加强黄河流域各省（自治区）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中心城市、城市群建设，发挥城市群的经济增长极带动、辐射作用，建设流域分工体系，优化流域空间，加强流域经济联系、协同发展。
第一，从战略全局高度开展顶层设计，加强流域空间综合治理、生态环境综合管控与经济协同发展，明确黄河流域上中下游生态空间布局和功能定位，合理规划城市、产业布局，建设流域产业分工体系，打造产业链合理分工以及地理空间的合理分布，打破行政区划壁垒，强化流域上下游区域间合作，充分发挥黄河流域各地的资源禀赋特点与比较优势，提高经济关联，避免无序竞争与重复建设，实现基于比较优势基础上的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第二，提升流域内基础设施建设层次，包括流域各省（自治区）间铁路、公路、航空、管道、通信等设施网络，城市公用工程设施、公共生活服务设施，乡镇道路、农村公共服务设施等，促进区域间资源要素流动和产业更合理布局，提高经济关联和产业集聚水平。
第三，统一规划、重点支持黄河流域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建设，提升兰州、西安、郑州、太原、济南等中心城市竞争力，带动兰西城市群、关中-天水经济区、中原城市群、晋中城镇群、山东半岛城市群发展，发挥经济辐射功能，强化各城市间的合理分工和有效合作，带动流域经济整体发展。
第四，提高新型城镇化质量，综合考虑环境承载能力。黄河流域农村人口适度向城区、城镇集中转移，促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特色农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中上游部分地区实施生态移民、生态修复，促进区域中心城市、中小城市、城镇、新型农村社区互促共进、协调发展，建设城乡统筹、生态宜居的高质量城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