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巴蜀文化

公元前 316 年，秦国军队征服巴蜀，自那时起，四川盆地区域的巴蜀地区成为中华文明的正式组成部分。由于缺乏文字记载，在秦并巴蜀之前巴蜀早期历史与文化的脉络，长期笼罩在神秘的传说之中。但四川盆地区域考古的一系列重大发现，正在不断揭开巴蜀地区历史上辉煌文明的神秘面纱。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持续出土的令世人惊叹的文物，不断揭示出，巴蜀地区历史上存在过一种高度发达的文明，可能延续了数千年。在 1930 年代发现的三星堆遗址，一直是中国考古界的最大谜题之一。2021 年 3 月，该遗址考古工作又有重大发现，经过一年多大规模的发掘，新发现“祭祀坑”6 座，出土文物500 多件。出土了世界上最大的青铜器和大量黄金制品，其中有一张最大的黄金面具残片（比金沙遗址博物馆所保存的商周大金面具体积更大），高达 4 米的青铜神树，巨青铜面具、象牙等。三星堆出土的大量文物显示出，历史上的巴蜀地区已经具有繁荣的经济和先进的技术。

春秋战国及汉时期，编史之风盛行，一系列优秀的史学著作相继出现，包括著名的《春秋》《左传》等。两汉时期，秉承了良好的修史传统。魏晋南北朝时期，蜀地史学家人才辈出，以陈寿和常璩为代表的两位著名史学大家更是千古留名，陈寿所著的《三国志》与《史记》《汉书》和《后汉书》并称为中国历史著作的“前四史”；常璩所撰《华阳国志》则是我国现存最早、保存较完整的地方志，被称为地方志之祖。《三国志》与《华阳国志》被视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巴蜀史学双璧，不仅弘扬了巴蜀文化，更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汉代巴蜀的学科以历算、天文学尤为出名。景帝、武帝时的落下闳创造了“浑天说”，制造了“浑天仪”。西汉中叶是西汉国力最为强盛时期，汉武帝在开拓疆土的同时，提倡文治，源于楚辞的辞赋是当时最流行的文学载体，司马相如、王褒、扬雄等则是以辞赋著称的人。司马相如更是汉赋的奠基人，其《子虚赋》《上林赋》是汉代辞赋的代表作。王褒是骈体文学的先驱，其《甘泉》《洞箫》等辞赋也是汉代辞赋的经典佳作。巴蜀地区出土的汉代石刻显示出汉代巴蜀书风较盛、风格多样且已具有相当水平。此外，汉代巴蜀绘画水平较高，已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遗留至今的有画像石、画像砖和漆画。

唐代特别是盛唐以后，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国家统一，政治开放，文化鼎盛，是我国古代诗歌发展的黄金时期。唐代诗坛群贤毕集，巴蜀的陈子昂作为开创这一时代的先驱者，对唐代诗人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唐朝初年，被誉为“初唐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四人都被蜀地奇山秀水、安适的社会生活和文化氛围吸引而入蜀。盛唐以后，李白创造了唐代浪漫主义文学的高峰，曾在巴蜀生活过的杜甫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黄荃在巴蜀开创了院体画派，王勃、高适、岑参、元稹、白居易、刘禹锡、贾岛、李商隐、温庭钧、罗隐、韦庄、陆游等出于避难、宦游、贬谪、流寓、探亲等原因相继入蜀；巴蜀也不乏以周仲美、卓英英、薛涛、张窈窕等为代表的著名女诗人。巴蜀地区不仅诗歌文学繁荣，而且歌舞兴盛，末代开明王就是一位音乐天才。《华阳国志》记载，巴人勇敢锐进，载歌载舞助武王伐纣，称为“武王伐纣，前歌后舞”。晋代左思在《蜀都赋》中以“纡长袖而屡舞，翩跹跹以裔裔”来描绘蜀人喜好歌舞、宴乐盛行的情景。唐代不仅诗歌文学鼎盛，且戏曲冠天下，唐明皇李隆基大力推广戏曲，开设教坊——梨园，使戏曲得到较快发展。隋唐五代，巴蜀地区受战争影响很小，这期间出现了一批有名的文学家、艺术家，文化因此而繁荣。唐代是中国画成熟时期，且受中原避难而来的学士、僧人、道士影响，以佛教为题材的壁画大放异彩。唐中期至五代，以王宰、左全、赵公佑、常粲等为代表的著名画师云集，推动了巴蜀绘画事业的发展。唐末兴起一种新文体——词，多配曲演唱，逐渐形成了词学发展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花间词派，代表人物有温庭钧、韦庄、花蕊夫人、欧阳炯等。

五代十国时期，与北方有着崇山峻岭相隔的蜀地社会相对稳定，大批北方人迁徙至此，带来了手工技艺与文化的碰撞，迁徙而来的北方人中亦有文人学士，使巴蜀的文学艺术有了新的发展；五代十国时期西蜀的音乐与绘画享有盛名。前蜀时期，国家重视发展教育和文化，陆续恢复学校与孔庙，减轻民众赋税，鼓励百姓积极从事农桑生产和手工业。

宋代是继唐代后又一个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高度发展的历史时期，以成都为中心的蜀地人才辈出。宋代传承了汉代文翁办学的精神和理念，宋仁宗时期鼓励地方兴办学校和书院，培养出了一大批有学之士。人民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质得到提高，加上高度发展的唐文化基础，思想界儒、释、道三家融合互补的程度提高，宋代时文化的发展更上一层楼。宋代名士大家辈出，如华阳范氏家族，先后出了以“三范修史”的范镇、范祖禹及其子范冲为代表的共 27 位进士。眉山苏氏家族，培养出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一门三位文学大家——苏洵及其子苏轼和苏辙，他们是宋代蜀学的代表人物和领军人物，并以此形成了苏氏蜀学，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集宋代蜀学之大成者魏了翁是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书法家，创建鹤山书院，研究理学，传播理学，践行理学。魏了翁生平著述颇丰，传世有《鹤山先生大全文集》109 卷、《九经要义》263 卷。鹤山书院“尊经阁”藏书均为魏了翁私人藏书，数量达 10 余万卷，其藏书规模是宋代各大书院之首。在其影响下，巴蜀地区形成了以魏了翁为首的“鹤山学派”。还有在蜀地任职的文学家陆游和范成大，范成大统帅蜀州，陆游为参议官，二人以文会友，成莫逆之交。宋代除了诗词歌赋兴盛，史学发展更是进入了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当时四川的史学家为宋代史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历史中有记载的成都史学家有数十人，史学著作丰硕，其中最突出的是范镇、范祖禹、范冲、赵抃、李焘、李心传等，著作包括《新唐书》（宋祁、欧阳修、范镇、吕夏卿等合撰）、《唐鉴》（范祖禹）、《神宗实录》《哲宗实录》（范冲）、《成都古今记》（赵抃）、《续资治通鉴长编》（李焘）、《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李心传）等。

两汉至两宋时期巴蜀易学更是发展到了一个高峰，据记载，蜀地第一位传授易学之人是胡安，司马相如也向他问学。西汉晚期，蜀地出了一名著名的易学家严君平，此人精通易学，以占卜为业。作为道家学者，严君平一生淡泊名利，在成都卖卜时，“日得百钱，即闭户下帘”，通读《老子》《庄子》《易经》等典籍，深入钻研周易数理和老庄哲学，直至融会贯通。严君平著有《老子注》《老子指归》等，《老子指归》一书将老子的道家学说系统条理化，使其得以发扬光大。

西汉时期著名文学家、思想家扬雄，年轻时曾拜严君平为师，扬雄著有《太玄经》。宋代巴蜀学者撰写易学著作，成果丰硕，其研究独具特色，象数学作为宋代易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学派，其创始人为陈抟。著名易学家“观物先生”张行成是宋代易学象数学派的代表人物，平生著述甚多，其易学著作包括《周易述衍》十八卷、《皇极经世索隐》二卷、《皇极经世观物外篇衍义》、《周易通变》四十卷、《翼玄》十二卷、《元包数义》三卷、《潜虚衍义》十六卷等。

由于南宋及元末的战乱对四川产生极大影响，其经济的衰退带来文化的式微，因此元明两代诗词平平。但值得一提的是，在明代仍出现了如大学者杨慎，理学家赵贞吉，理学家、易学家、诗人来知德，文学家黄娥（杨慎夫人），易学家破山海明等佼佼者。

明末清初，巴蜀地区遭遇长时间严重的战乱与天灾。直至康熙年间，四川经济再趋繁荣，城市文化设施与历史文化古迹的重建与维修也逐渐开始，如孔庙、贡院、锦江书院等名胜古迹。蜀地作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涌现了无数博学之士，如汉代司马相如、扬雄，唐代李白、陈子昂等大诗人，宋代苏洵、苏轼、苏澈、范祖禹等文学大家，元代虞集，明代杨慎等名士。清朝建立后，尤其是康熙末年，清政府通过发展书院来培养人才，锦江书院是康熙年间国内较早兴办的省级书院之一，除此之外还有潜溪书院、芙蓉书院、墨池书院、少城书院等。清朝中后期，清政府日益加深的封建专制和王朝痼疾，以及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加深对中国的压迫，导致学风日益败坏，教育弊端凸显，传统教育面临严峻挑战。1901 年 9 月，清政府开始了全面教育改革。1905 年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制度，中国的教育制度发生了重大转变，新式学堂取代传统书院，新式教育制度代替传统教育制度。教育制度的改革给四川，特别是成都带来深远影响，四川的教育在清初到同治年间基本处于衰竭状态，光绪年间仍远落后于其他地区。最终通过创办新式学校、制定兴学目标、派遣学生出国学习、大力兴办师范教育、聘请外国人讲学、设立女性学堂等措施，新式教育在四川发扬光大，培养了一大批新型知识分子。1894 年，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西方列强加强了对中国的侵略，全国各地大批爱国志士燃起了救亡图存、维新变法的爱国热情，四川在京官员以刘光第和杨瑞为代表。 dMP/xvw8zfeEGyyyg4cYEfPLsExHA2QmnF1p2wqSGqjgtjTv2s3qJBrbpxC5Rny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