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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国和巴国在奴隶制社会时期就已经拥有较为发达的农业与手工业。杜宇时代巴人、蜀人提倡农耕，杜宇派开明氏治水、开山、挖掘河道、引水灌溉，为成都平原的农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巴国和蜀国农作物富饶。古巴蜀的手工业发展也较早，主要包括纺织、制铜、制陶等。蜀是我国织锦业最早发展起来的地区。从三星堆出土的文物来看，古巴蜀的炼铜技术已较为纯熟，估计已达到或超过中原地区，此外，巴蜀的制陶业较为出名。
秦并巴蜀，为巴蜀地区与中原的经济文化交流与融合打下了基础，中原地区较为先进的生产技术、政治制度不断传入巴蜀地区，大量北方人口迁徙进入巴蜀，为巴蜀地区的发展注入了活力。秦汉时期，成都平原沃野千里，物产富饶，人多工巧，铜、铁、茶、盐、蜀锦、漆器之盛，在西南地区无出其右。战国时期，蜀国的织锦业已具有相当规模，主要是因为秦并巴蜀后，向蜀地大规模移民，其中包括大量的劳动力和手工业者。
何一民在《成都简史》一书中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动乱，民不聊生，仅蜀中地区相对安宁。唐朝时期，国家高度重视水利和农业的发展，对都江堰进行修复、疏浚和扩建，开发茫江堰、云门堰、百丈堰、通济堰等，一系列水利建设促进了巴蜀地区的农业发展。此外，外来农业生产技术和经验的传入，包括曲辕犁的使用，间种、复种、育种和施肥技术的推广，成都地区逐渐成为全国著名的粮仓，其粮食产量不仅可以满足蜀地，也曾救济关中和南方等地人民。成都也是唐代重要的经济作物产地，其经济作物主要包括茶叶、麻、橘、桑等，茶树的种植主要在成都平原毗邻的丘陵地带，在绵、汉、彭、蜀、邛、眉、雅等州形成了一条产茶地带。
秦末汉初与西汉末年至东汉初的中原地区战火不断，而巴蜀地区未遭受大规模战争破坏，居民生活环境相对安定，使得该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速度远高于国内其他地区，一跃成为当时全国最繁荣富庶的地区。农业的发达为工商业、手工业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隋唐时期，成都的丝织、制纸、陶瓷、印刷、漆器、酿酒、冶铁等行业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蜀锦自汉代以来便享有盛誉。唐代巴蜀的制瓷业已有名声，其“邛三彩”闻名全国；成都制造的“薛涛笺”是全国文明的书写笺纸；成都和扬州是全国最早使用雕版印刷的地区。以成都为起点的南方丝绸之路在唐代得到很大的开拓，主要向天竺等南亚国家输出丝绸等特产。岷江、沱江早在秦汉就已通航，成都与长江中下游地区因此保持密切的经贸联系，由成都出发的商船，东经三峡，可直抵荆州、扬州等地，发达的水陆交通，很好地促进了长江地区经济的发展。
前后蜀时期成都的农业生产稳定，粮食储备充盈，桑、麻、茶、花卉等经济作物产量高；手工业也保持了唐代的发展趋势，手工业技术有较大的进步，且纺织、造纸、印刷、冶铁等成为支柱产业。到后蜀，成都的织锦业继续发展，蜀锦的制作难度有所提升。
宋朝鼓励蜀地发展农业和手工业，宋代执政者更是高度重视对都江堰水利工程的维护和疏浚，防止旱涝灾害。大量中原人口移民至蜀地，使蜀地人口大量增加，充足的劳动力极大地促进了城乡经济的快速增长。两汉时期成都平原的农业实行自流灌溉的循环生产模式，至宋代已发展成为精耕细作的模式，“地狭而腴，民勤耕作，无寸土之旷”，农产品数量大大增加，质量也有较大提升。两宋时期，以茶叶、花卉为代表的经济作物种植规模和种植技术也有较大提高。此外，成都的手工业发展势头迅猛，蜀锦、蜀纸、蜀刻技艺先进且做工精良。宋代，成都商业繁荣，商贾云集，坊市解体更是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在长达数十年的宋元战争中，巴蜀地区的经济文化等遭到前所未有的灾难和破坏，成都首当其冲，城墙和城市街道、建筑被摧毁，人口损失严重，这座通都之邑几乎成了瓦砾之场。宋末元初，蒙古军发动了大规模的战争并于 1236 年攻入四川，摧毁宋王朝最后一块重要的后方基地，43 年后，最终在四川确立统治，之后，元代统治者通过移民、发展水利、对因战争而导致年久失修的都江堰水利工程进行彻底整治和维修、发展农业生产、重新修葺城防基础、设立专门的城市管理机构等一系列措施对巴蜀地区实施重建。元朝中期，巴蜀地区的人口增加，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得到了恢复。元末明初，巴蜀地区再次处在动乱中，四川人口显著减少，生产和经济都受到严重破坏。
明朝时期，第一代蜀王以礼治蜀，因而明初的四川社会经济稳步发展，百姓安居乐业。明代四川出产的丝织品、茶叶质量上乘，远销北方各省及西南边疆。四川地区的盐业、矿业在明代也有较好的发展。
明末清初长期的、大范围的破坏，使得巴蜀地区在明代恢复的城市生活遭到毁灭性打击，人口锐减、残垣遍地、文物尽毁，也是巴蜀地区历史上最黑暗、最惨痛的时期，成都这座千年古城遭遇毁城之殇。此外，极端天气导致粮食减产，食物匮乏，战争加剧了自然灾害带来的影响，瘟疫肆虐，四川一度成为虎狼纵横之地。康熙三十三年（1694 年），大量移民在清政府的多重优惠政策引导下迁移至四川从事农耕或从事手工业、商业等，为四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注入动力。在大量移民数十年的共同努力下，乾嘉年间，成都获得恢复。顺治十八年（1661年）四川人口为 8 万人左右，乾隆五十六年（1791 年）增至 949 万人，嘉庆二十五年（1820 年）达到 2626 万人，道光二十年（1840 年）为 3833 万余人。耕地面积也从顺治十八年（1661 年）的 118 万亩增至同治十二年（1873 年）的 8572 万亩。康熙五十七年（1718 年），四川的农业生产水平已恢复至明末战乱前的水平。人口的迁移带来生产技术、生产方法和作物品种的进步，红苕、玉米于明末清初随人口迁移从我国东南沿海传入四川。清朝时四川农产品商品化逐渐扩大、传播，蚕丝、烟草、茶叶、甘蔗、药材、大豆等成为农村商品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部分农产品更是远销其他地域和海外，如丝业，清代在成都、嘉定、顺庆等地形成丝业中心，远销苏州及海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