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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是世界性问题，扶贫开发也是世界各国面临的普遍难题。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贫困是限制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同时对于发达国家来说，也存在收入分配不均，部分地区相对贫困的现状。因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扶贫开发方面做出了许多努力。近些年来，为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改善落后地区的贫困现状实现共同富裕，我国政府制定实施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大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然而，目前扶贫开发仍将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特别是在经济新常态下，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关于扶贫开发的实践，欧盟、美国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甚至孟加拉国等发展中国家的经验，都能够为我国的扶贫开发提供理性借鉴。
欧盟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经济上的一体化又逐步促进了它进一步繁荣。欧盟经历了煤钢联营、经济共同体、统一大市场和经济货币联盟等四个阶段，在经济金融、外交和社会治理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欧盟曾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然而，欧盟组织内部以及成员国内部的贫富严重差异导致的弊端逐渐显现出来，成为制约欧盟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因此，欧盟制订了区域融合发展的计划，从制度、经济、产业等各个方面制定了系统的规划，旨在治理欧盟内部的贫困国家和地区，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的发展和繁荣。
按照人均GDP和就业率来看，欧盟可以分为核心区和边缘区两部分，核心区是欧盟发展速度最快、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它只占有欧盟不足1／3的人口和1／7的土地，却创造了整个欧盟近一半的生产总值；而边缘区人口众多，经济发展水平却相对落后，缺乏竞争力。更直观地说，欧盟最富裕的国家卢森堡的人均GDP是欧盟平均水平的20多倍，而一些相对不发达的国家，比如一些新加入欧盟的国家，人均GDP不足平均水平的15％，这种差距使得原本就利益分配不均的欧盟，内部的种种矛盾更加尖锐。
因此，欧盟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对区域协调发展开始重视起来。从1994年至2013年，先后制定了“六年规划”“七年规划”“七年支出计划”等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规划。在1994年到2010年的“六年规划”中，把减少贫富差距，提高落后地区竞争力作为主要的任务和目标，安排了1 550亿欧洲货币单位的结构基金来实现这一目标，集中扶持人均GDP小于欧盟平均水平75％的国家和地区，鼓励和帮助工业衰落地区的结构调整和发展转型，进行劳动人口培训以减少失业率等七大目标。在2000—2006年这七年中，将上一个六年规划中的七大目标总结为三大有限发展目标：一是促进人均GDP低于欧盟平均水平75％的国家和地区的结构调整和转型；二是支持新目标以外的地区进行经济发展的多样化；三是人力资源的开发。而在最近的七年支出计划中，欧盟又进一步扩大了结构资金规模。
欧盟的地区政策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界定问题区域，比如上文提到的人均GDP低于平均水平一定程度的区域，或者是易受外界波动影响的脆弱区域，或者工业衰落以及其他的边缘区域等。二是设立特定的发展基金如结构基金。三是协调成员国和欧盟关系的地区政策。四是制定一套判别“地区发展失衡”的指标。欧盟区域政策的工具主要是基金工具和贷款工具。
我们知道，欧盟的区域融合发展计划是世界上较为典型和成功的区域发展政策，它通过较为系统的目标导向和政策制定，以及更加彻底的执行力度，使欧盟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对落后和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进行了精准的援助和扶持，取得了明显的经济社会效果。我国幅员辽阔且贫富差距较大的情况与欧盟有些相似，因此我国可以从欧盟的区域发展政策中借鉴一些能够缩小贫富差距的扶贫开发经验，总结有以下几点：
欧盟扶贫开发的研究、实施和委托依赖于一个完整的、有执行力的管理体系。同样，我国成立了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
，各级政府也设立了地方的扶贫办公室，但是如何让这些机构有机地结合和高效地运作是一个我们需要去关注的问题。
欧盟设立的结构基金和团结基金在促进欧盟一体化进程中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对落后地区的发展和工业衰落地区的结构转型都给予了极大的支撑作用。在我国也可以合理地利用财政拨款、政企合谋等多种方式成立专项基金，既能对扶贫开发的深入推进起到积极的激励作用，也能定向地启动项目扶持贫困地区。
欧盟在融合发展计划中，严格按照一系列指标来界定和衡量有问题的地区，确立人均GDP低于欧盟平均水平75％的地区为重点帮扶地区。我国也需要这样可以量化的指标来具体衡量落后地区及其落后程度，从而达到更有针对性的扶贫开发目的。2013年我国提出了“精准扶贫”的重要思想，在农村建立了申请、审核和公示的精准扶贫程序，取得了巨大效果。
欧盟各国在制定开发区、设立各项优惠政策时，一个主要目的在于促进地方的就业，这是欧盟融合发展计划的一个主要目标。而我国在扶贫开发时也要注重“授人以渔”，真正地促进就业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从而达到被扶持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田纳西河流域位于美国东南部、阿巴拉契亚山脉西坡，距墨西哥湾比较近，属于中纬度地区。水资源和水能资源丰富，可开发的水能达414万千瓦。同时，田纳西河流域蕴藏着丰富的煤炭、磷矿和锌矿，且分布了一定量的石油、天然气、铁矿等矿产资源，为该地区以煤炭、磷等资源为原料的工业发展提供了优越的原料条件。
随着人类对田纳西河流域的开发，田纳西河干流逐步成为美国内陆水运网的重要组成部分。田纳西河流域在20世纪30年代开发之前是以农业经济为主。但是，随着人类对该区域的过度开垦、砍伐，水土流失严重，土地肥力大面积下降，造成了田纳西河流域经济发展迟缓，居民收入低下。1933年，田纳西河流域农业人口比例为62％，人均收入仅168美元，相当于美国全国平均数的45％。流域内农村基础设施落后，仅有4.2％的农村通电，3％的农庄有自来水。
田纳西河流域正如中国的许多地区一样，陷入了资源丰富但却十分贫穷的“资源诅咒”，美国政府开始重视对这个区域的整治和扶贫开发计划，这个计划也是早期世界范围内比较成功的案例。美国田纳西河流域整治计划开始于1933年，经过12年的整治开发和综合治理，贫困落后的田纳西河流域已变成了工业、农林业、航运业都十分发达的富饶地区，1977年居民的人均收入上升为全国平均数的80％，到20世纪80年代已接近全国平均国民收入的水平。
田纳西河流域的整治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流域综合治理的样板，后来的日本、印度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流域治理都参考了美国的做法，因此，有必要在我国扶贫开发的研究中，借鉴田纳西河流域整治计划的经验。
这个计划诞生于罗斯福新政时期，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那时的美国虽然陷入了恶性的经济危机中，政府开始大力利用财政手段干预经济，但是对田纳西河流域的治理却没有只依靠政府投资，而是从立法、机构设置等各个方面进行了详尽的规划。首先，1933年通过国会与总统的批准建立了田纳西流域管理局（TVA），它是具有极大的自主性和强制性的联邦政府机构，但是其业务却依照企业方式进行经营，形成了市场与政府管理的有效结合。另外，《田纳西流域管理法》出台并实施，一方面在法律上保证了该机构的特殊地位与权力，另一方面也规定了开发田纳西河流域的宗旨：改善田纳西河道通航和防洪；田纳西河流域的植树造林和流域内贫瘠土地的合理利用；发展该流域的工业、农业；通过建立在亚拉巴马州的马斯尔肖尔斯及其邻近的政府财产管理机构达到加强国防等目的。
设立了法律和专属机构之后，TVA开始兴修水利和治理水土流失。虽然田纳西河流域的资源十分丰富，但在1914年之后历经了十几年的过度和不合理开发，导致植被破坏，水土流失严重，易于发生洪水灾害。于是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在田纳西河干流与支流上先后建成了50多座多目标水坝。水利工程的兴建大大提高了田纳西河流域的防洪能力、通航能力。另外，也提供了价格低廉的水电资源，吸引了包括国防、核能等工业进入该流域，提高了居民的收入水平。在治理水土流失方面，TVA通过大力发展林木苗圃，兴建木材市场，推进家具制造业的发展；同时，为了提高土壤肥力，TVA成立了国家肥料发展中心，既解决了水土流失问题，也发展了农业，提高了农民的收入。
而后，TVA开始规划整治田纳西河流域的产业，大力开发水、火、核电与航运，推进工业化建设。通过三个阶段的工业化建设，田纳西河流域已经集中了运输设备、金属加工、机械、电器、橡胶、造纸、服装、纺织、食品等产业，形成了田纳西河工业走廊。除了工业，田纳西河流域也发展了渔业和旅游业，随着洪水得到有效治理，生态环境得到大幅改善，TVA基于田纳西河流域、阿巴拉契亚山的地貌特征和美丽的自然风光以及水资源开发形成的大量的人工湖泊，开展养鱼业，新建了18个州立公园和大量的通道小径、小型自然风景区，并开展划船、钓鱼、狩猎等旅游项目。
正如欧盟的区域融合发展计划一样，美国的田纳西河流域发展计划也为我国扶贫开发提供了模版，为我国许多资源丰富的单一结构地区的转型和发展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
田纳西河流域具有跨行政边界的特点，因此，美国专门设立了TVA，该机构直接隶属于总统和国会，不受行政区划的影响。 TVA在机构设置上十分合理，其管理涉及流域开发与整治的各个方面，同时在明确分工的基础上又保持了极高综合性，保证了其政府机构和企业双重职能的运作与配合，有效统筹了流域内的各个方面，实现了整体效益最大化。
1933年，在田纳西流域管理局成立的同时，美国国会通过了《田纳西流域管理法》，保证了TVA对田纳西河流域开发与整治的目标与权利。众所周知，区域的开发与整治是一个长期过程，需要政策上的长期支持，不能由于领导人更换而朝令夕改，影响区域开发与整治的长期性部署。因此，从法律上确定对区域开发与整治的战略性规划以及区域管理机构，保证区域开发与整治的思路、战略和政策的长期性。
区域发展的关键在于基于自身的比较优势，如资源优势、人力优势、成本优势等转化成经济优势。田纳西河流域的开发着重从电力开发着手，利用流域内丰富的煤炭资源开发火电，并在流域内兴建了大量的输电线路，保证电力仅在区域内供给，而不是将其丰富的电力输送到区外。这也是我国许多地区需要重视的问题，通过低价出卖资源就等同于放弃本地区的比较优势，而放弃比较优势就阻断了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区域整治与开发涉及内容众多，且当某一局部出现问题时，会对整体造成很大影响，甚至导致整个区域开发与整治的失败。因此，针对某一局部问题，应使用政府、市场等多种手段，重视调整区域内部各个体之间的关系，保证整体的功能达到最佳。另外，由于区域开发是一个长期且艰巨的任务，除了国家财政的大力支持之外，可以给予区域开发的相应机构发行债券、贷款等融资权利，保证区域开发与整治获得充裕的资金支持。
孟加拉国作为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却在扶贫开发中取得了许多国家难以企及的成就，那就是以小额扶贫贷款为特征的“乡村银行”（ Grameen bank）。通过几十年的发展，乡村银行已经从一个小小的试点发展成为一个遍及全国的大金融机构。在孟加拉国整个银行体系普遍亏损、坏账率已经达到了60％以上时，乡村银行还能够自负盈亏，贷款回收率可以达到97％。
世界上的许多国家也都有过通过扶贫贷款来解决贫困问题的尝试，但是效果都不佳。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这种扶贫贷款很多不能够真正地到达“真穷人”手中，而是被寻租，间接地接济了富人；同时，给贫困的人放贷款也是风险很高的，很多时候难以保证及时还款，久而久之这些金融机构会因为还款率太低而被拖垮。而孟加拉国的乡村银行就扶贫贷款存在的这两点主要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
首先，孟加拉国乡村银行的贷款利率是很高的，比一般的商业银行高出很多。这颠覆了传统扶贫开发的低息贷款补贴政策，杜绝了“寻租”行为，使得乡村银行的贷款能够真正到达穷人手中。这种高息虽然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借款人的经济负担，但是对广大的穷人来说，他们并没有任何可以在普通商业银行借款的资格，并且他们的借款总金额也在比较局限的范围内，所以稍高的贷款利息也是他们能够接受的。除此之外，乡村银行为了提高银行的还款率，还拓宽了业务范围。它所提供的技术指导培训以及小组之间的相互帮助，是普通的商业银行和其他国家的扶贫贷款机构没有的。比如，乡村银行鼓励乡村银行的贷款农户参与到社会发展计划中，即农户除了种植用以交易的作物之外，还在屋边种植水果，提高卫生标准，同时要求每个星期多存1塔卡（孟加拉国货币单位）进入福利基金，用于对农户进行技术培训和建设乡村学校以及其他的教育支持。
孟加拉国的乡村银行扶贫模式虽然也存在运营成本较大、脱贫速度较慢等局限性，但是它不失为一种金融工具扶贫的创新。我国的扶贫工作可以借鉴乡村银行的运营模式，在运用高利息保证小额贷款能够到达“真穷人”手中的同时，将贷款和福利建设联系起来，确保一定程度的还款率。
19世纪末，借着全球第二次产业革命的契机，德国鲁尔区凭其资源和基础设施、领先世界的科研技术成果优势，一举成为德国工业的心脏，“欧洲经济火车头”的工业引擎。然而经过“资源开发带来的经济增长期—资源大量开发引起的经济高涨期—资源枯竭而导致的经济衰退期—经济转型期”的过程之后，全球第三次产业革命使得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席卷了欧洲，钢铁、煤炭等产业也因此成为低附加值的产业，鲁尔区面临衰落的困境。
纵观鲁尔区发展的历史，它和我国的东北老工业基地有众多相似之处。东北三省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也凭借其先进的工业水平和基础设施，成为“共和国的长子”，“大庆油田”“长春一汽”等第一批效益良好的国有企业的建成，为全国提供着工业品和原材料，使我国的工业体系初具规模，东北三省也成为当时我国地区生产总值最高，城市化发展最好的地区。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和全球范围内的产业转型升级，东北的弊病逐渐显露，在我国已经跻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部分省市已经几乎赶超世界发达地区的今天，东北的经济增速却已经全国垫底，和当时面临冲击的鲁尔区一样亟待转型，因此鲁尔区的开发经验对于我国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除此之外，作为资源型城市的开发，鲁尔区的改造对我国一些正面临衰落的资源型城市也有参考价值，比如我国的山西省，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该省开始了大规模、高强度的能源基地建设时期，形成了以煤炭、焦化、冶金、电力为支柱的超重结构工业体系，但随着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工业发展路径依赖等，山西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受到了严重制约。因此，德国鲁尔区从一个资源环境破坏严重的工业老区，进行一系列改造和整治之后成为整个欧洲的“文化之都”，其中的经验值得借鉴和学习。
另外，鲁尔区也是城市更新的典范，经过了近50年的努力，鲁尔区的产业结构变得愈加合理，在城市风貌方面也有了极大的改观，旧时废弃的工业厂房成为博物馆、酒吧，新兴的产业也在这里实现了聚集，可以说，在往昔的工业废墟上，鲁尔区实现了重生。
在德国鲁尔区的改造中，重视政府治理，优化政府职能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20世纪60年代，联邦政府与各级地方政府、地区会议联合制定并实施了包括“鲁尔发展规划”
“北莱茵—威斯特法伦规划”
和“鲁尔行动计划”以及20世纪90年代末的《鲁尔地区结构改造计划》等政府政策，有意识地通过提供经济和技术方面的资助，逐步在当地发展新兴产业。正是在此时期，鲁尔区相继出现了电子工业、核电工业、信息和媒体产业等一批新兴产业，在用现代技术改造旧的工业部门提高其竞争能力的同时，着力开拓了新领域。鲁尔区的经验表明：实施老工业基地的改造，地方政府不仅是管理机构，而且应充分利用当地资源，根据市场来调整政府行动，使政策更好地适合基层。
鲁尔区地方政府在利用财政手段支持地方产业和改善本地区的投资环境两个方面做出了许多努力。鲁尔区的成功改造依赖的不仅仅是地区“内生”力量，更多的是通过吸引“外来”产业和投资实现了地区复兴。在政府层面，一方面，内部动力主要来自政府财政和政策支持：一是价格补贴、矿工补贴、投资补贴、税收优惠、政府收购、社会保障等政策保护了地方产业的继续发展和社会稳定；二是政府资助煤炭钢铁产业集中改造，通过企业调整、关停合并老厂、扩建新厂、技术改造升级、产业转型等方式进行传统工业治理。另一方面，通过改善投资环境，吸引新兴工业迁入本区，促进经济结构多样化发展。在吸引外来投资的过程中，鲁尔区地方政府采取了简化审批手续、提供政府资助和灵活用工等一系列措施，如对落户当地的信息技术等新兴产业的投资者给予一定比例的经济补贴等。
发展教育事业，培养高素质劳动力从而提高创新水平是支撑产业发展和地区经济的巨大动力，德国鲁尔区十分重视教育和职业培训，不仅能够增加科技创新能力，为工业城市注入新鲜血液，同时也能够降低失业率。
鲁尔区所在的北威州政府制定了1980—1984年的行动计划，这一计划的目标是降低失业率。其具体做法为：一是无论是对参与结构调整的产业的进入、退出的资助，还是对中小企业的扶持，都要看其能为社会提供多少就业岗位；二是结合当地优势，大力发展加工业和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并多方面拓宽就业渠道，比如设立劳动和经济促进机构，工人的转岗培训费用全部由政府资助；三是加强培训，提高失业人员的职业技能，从20世纪60年代起，鲁尔区在多特蒙德、波鸿等城市陆续建立多所大学，开展技术教育和职业培训。鲁尔集团还成立专门的培训公司，范围几乎覆盖岗前、转行以及在职期间的全部职业人群。
鲁尔区在转型之初，就大力加强了经济性基础设施和社会性基础设施的建设。另外，鲁尔区也利用自己的区位优势，水陆联运，加速了南北向交通网的联通，这些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对推动全区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无论是资源型城市还是老工业基地，都需要通过政府治理，改善本地区环境资源破坏的现状，提高劳动力的素质，优化本地区的投资环境，其中地方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但是不能忽略建设法治化的市场机制，这些都是我国东北和山西等地区可以借鉴的经验。
非洲由54个国家组成，人口超过10亿，由于自然环境、政治、社会等方面的综合因素，贫困人口庞大。目前，世界上最贫困的50个国家中，非洲占据了34个，脱贫任重而道远。
具体来看，非洲诸国贫困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沙漠、干旱等恶劣的自然灾害频发。2011年，非洲东部的吉布提、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肯尼亚、索马里、苏丹、南苏丹、乌干达等一些国家遭受60年一遇的大旱，降水量仅为往年正常值的5％～50％。
第二，种族、宗教矛盾突出。首先是北非国家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先后兴起的“阿拉伯之春”运动；其次，贫困严重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少数国家如苏丹、科特迪瓦、索马里和马达加斯加等也相继出现了一些不稳定局面。
第三，艾滋病、肺结核等疾病流行。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数据显示，南非人口约占世界的0.7％，但艾滋病患者却占世界的17％。目前南非全国有艾滋病患者550万，每年死于艾滋病的人数都在30万以上，其中男性的艾滋病感染率为14.5％、女性为21.8％。而在与艾滋病病毒有关的肺结核病例中，南非每年感染肺结核的人数达46万人，接近全国总人口4 800万的1％。
第四，非洲地区人力资本低下。目前撒哈拉以南非洲仅有12个国家扫盲率刚刚超过50％。整个非洲大陆有近4亿文盲，占全世界文盲总数的40％。此外，35％的非洲国家学龄儿童入学率也不到40％，整个非洲有20％的男孩和38％的女孩无法进入小学，中学的失学率更高。
第五，社会治理差、政府腐败盛行。据统计，因为贪污腐败，非洲每年经济损失高达1 500亿美元，占整个非洲大陆生产总值的1／4。
21世纪以来，非盟将脱贫政策的重点放在了社会保障上，扶贫工作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进步。在非洲不能为所有劳动者提供体面工作的背景下，社会政策的主题之一就是作为社会保护形式之一的社会保障发挥作用。
2004年，《瓦加杜古就业和扶贫宣言》就极力倡导了高覆盖面和有效的社会保障，宣言提出的政策及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埃及、肯尼亚和南非三国都选择在适宜的地区开展开发式扶贫。尤其是埃及政府，在适宜开发的沙漠地区，投资进行土地改良，并配套建设相关基础设施，然后将改造好的耕地分配给无地农民，每个劳动力20亩
左右，分30年还款，月均还款18埃及镑，30年后变为个人拥有，以此帮助贫困户实现从无地到有地，从无收入到有收益，逐步来解决脱贫问题。
埃及、南非政府着力帮助贫困地区建设水利、道路等基础设施，创造条件，增强贫困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埃及早在1952年就已将水库设施建成，农民基本可以免费灌溉，这样既保证了农业旱涝保收，又降低了生产成本，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埃及政府为了扩大就业，一方面控制工资适度增长，节省财力，根据岗位和职能，尽可能实行一岗多人制度，促进更多人口就业，即所谓的低工资高就业政策；另一方面埃及政府实施就业与示范扶贫政策。为了解决就业，埃及政府将改造好的土地分配给大学毕业生，每个学生35亩左右。若干个相关专业的学生可组成小团体，开展农业生产、医疗、教学工作，并吸纳贫困劳动力参加生产，获得报酬。同时大学生又帮助贫困劳动力掌握实用技能，既解决了学生就业，又起到了示范扶贫的作用。
南非政府通过立法和制定相关政策，促进弱势群体就业，解决贫困问题。1996年南非新宪法生效，取消了种族隔离制度，在人权法案部分出台AA（倾向性行动）法律条文，规定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安排黑人就业。同时政府又出台BEE（黑人经济授权）政策，黑人进入了领导阶层，有力地促进了黑人就业，降低了失业率，减少了贫困人口。
作为保障就业的另一渠道，埃及、肯尼亚、南非针对不同行业，在农村、城市都有相关的职业技能培训学校，贫困人口可以根据需求参加培训，掌握实用技能，实现在不同行业就业并依靠技能提高收入。埃及还组织经过专门培训的人员到海湾国家劳务输出，跨国就业，增加收入，达到减困。
在实现对居民基本生活保障的同时，埃及、南非以及肯尼亚均在教育和医疗方面完善了相关的社会保障：
在埃及，政府每年投入30亿埃及镑左右，对大米、面粉、食油、糖、能源等生活必需品实行价格补贴，同时每个贫困人口每月发放60埃及镑生活费；在南非，贫困人口男60岁女55岁后，政府每月为每人发放养老金900兰特，保证老有所养。
在埃及、南非以及肯尼亚，教育分公立、半公半私和私立三种。公立学校是政府投入办学，半公半私政府资助一半，私立学校完全由个人交费上学。在埃及，公立学校从义务教育到大学教育基本上是免费教育，确保了低收入和贫困家庭孩子接受教育。高收入阶层可以将孩子送到教学环境和教学质量更好的半公半私或私立学校接受教育。在肯尼亚和南非，义务教育全部是免费教育，高中到大学阶段是收费教育，但是政府为低收入和贫困家庭孩子提供助学贷款，为完成学业提供保障政策。
在埃及和南非，公民就医的公立医院，只收取很低的挂号费，总体上是免费医疗，解决了贫民看病问题。高收入群体可以购买医疗保险，去医疗环境和质量更好的私立医院看病就医。肯尼亚经济发展相对较差，医疗保障很低。
尽管我国的国情与非洲存在着明显的差异，非洲各国的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但是在扶贫方面，依然有很多经验值得我们去汲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