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制订的背景、指导思想和过程

2.1.1 制订的背景和指导思想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着庞大的孕产妇和围产儿群体。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历来高度重视妇女儿童健康，将其作为保护妇女儿童权益、促进妇女儿童全面发展的重要基础性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妇幼健康服务能力缺乏，广大农村和边远地区缺医少药，孕产妇死亡率高达 1500/10 万，婴儿死亡率高达 200‰。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妇幼健康事业面貌焕然一新，妇女儿童健康水平不断提高。《中国妇幼健康事业发展报告（2019）》指出，我国孕产妇死亡率已稳步下降，1990 年全国孕产妇死亡率为 88.8/10 万，2018 年下降至 18.3/10 万，较 1990 年下降 79.4%（图 2.1）。

虽然，我国已于 2014 年提前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即到 2015 年孕产妇死亡率要在 1990 年基础上下降75%），是全球为数不多实现这一目标的国家之一。但我国全面保障母婴健康的事业还面临着地区发展不平衡、服务不充分等诸多挑战。如 2018 年，东、中、西部地区孕产妇死亡率分别为 10.9/10 万、20.01/10 万、25.2/10 万，与1996 年相比，分别下降了61.9%、70.5%、81.2%（图2.2）。2018 年东、中、西部地区 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分别为 4.2‰、7.2‰和 12.7‰，较 1991 年分别下降了 87.5%、89.1%和 87.3%（图 2.3）。尽管地区差距在持续缩小，但是至 2018 年，西部地区孕产妇的死亡率还是东部地区的2.3 倍（图 2.2），且 5 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差值仍有 8.5‰（图 2.3）。因此，进一步提升我国西部地区围产医学水平是每一个西部地区围产工作者的历史使命。

我国的围产医学不仅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存在较大差异，而且在总体上与发达国家也存在一定的差距。根据WTO发布的《世界卫生统计 2020》的数据，发达国家，如德国 2017 年孕产妇死亡率为 7/10 万；2018 年新生儿、婴儿死亡率为 4%；2018 年 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2‰。我国的围产医学还不能满足广大孕产妇和围产儿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孕产妇死亡率仍有较大的下降空间，基层医院医疗同质化有待进一步推进。2016 年 10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提出了健康中国的建设指标，到 2030 年，孕产妇死亡率将下降到 12/10 万以下，城乡区域差距缩小，新生儿、婴儿和 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分别降至 3.0‰、5.0‰和 6.0‰以下，这对围产医学工作者特别是西部地区的围产医学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1.2 制订的过程

《“长莱会议”围产医学中心建设标准》（即《重庆围产医学中心建设标准》）编写组所在单位为重庆市妇幼保健院。

重庆市妇幼保健院位于我国西部重庆市，创建于 1944年，是一所集临床医疗、妇幼保健、科研教学为一体的三级甲等妇幼保健院。截至 2020 年底，在岗职工 1743人。2020 年，门急诊量 166.01 万人次，住院服务量 4.17 万人次，分娩量 1.76 万人次，试管婴儿移植周期 1.42 万例。

医院有国家级基地 6 个，国家级妇幼特色专科 3 个（孕产期保健、更年期保健、新生儿保健），市级基地 10个，市级中心 9 个，市级临床重点专科 2 个（妇产科、临床药学），市级妇幼保健重点专科 7 个（孕前保健、孕产期保健、更年期保健、新生儿保健、儿童常见病防治、眼保健、儿童营养）、特色专科 1 个（宫颈病）。2017—2020 年医院生殖医学连续四年在复旦版中国医院专科声誉综合排行榜上排名第 7。目前分为两个院区，渝北冉家坝院区编制床位 900 张，主要开展围产保健、妇女保健、儿童保健业务。在围产保健服务、新生儿（极低体重儿、极早早产儿）救治、宫颈疾病的预防与治疗、女性盆底与泌尿疾病、不孕不育的诊治、孕前优生检查、妇幼卫生流行病学调查等方面都处于西部领先地位。渝中七星岗院区编制床位 100张，主要开展人类辅助生殖相关业务，是西部首例“试管婴儿”诞生地，是国家批准的首个人类辅助生殖中心和全国12 家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培训基地之一，生殖医学中心负责人黄国宁教授为中华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第五届委员会主任委员。截至 2020 年，该院已出生“试管婴儿”4.5 万余名，连续 9 年试管婴儿临床妊娠率＞ 60%，活胎出生率＞50%，综合实力在国内持续领先。

重庆市妇幼保健院系重庆市妇幼机构医联体牵头单位，在区域性妇女和儿童保健工作中发挥着联动作用。2018 年引进了德国马格德堡大学（Otto von Guericke University of Magdeburg）附属儿童医院格哈德·乔尔奇教授（图 2.4）及其围产团队，促进了该院围产医学的发展。

格哈德·乔尔奇于1970—1977年在德国马尔堡菲利普斯大学（Philipps University of Marburg）进行医学研究，并获得了德国国家资助（German Academic Scholarship Foundation）。1977—1982 年，他在德国明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Münster）进行儿科培训，并担任该大学儿童医院儿科和新生儿护理科的助理医学主任，1998 年，他被马格德堡大学附属儿童医院任命为新生儿科、重症监护室和普通儿科主任，并于2006 年成为此医院的负责人。多年来格哈德·乔尔奇教授一直致力于围产医学的研究，如早产儿的脑血液循环研究、婴儿意外猝死（Sudden Unexpected Infant Death，SIDS）防止、儿科保健等，他于 1991 年在德国核心医学杂志上发表了关于俯卧位风险的论文。从 1992年开始，德国意外婴儿死亡人数显著下降。1991 年他与他的大学老师赫尔穆特·沃尔夫（Helmut Wolf）教授创立了欧洲新生儿研讨会，每年举行一次，直到现在。

格哈德·乔尔奇将德国围产医学中心建设和管理方面的先进理念和丰富经验传递到中国，同时邀请我国新生儿科和产科的医生到德国围产医学中心访问及交流，双方的合作也越来越默契。

根据WHO 2012 年发布的《早产儿全球报告》，全球每年约有 1500 万早产儿，超过全部新生儿的 10%。也就是说，平均每 10 个新生儿里就有 1 个是早产儿。而在这些早产儿中，全球每年大约有 110 万例死于早产并发症。我国是早产儿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为 117 万，仅次于印度，排在全球第二位，即在全世界每 100 个早产儿中，就有 7 个在中国。而在我国“二孩政策”全面放开以及 2021 年 7 月 21日《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关于做好支持三孩政策生育保险工作的通知》（医保办发〔2021〕36号）落地后，我国的高龄产妇增多，新生儿、早产儿数量大幅增加，早产儿的形势更加严峻。早产是新生儿发病和死亡的主要原因，早产儿皮肤薄嫩，皮下脂肪少，体温调节能力差，抵抗力极弱，呼吸、吞咽、吸吮能力不协调，各器官系统发育尚未成熟，容易发生多种与早产相关的疾病。这促使妇幼保健机构必须改变传统服务模式，更加强调产科与儿科合作。而我国围产医学发展较为缓慢，围产医学中心屈指可数，目前仅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建立了围产医学中心，大多数城市特别是西部地区城市处于起步阶段，且没有统一的建设标准，制订围产医学中心建设标准势在必行。

依托中德“银发项目”，重庆市妇幼保健院引进德国马格德堡大学格哈德·乔尔奇教授及其团队指导围产医学中心建设工作（图 2.5、图 2.6）。在格哈德·乔尔奇教授的指导下，重庆市妇幼保健院于 2019 年初建成的围产医学中心正式运行，这在重庆市乃至西部地区属于“先试先行”。

到目前为止，该围产医学中心运行有序，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围产临床诊疗技术的提升，而且极大地促进了围产学科的发展。为进一步起到带头示范作用，促进中西部地区围产医学的发展，2019 年，重庆市妇幼机构医联体在总结实践经验基础上，参照国家《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建设与管理指南》《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建设与管理指南》等相关制度，制订了《“长莱会议”围产医学中心建设标准》（以下简称《标准》），并在 2019 年10月第二届“长江-莱茵河”新生儿围产期医学论坛上正式发布（图 2.7），这是重庆市首次发布围产医学中心建设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