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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产医学起源于 20 世纪 60 年代，是在产科的基础上诞生的，就其发展历程来说，时间并不长，是一个相对年轻的学科。
1960 年，德国埃里希·萨林（Erich Saling）获得胎儿脐带血，首次对胎儿进行了直接检查，即“胎儿微量血液分析”，打开了产前医学的大门。1962 年，埃里希·萨林率先在临床上使用羊膜镜，观察妊娠期和分娩期的羊水情况，判断胎儿安危，并在必要时对胎儿进行早期干预。1965年，英国医师伊恩·唐纳德（Ian Donald）首先在产科应用超声对胎儿进行检查，让医师真正“看见”了胎儿，能在视觉上直观发现妊娠异常，故伊恩·唐纳德也被称为“超声之父”。1966 年，马克·W.斯蒂尔（Mark W. Steele）和威廉·罗伊·布雷格（William Roy Breg）成功地采用羊膜穿刺术获得了胎儿细胞，这使得染色体的核型分析成为可能。1967 年，塞西尔·B.雅各布森（Cecil B. Jacobson）和罗伯特·H.巴特（Robert H. Barter）诊断出世界上第 1 例胎儿染色体异常。同年，第一个获得胎儿脐带血的德国埃里希·萨林教授首次提出“围产医学”（Perinatal Medicine）一词，使之区别于产科学，并在德国柏林建立了第一个全国性的围产期医学学会——德国围产期医学学会（The German Society of Perinatal Medicine），这标志着围产医学的诞生。1968 年，在埃里希·萨林的倡导下成立了第一个国际性围产期医学协会——欧洲围产期医学协会（The Europe Society of Perinatal Medicine）。因此，德国埃里希·萨林教授也被人们尊称为“围产医学之父”（图 1.4）。
进入了围产医学时代，临床的主要任务也发生了相应变化。经典产科重视的是母亲孕期和分娩的安全，主要任务是降低孕产妇死亡率。而围产医学在关注孕产妇死亡的同时，也开始关注胎儿和围产期新生儿，并重视降低围产儿死亡率。
图 1.4 “围产医学之父”——德国埃里希·萨林教授
（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1968 年，电子胎心监护仪（Electronic Fetal Monitoring，EFM）正式用于临床，他使用EFM将胎心率曲线和子宫收缩压力波形记录了下来，现在已成为正确评估胎儿宫内状况的重要检测手段之一。1972 年，格雷厄姆·里金斯（Graham Liggins）通过检查羊水中卵磷脂和鞘磷脂的比例来判断胎肺的成熟度。1972 年，大卫·约翰·亨尼·布洛克（David John Henny Brock）等人发现甲胎蛋白可预测神经管畸形。1977 年，D. E.菲茨·杰拉德（D. E. Fitz Gerald）和J. E. 德拉姆（J. E. Drumm）第1次使用多普勒超声研究胎儿脐血流，判断胎儿有无宫内缺血、缺氧等情况。迄今 30 余年的临床实践表明，超声多普勒测定胎儿动脉血流是无创性产前评价胎儿宫内安危的有效方法之一，可明显降低围产儿死亡率。1980 年，弗兰克·A.曼宁（Frank A. Manning）创立了胎心电子监护结合B超检测的生物物理评分系统（Biophysical Profile Score，BPS），对胎儿宫内状况进行系统全面评估。霍华德·库克尔（Howard Cuckle）建立了中孕期唐氏综合征筛查体系。1990 年，塞浦路斯·尼古拉迪斯（Kypros Nicolaides）根据胎儿颈后透明层厚度（Nuchal Translucency，NT）和孕产妇外周血生化指标对早孕期唐氏综合征进行筛查，将中孕期唐氏综合征的检出率从 65％～70％提高到 90％以上。
1991 年在日本东京召开了第一届国际围产期医学大会（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Perinatal Medicine），世界围产期医学协会（The World Association of Perinatal Medicine，WAPM）在会上成立。从那以后，围产医学及围产保健工作在全世界蓬勃迅速地发展起来。
随着围产医学技术的发展与提高，新生儿窒息复苏水平的提高以及相应技术的普遍推广，早产儿存活率明显升高，围产儿死亡率明显下降。现在，围产医学除了能提供更多的胎儿诊断手段外，可以越来越多地对胎儿或新生儿在宫内或新生儿早期进行干预和治疗。从早期简单的、检出率比较低的中孕期生化“二联”指标筛查唐氏综合征，到目前已经发展到检出率很高的早孕期NT加生化指标的唐氏综合征筛查。筛查的胎儿疾病也从非整倍染色体异常，扩展到胎儿生长受限、死胎及流产等，甚至扩展到母体疾病的筛查，例如子痫前期、早产等。未来，对胎儿宫内疾病的诊断会更加趋向于“早期、快速、无创”，胎儿宫内手术的种类和宫内基因治疗也会开展得更加广泛，围产医学学科建设发展必将日新月异。
20 世纪 80 年代初，被誉为“中国围产医学之母”的严仁英教授（图 1.5），为了降低孕产妇及围产儿死亡率，提高母婴健康水平和提高我国的人口素质，首次将“围产医学”的概念和技术引入了中国。在她和众多围产医学工作者的积极倡导下，经中华医学会批准，于 1988 年 4月 24 日成立了中华医学会围产医学分会（图 1.6），严仁英教授任第一任主任委员。在严仁英教授的亲切关怀下，围产学会通过数年的努力，于 1998 年创办了我国围产医学领域唯一的专业学术期刊——《中华围产医学杂志》。
图 1.5 “中国围产医学之母”——严仁英教授
（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在围产医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的围产医学事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通过不断学习国外先进的学科知识，寻找产科医生及新生儿科医生的专业结合点，逐渐形成了围产医学专业的新型特点，包括孕产妇及围产儿死亡、产后出血、新生儿窒息复苏、妊娠期高血压疾病、早产及早产儿、母胎营养、妊娠合并糖尿病、围产期感染、脑性瘫痪、助产、产前诊断、胎儿医学等。2006 年全国妊娠合并糖尿病协作组成立，研究我国不同地区妊娠期糖尿病的发生情况，制订适合我国的妊娠期糖尿病诊断标准——《妊娠合并糖尿病——临床实践指南》，并参加了国际妊娠合并糖尿病组织关于妊娠期糖尿病诊断标准讨论制订工作。
图1.6 中华医学会围产医学分会第一届委员会合影
经过几代围产医学工作者的不懈努力，我国的围产医学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孕产妇及围产儿死亡率明显下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孕产妇死亡率高达 1500/10 万，婴儿死亡率高达 200‰，人均预期寿命仅 35 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妇女儿童健康水平不断提高，至 2020 年，我国孕产妇死亡率已下降到 16.9/10 万，婴儿死亡率下降到5.4‰，妇幼健康核心指标位居全球中高收入国家前列。2016 年 10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其主要目标均与围产医学密切相关。大力发展和做好围产医学事业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和“健康中国”的奋斗目标。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围产医学在我国的发展并不平衡。在西部偏远地区，围产医学的发展处在初期阶段，面临的主要任务仍是将居高不下的孕产妇死亡率降下来。而在发达城市，主要任务已经转向胎儿的健康和问题胎儿的治疗。为了中国围产医学的进一步发展，我们还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1）建立临床指南
围产医学是一个新兴交叉学科，技术发展也比较迅速，因此，十分有必要制订相应的临床指南，推广和规范相应的围产医学技术。在制订围产医学临床指南时需要遵循以下几个原则：与国际接轨、重视医学证据、尊重中国国情。
（2）重视基层
中国是人口大国，每年的新生儿数超过 1000 万人，如 2020 年出生 1200 万人，其中大部分妊娠期保健和分娩是在县级及以下医院完成的。这些基层医生的水平决定了中国的孕产妇死亡率和围产儿死亡率，因此，中国围产技术的推广和人员的培训重心要下移，关口要前移。
（3）建立基本技能培训体系
对于年轻医生和基层医生来讲，掌握相应的基础知识比较简单，最困难的是掌握必要的临床基本技能。中国医生学习临床技能的方法一般是上级医生以“师傅带徒弟”的方式传授，这种传统的教学方式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不规范；二是在医患关系紧张的前提下，患者不愿意让年轻医生在自己身上“做试验”。因此十分有必要建立相应的临床技能培训体系。
随着围产医学的发展和进步，围产医学工作者的使命已经不只是传统意义上迎接新生命的到来，更要为新生命一生的健康而努力。围产医学承载的也不只是母婴两代人的健康，更可能对未来几代人的健康产生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