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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水浒传》的潜移默化之下，“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再加上“大秤分金银”，已经成为古代江湖豪杰在现代人心中的标准形象。对于古代的普通百姓而言，是不是真的可以“大块吃肉”呢？不必犹豫，答案是否定的。不然这几个字怎么会产生异常强大的号召力，吸引劳苦大众趋之若鹜地前去落草为寇、对抗朝廷呢？
尽管我们已经有了一些思想准备，知道古人“大块吃肉”的概率很低，但真实的情况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糟糕。《孟子》（ 东周·孟子及其弟子编 ）里有一句著名的话是这样说的：“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寥寥数语，令人细思极恐！您想想，在确保这些家畜家禽“无失其时”的前提下，只有活到七十岁的老人才能得到一口肉吃。人生七十古来稀，可知吃肉的概率得有多低，有人一辈子都不识肉的滋味，恐怕也不是什么稀罕事吧！
毫不夸张地说，吃肉在先秦时期绝对是一种特权。譬如说与膳食有关的礼仪，就有天子用九鼎、诸侯用七鼎、卿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或一鼎的规范。不同的贵族等级，用鼎的数量有差，是因为每只鼎里盛放着不同种类的肉食。所以当时对权贵阶层有一个十分贴切的称呼，叫作“肉食者”。《左传》（ 东周·左丘明撰 ）记载说，鲁国有一位名叫曹刿的谋士，曾经在旁人面前骄傲地放言：“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与“肉食者”相对的普通百姓，则被称为“藿食者”（ “藿”指豆苗 ），意思是常年以嫩叶之类的菜蔬为食。
到了汉朝，在倡导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文景之治时期，普通百姓的生活大为改观，肉食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就肉食的种类而言，从上古沿袭下来的六畜（ 马、牛、 羊、狗、猪、鸡 ）占据着主流地位。据后世考证，狗是六畜中最先被人类驯化的，大约有两万五千年的历史，或许是出于上古先民到野外狩猎的需要；其次便是鸡的驯化，距今大约有一万年；羊、猪、牛、马的驯化则更晚一些。
把六畜搬到餐盘上，其排列顺序就发生变化了。总的来说，牛、马往往会受到官府特殊保护。毕竟农耕、运输乃至军事行动，都离不开这两种耐受力极强的牲畜，如果它们被宰杀得所剩无几，农民靠什么耕地？士兵骑什么打仗呢？
从《礼记》的记载来看，早在先秦时期便有“诸侯无故不杀牛”的说法。近代考古发掘的“居延汉简”显示，东汉光武帝刘秀也下达过一道诏令，规定“毋得屠杀马牛”
。《梁书·傅昭传》也记载说，南朝梁时期有一位官居九卿的高官名叫傅昭，他收到儿媳妇送来的牛肉之后，特意将儿子叫来谆谆教导了一番，认为“食之则犯法，告之则不可”，责令他“取而埋之”。一直到宋朝，官府依然屡次下令禁止民间宰杀耕牛。所以《水浒传》里好汉进入酒馆，动辄“切二斤熟牛肉”的情节设定，虽然可以理解为明目张胆地跟官府叫板，但从本质上来讲，艺术虚构的成分更大一些，现实中发生的可能性很小。
牛、马之外，像鸡、鸭这样的家禽，古人养来主要是下蛋的，当作肉食也比较少。所以遇到“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的美事，可把“风流天下闻”的孟夫子（ 孟浩然 ）乐坏了。
剩下的三畜——猪、羊、狗，才是古人用以大快朵颐的肉食担当。
与现代人的饮食习惯正好相反，羊肉在古代的普及程度远远超过猪肉，所以“鲜”“美”“馐”这些形容美食的字眼，都跟“羊”字有关。特别是到了万国来朝的唐朝，中原受域外饮食风俗的影响更大，羊肉在肉食中占据了主导性地位。《唐六典》（ 唐·李林甫等编修 ）记载，当时朝廷提供给官员的肉类食材，往往以羊肉为主，譬如亲王以下“每月给羊二十口、猪肉六十斤”，羊和猪的数量完全不在一个级别。
这样的饮食习俗一直延续到了宋朝。《续资治通鉴长编》（ 南宋·李焘编 ）记载说，宋真宗赵恒“御厨岁费羊数万口”。另据《东轩笔录》（ 北宋·魏泰撰 ）的记载，宋仁宗赵祯有一天晚上“不寐而甚饥，思食烧羊”，但他宁肯自己忍饥挨饿，也不愿因为一时兴起而形成定例，“启无穷之杀”。这段“夜止烧羊”的故事传为佳话，后来被一代帝师张居正编入《帝鉴图说》，作为正面典型教导年幼的万历小皇帝。
《侯鲭录》（ 北宋·赵令畤撰 ）记载，有一位奇葩文人名叫韩宗儒，他跟大文豪苏轼交情甚笃，两人时常有一些书信往来。韩宗儒收入微薄、生活拮据，却又嗜好羊肉，实在馋得没辙，便相当不厚道地拿苏轼的手迹去换钱买肉吃。等到把手中的存货卖光之后，韩宗儒便继续给苏轼写信，甚至“日作数简，以图报书”，还派人专程跑到翰林院找苏轼讨要回书，“立庭下督索甚急”。苏轼为人豁达，非但不恼怒，反而跟来人开起玩笑，让他回去告诉韩宗儒，“本官今日断屠”，先钓一钓这位至交的胃口再说。
［清］陈世倌《圣帝明王善端录》之《宋仁宗夜止烧羊》
伴随汴京陷落、建炎南渡，宋朝君臣将偏好羊肉的饮食习惯带到了江南。然而，江南少得可怜的羊肉产量根本无法满足这些权贵异常庞大的需求，导致羊肉的价格一路飞涨。众人消费不起，只好用南方盛产的鱼虾凑合着对付肚子。便有一位名叫高公泗的文人特意作诗调侃道：
平江九百一斤羊，
俸薄如何敢买尝。
只把鱼虾充两膳，
肚皮今作小池塘。
至于消耗量紧跟羊肉之后的猪肉，在古代的地位其实挺尴尬的。因为养猪的支出相对低廉一些，所以上自宫苑，下至坊间，都建有不少猪圈。这些圈舍最早是跟厕所合为一处，分成上下两层，人在上面拉得爽快，猪在下面拱得欢实，好一派其乐融融的景象。不知道是不是受到此番景象影响，古人对猪肉的营养价值一直估计过低。即便是到了北宋时期，普通百姓对吃猪肉的兴趣依然不大。发明东坡肉的大文豪苏轼被贬谪到黄州期间，就写过一首《食猪肉》。其中有几句是这样写的：
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
贵人不肯吃，贫人不解煮。
好一个“价贱如泥土”，富人“不肯吃”，穷人“不解煮”，正是猪肉尴尬境地的真实写照。
元朝医学家忽思慧在其编撰的营养学专著《饮膳正要》中提出，羊肉的滋补功效极高，而猪肉“主闭血脉，弱筋骨，虔肥人，不可久食”，算是在理论上给了可怜的猪肉一个极差评。
还有跻身六畜之列的狗，至少在汉朝以前，也是古人重要的肉食来源。譬如《史记》记载，战国时期有一位侠士名叫聂政，曾经为了躲避仇家而逃往齐国，“客游以为狗屠”，靠杀狗勉强维持生计。还有在历史上更出名的侠士荆轲，当年在燕国游历的时候，结交了两位知己，一位是擅长击筑的高渐离，另一位就是没有留下名姓的杀狗屠户。直至楚汉相争时期，狗肉在民间应该还有不小的市场，譬如跟着刘邦打江山的樊哙，曾经也是“以屠狗为事”。
不过，随着羊、猪等其他肉食日益丰富，性偏燥热的狗肉后来逐渐退出了古人的餐桌，还无端背上了诸如“挂羊头卖狗肉”“狗肉上不了筵席”之类骂名，被人们排斥在主流肉食圈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