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岁半的时候,我在没有任何人推荐的情况下,走进了佛罗伦萨《意大利中部晨报》主编的办公室,请他为我提供一份工作。
我为什么会单单选择去报社呢?我只是自然而然就有了这样的想法。事实上,除了去报社做记者,我从没有考虑过别的工作。我当时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小,还穿着短袜和平跟鞋,完全没有化妆,再加上我长得又矮又瘦,所以主编刚开始时对我面带嘲讽。他让我试着写一篇专题新闻。我规规矩矩手写了一篇,顺带暴露了我连打字机都不会用的事实。主编一边嚷着“在报社大家都用打字机,从来没有人会手写文章”,一边把我扔到一台打字机跟前。那天下午让我觉得如此漫长,但好歹我还是用一根手指把我的稿件打了出来,而且还很神奇地发表了。在那篇文章里,我讽刺了那些带女儿们去阿尔诺河畔舞厅,以期她们能在那儿找到丈夫的母亲们。
以那篇文章为起点,我又写了许多报道,并很快成为黑色新闻记者,就是那些负责报道犯罪、灾祸等新闻的人。每天我都要骑车前往市郊的警察局、医院,有时一天甚至要跑两三趟(其他人都是驱车前往)。到了晚上,我还要撰写地方专栏的文章。那时我常常工作到凌晨两三点,然后搭乘报社往火车站运送打包好的报纸的头一班车回家。第二天我要七点起床,八点上学。虽然有时下午才有课,但我总是又累又困。短短几个月内,我的体重就下降到了三十八公斤,接着又降到了三十七公斤。后来我病了,就是在那时,我决定要放弃大学学业,全身心地投入到报社的工作中去。
显然我的选择没有错。十七岁时,除了原先的工作,我又开始为法律诉讼专栏撰写报道。我先是报道初审法院的案子,然后是大审法院、巡回法院。当时我已经正式成为《意大利中部晨报》的一员。几年来我报道了诸多诉讼类的新闻,其中也不乏一些知名案件。在我年满二十岁的那天,我给《欧洲人》写了一篇新闻稿。那时,阿里戈·贝内德蒂 领导下的《欧洲人》印刷量十分巨大,规模类似于今天的《快报》。
为《欧洲人》工作一直是我埋藏在心中的一个梦想,它是当时最具声望、最负智慧且最为卓越的刊物。但我一直不知道该如何实现这个梦想。有一天,在费耶索莱 发生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一位共产党人去世了,但教会拒绝为其主持宗教葬礼,也不让他葬入教堂墓地。于是其他党员打扮成神父的样子,背会了葬礼上的祈祷文,为他举办了一场宗教葬礼。我写下这个有趣又感人的故事,并把它寄给了贝内德蒂。他在《欧洲人》上发表了这篇文章,配以巨大而精彩的标题:《在费耶索莱,上帝也需要人类》。就这样,我开始了与《欧洲人》断断续续的合作,只在我被《时代》聘用期间暂停过一段时间。 [24]
我第一次在《欧洲人》上发表文章时只有十九岁 。布鲁诺伯伯为此从米兰打电话来训斥了我:“你以为你是谁,海明威吗?”说完他挂断电话,不再理会我,直到我发现他成了另一家周刊《时代》的主编。 [25]
(在此期间,我同时作为通讯员为《时代》撰稿,直到因政治原因被《意大利中部晨报》解雇。)《意大利中部晨报》是一份天主教民主党的报纸,虽然我没有正式注册入党(我唯一加入过的党派是后来解散了的行动党),但我支持社会党。所以在很多方面我都与其格格不入,被解雇也是早晚的事情。
我是突然被解雇的,因为我违反了“雇佣文人”的准则。是的,“雇佣文人”,真是一个可怕的词。他们让我写一篇满是谎言的文章,用来诋毁某位著名领导人的群众集会。(陶里亚蒂。)对于这样的行为,我不赞同,也深感厌恶。这样的文章我是不会署名的。我气愤地告诉他们,在我的文章里绝对不可能有谎言存在。社长(一个肥胖、傲慢的天主教民主党人)回答说,所谓新闻记者就是一群雇佣文人,为了报酬写文章。“没有人会往自己吃饭的盘子里吐口水。”我反驳社长,说他可以在那个盘子里吃东西,但我在成为雇佣文人之前,一定会先把自己饿死。于是我很快就被解雇了。
我不曾为钱写作,也永远不会为钱写作。永远不会! [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