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里的讨厌鬼

法西斯学校是文化的头号敌人。在抵抗运动——这场继复兴运动 之后最伟大的文化事件中，我终于得以从法西斯学校的愚弄中醒悟过来。

在那段光荣的日子里，我仅有的读物就是贴在墙上的传单和同志们托付给我的秘密刊物《决不让步》。当佛罗伦萨终于被解放时，我无视父母的禁令，迫不及待地举起了酒杯。 ^[15]

在师范学校学习了一段时间后，我转入伽利略预科学校，之后我就升入了伽利略中学：一所文科高中。在此之前，我一共跳了两级。

那是一九四五年，当时我的高中以严格的教师而出名。我是一个有些特别的女孩，心理上与别的学生格格不入。一是因为我跳过了小学五年级和预科的五年级，所以比别的孩子们要小两岁；二来，我与他们所受的思想文化教育也不相同。我的父亲是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成员，也是游击队“罗塞利旅”的队员，因为他的缘故，我像一个成年人一样参与了抵抗运动。一九四五年，我以普通士兵的身份从自由志愿者团（后被纳入意大利军队）退役。当时我已是行动党的成员，在那里，我认识了许多杰出的人物，如皮耶罗·卡拉曼德雷伊、费卢西奥·帕里、里奥·瓦利亚尼、埃米里奥·卢苏、阿诺尔多·弗阿。 ^[16]

那时的我急躁又贪婪。我放弃了学校课程硬塞给我的希罗多德 ，却对卡洛·罗塞利 的政论作品、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安东尼奥·葛兰西 以及萨尔韦米尼 的作品撒不开手。我不再用代数方程式折磨自己，而是开心地沉浸于那些之前一直被我忽略的小说之中。自由志愿者团给一名普通士兵的退役安置费是一万四千五百二十四里拉。当时我迫切需要一双像样的鞋子，因此我先用这些钱买了一双新鞋，剩下的就都花在了书上。布鲁诺伯伯想让我了解一下美国文学，他给我开了一张书单，列上了《白鲸》《匙河集》，以及霍桑的《红字》和惠特曼的《草叶集》。我把它们连同福克纳、海明威、伍尔芙、纪德以及果戈里和高尔基的书一起买了回来。 ^[17]

一天早上，我去伽利略中学对面的书店买对数表，然后就在收银处看见了它：娜塔利娅·金兹伯格 的作品。那是一本很小的册子，封面上是莫蒂里安尼 绘制的肖像。时至今日，我仍记得小说的第一句：“我朝他的眼睛开了一枪”。我身上的钱刚好够买对数表，但我却用这笔钱买了那本书。我很快读完，并且在随后的好几个月里一直把它带在身边。它像课本一样被我揉得皱皱巴巴，上面还写满了这样的字句：“复习柏格森和实用主义”“记得要看希罗多德”“去借对数表”。封面的勒口上有娜塔利娅·金兹伯格的相片：她的长相偏男性化，棱角分明，神情中暗含一丝悲痛。我喜欢她的长相，这样的面庞看上去似乎不该属于一位女作家，反倒与我的一位阿姨更为相似：那是一个能干的女人，她朴实无华、绝不卖弄风姿，她将孩子们照顾得面面俱到，并热衷于将家里打扫得一尘不染，却也照样为电影疯狂…… ^[18]

我并不是那种戴着眼镜、满脸青春痘的书呆子。相反，我活泼开朗、能言善辩，甚至不服管教、蛮横无理，我的坏脾气还经常把老师气得火冒三丈。

我并未将自己局限于书本之中。我就像酿酒桶里的一粒葡萄，和无数人一同投入了战后思想与意识形态酝酿、汇集、爆发的潮流之中。比如，我会参加行动党的集会。我还听过许多人的演讲，其中有皮耶罗·卡拉曼德雷伊、恩佐·恩里克·阿尼奥莱蒂、特里斯塔诺·科迪尼奥拉、卡罗·福诺、卢多维科·拉奇安第。还有些人是从罗马来的，比如埃尔内斯托·罗西、费卢西奥·帕里、里奥·瓦利亚尼、里卡尔多·伦巴第、钱卡、卢苏和拉玛尔法多等，这些人的讲话让我明白了第一轮罢工的意义，也让我理解了父亲新近投身的工作，他与人共同建立工会，奠定了托斯卡纳地区工会运动的基础。我去听陶里亚蒂 和加斯佩里 的公开演说，并在学校展开相关讨论。也许是这一切在单纯的我看来很新鲜，也可能因为彼时的政治活动和工会运动表达了有识之士的心声，我觉得自己从中学到的东西，远比书本中的启蒙运动和平方根教给我的多得多。 ^[19]

我那个年纪的孩子本不该经历的事给我留下了创伤，不切实际的梦想给我造成了幻觉，我一心想要改造这个世界，也因此常常惹恼老师。每当我举手想要提出不同意见或参加讨论时，哲学老师就会讽刺道：“让我们来听听这个讨厌的家伙想说些什么，要不然她会说我们堵上了她的嘴。”上一年的冬天，我与班里的两位同学乔·拉马特和皮埃罗·乌戈里尼组建了一个学生联合会，但是没能吸引任何人入会。我们还想组织一次罢课，结果也没有人把此事当真。当时我认为，学生属于脑力劳动者，也应该获得相应的工资。为此，我甚至与《民族报》的一名印刷工人“密谋”，印出了自己的宣传页。尽管如此，老师们还是十分喜欢我，我也深深地爱着学校。我学习认真到近乎苛刻的地步，也通常能得很高的分数。得高分对我来说是必要的，因为我要获得八分的平均分。我的父母为了给我买书，并供我在富人学校学习，已经做出了很大的牺牲。如果我的平均成绩能够达到八分，他们就可以不用为我支付学费。 ^[20]

那是知识的春天，它如此美妙，就像巧克力一样香甜。 ^[21]

我的毕业考试结果十分圆满。那一年的考试格外困难，许多人被考官判定不及格。

我还记得，随着那年春天的到来，一则消息广为传播：战争的最后两年以及战后那年，考试过于宽松，许多不学无术的人居然也能够高中毕业。为了弥补这个过失，国家教育部勒令加大考试难度：该不及格的学生就一定不能通过考试，绝不留情面。这个消息让我十分害怕，于是我比平常加倍认真地投入到课业当中，不过周末，不度假日，不给自己任何休息的机会。我埋头苦读到深夜两点，清早五点时又起床重新开始学习。《伊利亚特》《奥德赛》《埃涅伊德》，《地狱》《炼狱》《天堂》，斯宾诺莎、培根，神圣同盟，相对论，质量与速度的关系：我那可怜的体重为此一度下降到三十七公斤。这种过度的勤勉让我神经衰弱，以至于睡梦中我都在解代数方程或是背诵描述赫克托耳之死的文字。“Os oi men katástipe, fízote, éute nebrói, ídro apépsiconto pión tacheónto te dípsan…”（诸如此类的句子。）后来我失忆了，在第一科笔试，也就是意大利语的考试中，我甚至记不起但丁·阿利吉耶里是谁。我双脚冰冷，紧张得快要窒息。收缩的胃把萨芭雍的味道不断挤到我的嘴里，那是母亲强迫我吃下去的，说是能让我“精神起来”。然后老师公布了作文的主题：“希腊城邦至今的‘祖国’概念”。这下更糟了，这个主题点燃了我心中幼稚的叛逆之火和理想主义的余烬。我身上的寒意消失了，心中的焦虑也随着嘴里萨芭雍的味道烟消云散。我挥动着手中的自来水笔，像一头咆哮的狼，扑到试卷上，写了满满八栏。下面基本上就是我那篇作文的梗概。

祖国，什么是祖国，谁的祖国？是奴隶们的，还是那些拥有奴隶的所谓公民的祖国？是迈雷托士 的祖国，还是被自己国家的法律处以死刑的苏格拉底的祖国？还有那些斯巴达人，他们说着和雅典人一样的语言，却和雅典人争斗不休，就像是数千年之后的佛罗伦萨人和锡耶纳人、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法西斯主义者和反法西斯主义者。那么到底是谁的祖国，雅典人的还是斯巴达人的？虽然我早就学会了那些关于祖国的词汇：爱国心、国家自豪感、国旗，但到现在我还不明白祖国到底是什么。墨索里尼在说祖国，那些在一九四四年三月逮捕了我的父亲、虐打他、威胁他“你要是不坦白我们明天就在帕尔特莱枪毙你”的意大利社会共和国士兵也在说祖国。还有希特勒，还有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和巴多格利奥 ，他们也时刻把祖国挂在嘴边。那意大利是谁的祖国？他们的，还是我的？还有法国人，哪一个是他们的祖国？戴高乐治下的法国还是贝当治下的 ？对于一九一七年的俄罗斯人民来说，列宁领导下的俄国和沙皇统治下的俄国，哪一个又是他们的祖国呢？关于“祖国”这个词，这样的例子我还有很多，人们为了祖国厮杀、死去。我的祖国就是我的世界，可我却无法简单地确认它的风俗、语言和边界。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国家的边界也随着他们之间的此消彼长而发生变化。比如那些生活在伊斯特里亚半岛上的人们，直到昨天，他们的祖国还是意大利，他们为它战斗，为它牺牲；可是今天，他们为之战斗、为之牺牲的祖国却叫作南斯拉夫。祖国的概念如同四季流转般不断变化，与其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作文题目，不如让我们写一写“自由”这一主题。自由这一概念不会因为胜利者和失败者的不同而改变，每个人都明白它意味着什么。自由意味着尊严，意味着对自己和他人的尊重，意味着对压迫的反抗。我们要记得，那些在监狱中、在酷刑下、在纳粹死亡营里死去的人，他们在行刑队前高声呐喊的是“自由万岁”，而非“祖国万岁”……

老师们为我的作文争论不休。考试委员会的一部分老师觉得我是个疯子，思想幼稚；另一部分老师则认为我逻辑清晰，思维极其成熟。显然后者最终获得了胜利，我得到了十减。没有得到十分是因为我在写作文时心情激动，不小心犯了一个拼写错误。人们戏言说，只有教皇去世时，上帝才会心有怜悯，让某个人在毕业考试中取得十分；再加上今年考试老师们给分都特别严格，大批大批的学生被卡在及格线外，所以我得十减的事引起了轰动。考试委员会的会长是著名的病理学专家博尔济教授，后来他成了佛罗伦萨大学受人尊敬的校长。在口试时，他对我说：“您的文章引起了我们的争论。一部分人说要给您零分，另一部分人说要给您十分。最后我们决定给您十减。”然后他又说：“您文笔很好。长大后您想做什么？”“写作。”我回答道。当我说出这个词时，那些因为神经衰弱而遗忘的东西瞬间回到了我的记忆中，帮助我成功地完成了之后的考试。我近乎完美地解释了什么叫作胃蛋白酶、胰淀粉酶和消化系统；描述了布鲁内列斯基 的穹顶、奥匈帝国、希罗多德和塔西佗 。我就康德的问题侃侃而谈（这可是我的拿手好戏），让马里奥·曼里奥·罗西——就是那个总嘲讽我，说“让我们来听听这个讨厌的家伙想说什么”的哲学老师——欣喜若狂。我甚至还让老师们以为我弄懂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在数学和物理考试中，我的表现没有那么出众。这是真的，因为我讨厌这两门课，所以相对于别的科目来说，我花费的精力也比较少。不过曼西内利老师似乎忘记了多年来对我的责备，他冲我眨了眨眼，对别的老师说：“她已经累了，不过我看得出来她好好复习过。好了，我的问题问完了。”然后他慷慨地给了我一个七分，虽然我自认完全达不到这个分数。再加上一门课的七分，两门课的九分和后面的一堆八分，我终于拿到了那个讨厌的平均分，可以不用交学费。然后我听从布鲁诺伯伯的建议，报考了医学专业。这位著名的评论家、记者认为，想要成为一名作家，根本就没有必要去学习英语或文学专业。几个月后，我成了犯罪专栏的记者。 ^[22] wcmsBAbIEWwHOCi+9JsPIrygpkIH31YN/SpOHTDvf8CNOVc8a8pdPx6zEdvHUkW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