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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童年时期认识了很多英雄人物，因为我有幸成长在一个光荣的时代。我与他们相识来往，如同男孩子们收集花花绿绿的邮票；我与他们玩耍，就像女孩子们与布娃娃为伴。这些英雄们，或者说我认为的英雄们，充溢了我生命中大约十一个月的时光：一九四三年九月八日至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一日，德军占领佛罗伦萨期间。就是在那段时间里，我对勇气的崇敬、对牺牲的信仰，以及对惧怕的惧怕臻于成熟。
我每天都能见到我的英雄们：在家中、在街上、在乡间。那时的我虽然还是个孩子，却已早早地抛弃了一切幻想，变得冷静、现实。我不会对任何事情置若罔闻或轻描淡写：每一次看见我的英雄们，我都知道这有可能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后一次相遇。我爱他们，甚至愿意为他们当中任何一位献出我的生命：不再期盼盟军的到来，也不再渴望白面包和巧克力。我对他们尊崇备至，在战争结束之后，他们如一颗珍贵的宝石，永远在我心中占据着一席之地。 [11]
盟军第一次轰炸佛罗伦萨时炸错了地方。他们原定的目标是德军用来运送武器和军队的铁路，可最后炸弹却落到了临近的居民区和多纳泰罗广场颇有年岁的公墓中。那是英国人的墓地，诗人伊丽莎白·芭蕾特·布朗宁
就埋葬于此。轰炸开始时，我和父亲就在圣母领报大教堂附近，离多纳泰罗广场不过三百米的距离。为了躲避轰炸，我们跑进了教堂。谁能体会到轰炸来临时的那种恐惧？每次炸弹落下，教堂坚固的墙壁就如同暴风雪肆虐下的树木般一阵颤动。彩色玻璃窗变成碎片，地板颤动，圣坛摇晃，神父大喊：“上帝啊！帮帮我们吧，上帝！”突然间，我无声地啜泣起来。虽然没有发出任何呜咽之声，但还是被父亲发觉了。也许他认为是在帮助我，但是可怜的父亲啊，他做了一件错事。一个巴掌狠狠地落到了我的脸上。上帝呀，那是多狠的一下啊。然后他盯着我的眼睛，愠怒地说道：“女孩是不能哭的。”之后，从一九四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开始，我就再也没有哭泣过。感谢上天，当禁不住双眼湿润时，我会闭上我的嘴。虽然我没有哭泣，但我的内心却比那些流泪之人更加悲痛。
[12]
我的父亲爱德华多·法拉奇是佛罗伦萨抵抗运动的组织者之一，也是行动党在城内的军事指挥官。作为他的女儿，我也参加了反对法西斯和纳粹的抵抗运动。我被委以通讯员的职务，在佛罗伦萨城中和山间行动，给那些隐藏起来或是组成游击队的同志们送去武器、秘密发行的报纸和一些消息。我要在宵禁开始前把反法西斯海报贴在一面面墙上；还要走上街，钻进有轨电车，把它们塞进人们的兜里。曾有一段时间，我的主要任务是骑着自行车，陪同九月八号之后从意大利集中营里逃出来的美国人和英国人前往盟军势力范围。这种艰苦的旅程会持续好几天：去程五十公里，回来又有五十公里。路上我们还需要穿过好几道德军的路卡，不过对我来说这十分容易。因为当时我还是一个小孩子，梳着小辫，看上去稚气十足。有一次，在经过一个德军路卡时，一位原先被囚禁在集中营的南非人（已化装成铁路工人）从自行车上摔了下来。他骑车的技术实在是太糟糕了。我一边对他说着意大利语，一边把他从地上拉了起来。当时旁边的两个德国哨兵根本没有注意到我们。还有一次，当我正在市中心运送行动党的地下报纸《决不让步》时，一大包报纸突然掉了下来，散落一地。即使那样，我也没有引起丝毫关注。总之，很多任务之所以会落到我的头上，就是因为我能够在德军眼皮底下来来回回，却完全不引起他们的注意。
从一九四三年底开始，我就为城市游击队“正义与自由”工作，直到一九四四年八月佛罗伦萨解放。一九四四年初，我的父亲被捕了。德军发现了我们设在圭恰蒂尼街上的武器仓库：美军空投到乔维山上的武器都存放在那里。
没有人知道我父亲在哪里，佛罗伦萨的日报只说他的罪名是叛国投敌。（所谓敌人就是英美人。）母亲说：“我要去找他。”于是她一所监狱接着一所地找。最后她去了纳粹设在特利斯特别墅的刑讯中心，甚至直接闯入他们头目的办公室。那个叫马里奥·卡利塔的家伙不仅承认父亲就在他手上，还用嘲讽的语气和母亲说：“女士，您可以回去换上丧服了。明早六点，我们会在帕尔特莱花园枪毙您的丈夫。我们可不会在过程上浪费时间。”我一直在想，如果我是母亲，会怎样应对。可每一次思考的结果都一样：我不知道。但我和大家一样，知道当时的母亲做何反应。她先是因巨大的冲击而呆愣了一小会儿，然后慢慢举起右手，指着马里奥·卡利塔，语气平静、吐字清晰：“马里奥·卡利塔，明早六点，我会按你说的去做，穿上丧服。但如果你也是从娘胎里出来的人，我奉劝你早日将这些话告诉你的母亲。因为你的末日马上就要来了。”母亲甚至没有使用尊称，仿佛对面站着的，只是她的一个仆人。 [13]
父亲和别人一起被刑讯了好几天，其间多次受到枪毙的威胁。
三月的一天，我和母亲、妹妹获准去探望父亲。
我们装了满满一包的食物，但我记得十分清楚，包裹很快就被守卫们抢走了。然后我们和其他囚犯的亲人们一起，被推搡进一间简陋破旧的接待室，里面有一条长板凳和一张长桌子。桌子后面有大概十二个衣衫褴褛的人，其中一人嘴唇青紫，脸上也是青一块紫一块，肿得可怕，有一只眼睛甚至快要睁不开了。他面前没有人，于是我们三个坐了过去，静静地等着父亲。大概过了有一分钟，我们听到一个低低的声音：“你们连声招呼都不打吗？”这是我父亲的声音，就来自于面前这个脸部严重变形、我们完全没有认出的男人。父亲笑了，他咧开青紫的嘴唇，告诉我们不必担心，什么事都没有，什么事都不会有。他什么也没说，纳粹什么都不知道，所以他们没有枪毙他，最坏的结果也就是把他发配到德国去做苦力。离开的时候我问母亲：“他们为什么要把爸爸打成那样？”母亲回答说：“因为爸爸参与了政治，他在努力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让人更加有尊严，让生活过得下去，哪怕只有一点点改变。” [14]
后来父亲奇迹般地被放了出来。我则继续为“正义与自由”做一些杂活。我负责保管一份名单，那份名单上有佛罗伦萨城中所有同志的联系地址、真名和化名。当时我和母亲还有妹妹奈拉、保拉栖身在一座修道院中。我在修道院的菜园子里找了一个南瓜，把它掏空，然后将所有的资料都塞了进去。从外表看，它和别的果实一样在藤条上摇摇晃晃，新鲜可人。至于那些秘密发行的刊物，我把它们藏在了麦秸堆下。托尔夸托·塔索广场发生屠杀那一天，我们被包围了。（修道院离广场非常近。）在法西斯士兵和德军的眼皮底下，我成功地把那些刊物带回室内，扔进火炉里烧了个一干二净。然后我将藏在南瓜里的纸片一张张吃了下去。当时除了这么做，我别无选择。可是后来我受到了严厉的斥责：佛罗伦萨解放前夕，因为我之前的行为，所有人的联系地址都没有了，无法召集游击队员。最后，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和方法艰难地聚集到了一起。
总之，尽管我还年轻，我已亲历了一整场战争，并且饱受它的折磨。在父亲被关押的那段日子，我们的住处遭受了多次轰炸。这是我童年和青少年时期记忆当中最黑暗的时刻：一颗颗炸弹从天而降，惊慌失措的人群四处逃散。我一次轰炸都没有错过：大概是命运和我开了个玩笑，每次我都能恰好出现在遭受轰炸的地点，却什么事都没有。在那段时间里，我有一种神奇的、甚至近乎超常的运气。但也恰恰在那段时间里，我开始讨厌战争，讨厌枪炮、炸弹等所有武器；我开始了解战争的不可理喻、愚不可及和歇斯底里。诚然我也以自己的方式参与了战争，但那仅仅是我保护自己的手段，当中绝不夹杂攻击他人的意愿。关于这段经历，我必须补充的是，当时的我虽然只是一个扎着小辫的小女孩，但是和如今加入越共的孩子们一样，我完全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我不曾开枪，从未动手夺去任何人的生命，也没有参与任何一起流血事件。现在更是如此：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我宁愿献出自己的生命，也决不会动手伤害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