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孩子并不幸福

我在佛罗伦萨成长、学习，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我的童年生活并不愉快，我的父母很穷。父亲在佛罗伦萨有一个规模很小的手工作坊，单是支付作坊里三四位师傅的工资，就已经把收益消耗得一干二净。父亲是激进的反法西斯分子，因此在政治上也受到了迫害。这种条件显然不可能让我拥有舒适的物质生活或精神生活，但它教会了我什么是纪律，让我知道生活绝不是一场简简单单的冒险。

当时，我的周围是战争、墨索里尼、贫穷，还有父母的责骂。我的屁股上会时不时地挨一顿板子，不许做这个，不许做那个。不，不，不！我的童年一点意思都没有，做孩子并不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7]

与所有暴政统治下的时期相同，我出生的那个年代，我的国家根本就没有真正的新闻业。幸好还有地下组织秘密发行的报纸，真实的报道才得以幸存。而我有幸生在一个反法西斯家庭，我父亲是佛罗伦萨地下组织的首领之一。在我九岁还是十岁时，某一天，我发现一份报纸。报纸上说的和我在学校里整日听到的完全不同。（大家也都明白，在专制统治下，学校也是听命于统治者的。）上面说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是两个刽子手。我拿着报纸找到父亲，问他：“这是什么？”父亲回答说：“一份说实话的报纸。”我接着问道：“所以它才不在报刊亭出售吗？”“是的。”我如此震惊，如此愤怒，以至于忍不住大叫：“总有一天，我要为那些说实话，而且在报刊亭出售的报纸写文章。”（这是别人日后告诉我的，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当时确切的情景……） ^[8]

我小时候在佛罗伦萨见过一次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就在希特勒来到意大利的那个夏天。我之所以能见到他们，是因为我的一位姑姑嫁给了一个法西斯分子。家里所有的人都责怪她犯下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我的父亲甚至不愿意和她打招呼。唯一对她宽容的人是我的母亲，因为她觉得，嫁给一个法西斯分子不是罪过，而是一种不幸。这种不幸就像罹患癌症一样：你能因为一个人得了癌症就对他不好吗？正是出于这种怜悯，母亲有时甚至会把我“借”给姑姑，以冲淡她因为没有孩子而产生的孤独感。所以姑姑经常会来接我出门，可是她带我去的那些地方根本不适合小孩子，而且孩子也完全忍受不了那种地方。“姑姑，我们去哪儿呀？”“去听室内音乐会。”“姑姑，我们去哪儿呀？”“去我公公的墓地献束菊花。”她从来没有带我去吃过甜点，也从来没有带我去骑过旋转木马。不过也没有人注意姑姑到底带我去了哪里，只要她不跟我谈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就行。在我家，人们说起这两个独裁者时，总是配以可怕的谩骂，以及听得人直起鸡皮疙瘩的诅咒。那年夏天，我被家里人骂了个狗血喷头，因为我用了一个词：“领袖”。“什么领袖？谁的领袖？谁教你这个词的？”“老师。”“你的老师是个法西斯分子！这可不是个好词，明白吗？你要再敢说，就完蛋了！”而那天下午，姑姑既没有带我去听音乐会，也没有带我去墓地。她带我去了一个广场：广场上有看台，必须凭票进入。这可真是件有意思的新鲜事。“姑姑，我们为什么来这儿？”“来看样东西。”“什么东西？”“就是一样东西。”

关于那天的事我已经记不太清了，只记得灼人的烈日，激动的人群发出的喧闹声，在旗帜间穿梭的鸽子，还有姑姑从包上摘下后系到我头上的黑色蝴蝶结。“为什么是黑色的，姑姑？”“因为你姑父说要戴黑色的，这是对元首和领袖的尊重！”听见这句话后，我明白了，原来姑姑要带我来看的就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而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我因为内心极度的恐惧浑身发抖。我居然来看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了。要是父母发现我居然犯下这样的错误，他们会怎么收拾我呢？就算他们没有发现，我会因此得什么病呢？眼睛，眼睛一定会出问题的。除了恐惧，我还强烈地想要大哭一场，因为我不愿承受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黑色的蝴蝶结，被迫犯下的过错，失明的未来。我忍着哭意，开始寻找自我救赎之路。我发现，唯一可能行得通的办法，就是在他们两人走过的时候闭上眼睛。这个方法能让我不至于变成瞎子，而且如果我不得不发誓“我没有见过他们”，那我也不算说谎。毕竟，有什么必要再看他们呢？他们的样子我都认得。我经常能在学校看到墨索里尼的照片，就在耶稣受难像的下边，国王相片的边上：他戴着钢盔，嘴边挂着怒意——这是个骄傲自大、令人讨厌的人。希特勒的样子嘛，我能从报纸或是电影上看到。他神情傲慢，两撇小胡子像两把牙刷，靠近左侧太阳穴的额发打了个卷儿，像蜥蜴的尾巴。两张照片给我的感觉都很不舒服，不过老师说他们两个都是世界上最与众不同的杰出人士。考虑到老师口中他们的重要性，我有时会怀疑父母是不是说错了。

人群中突然爆发出疯狂的欢呼声，姑姑也一起尖叫起来。我知道是他们两个人到了。之前心中的坚定意志霎时间烟消云散，我经不住诱惑，很想看他们一眼。这种好奇心不断地膨胀，让我无从抗拒。于是我不但没有闭眼，反而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然后我看见了他们，眼睛也没有变瞎。因为我看见的和父母所说的并不一样，也与老师告诉我们的不同。我看见了两个和众人一般模样的普通男人，一胖一瘦，和照片上的样子完全不同。胖的那个人笑得一脸和善，他把双手往腰间一叉，和那些粗鲁的洗衣女工一模一样。而且他并没有戴钢盔，而是戴着一顶漂亮的小帽，中间插了一根白色的羽毛，略显轻浮：去剧院看戏的夫人们戴的就是这样的帽子。这样的墨索里尼看上去滑稽可笑，并因此显得单纯无害，让人直想问问他，帽子上的那根羽毛到底有什么用？是测量风向风速，还是驱赶讨厌的苍蝇？瘦的那个倒是顶着一张不冷不热的臭脸，两撇牙刷一样的胡子看上去更像是为了掩盖抓痕而贴在鼻子下面的膏药。他这个样子显然不会让我感到恐惧，虽然我通常都会十分害怕那些留着小胡子的成年男子，比如那个卖冰激凌的小贩。他的胡子更长一些，梳得整整齐齐，两端还略向上翘起。每当我在香草或巧克力口味、无花果或萨芭雍 口味间犹豫的时候，他都会冲我大喊：“你到底要什么味道的冰激凌？赶紧选，难道你要让我等到天黑吗？”然后我就会被吓得随便选一个口味。如果希特勒是个冰激凌小贩，这样的事一定不会发生。那块膏药似的胡子太好笑了，让他整个人显得温柔了许多。我更愿意让他做那个冰激凌小贩，因为他肯定不会冲我大喊大叫。他会耐心地等待我在香草或巧克力口味、无花果或萨芭雍口味间做出一个选择，说不定他还会答应把四种口味混在一起，装进蛋筒里：现在这个卖冰激凌的大叔从来不肯这么做。我不明白母亲为什么认为他是一个好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在这个所有人都疯狂地喊着“领袖，领袖”“元首，元首”的广场上，我更加无法明白为什么她和父亲都那么讨厌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指责他们犯下了各种罪行、带来了无数灾难，并把他们叫作魔鬼、罪人、刽子手。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老师会那么迷恋他们，认为他们与众不同、独一无二。也许是有什么误解？也许眼前的这两个人并不是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我问姑姑：“真的是他们两个人吗？” ^[9]

那天回家后我开心地喊道：“妈妈！我见到希特勒了，他看上去还挺亲切的！”母亲扔下炒菜勺，狠狠地瞪着我：“蠢货，白痴！我以后再也不会让你到斐贝姑姑那儿去了！” ^[10] /NDmehoCJQf3s2TvIDERnc6rD8mfIfqaaQ24ryLIo4utqS7tkA5D/O8BNr9/Gss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