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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九日，我出生于佛罗伦萨。我母亲托斯卡·法拉奇和我父亲爱德华多·法拉奇都是佛罗伦萨人。母亲有西班牙血统，她的曾祖母是巴塞罗那人；而父亲有罗马涅
血统，因为他的母亲是切塞纳人。从两人相处时喜怒无常的情绪来看，这种组合显然糟糕透顶。不过我自认为是纯正的佛罗伦萨人。我用佛罗伦萨方言表达，用佛罗伦萨方言思考，时时刻刻入耳的也是佛罗伦萨方言。我接触的文化、接受的教育都是佛罗伦萨式的。在国外，每当人们问我是哪里人时，我始终回答“我是佛罗伦萨人”，而不是“意大利人”。因为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我原本应该与曾祖母同名，叫“安娜斯塔西娅”。这是她的女儿，即我的祖母嘉科玛的意愿，尽管曾祖母曾对她做过两件无法饶恕的事：一生下她就将她抛弃在切塞纳的孤儿院里，以及在二十年后引诱了她未来的丈夫——我的祖父安东尼奥。“行了，她当时这么做又没有什么恶意。”我的祖父安东尼奥·法拉奇显然也想用曾祖母的名字为我命名，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他仍对安娜斯塔西娅心存爱意，并且丝毫不加掩饰：“是的，是的，那个老巫婆还赖在我心里没走呢。”我的父母亦是如此，因为他们对安娜斯塔西娅怀有绝对的敬意。在决定通过我来延续对曾祖母的记忆后，他们只考虑到底应该把名字的重音落在字母a还是字母i上，也就是说，我应该叫“安娜斯塔莎”还是“安娜斯塔西娅”。不过最终他们还是改变了主意，因为祖父说出了祖母嘉科玛原谅曾祖母的原因：那个老巫婆是自杀身亡的。两人不得已将目光转向了普鲁斯特，决定用他笔下的人物，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的名字为我命名，而“安娜斯塔莎”则和外祖母的名字一起，成了我的中间名。奥莉娅娜·安娜斯塔莎·塔丽特。真是太可惜了。我时不时会为没有和曾祖母同名而感到遗憾，因为在我家的祖祖辈辈中，只有她的故事独一无二。 [2]
我对皮埃乔内街上的房子印象最为深刻，那是我出生的地方。它在一幢楼的最顶层，进门右拐就是祖父母的房间。房间里有个小祭台，是一张小小的桌子，祖母在上面点了许多小蜡烛，还放了一张黑白的画，画着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正对大门、正好与祖父母的房间形成一个直角的，是我父母的房间。）房间左边放着一张彩绘沙发椅，后来我把它搬到了纽约的家中，而床、衣柜和屉柜则被我留在了佛罗伦萨的家中。要知道，母亲生下我时，就躺在那张床上。而我回佛罗伦萨时，也会睡在上面。这两间房的门外是一段走廊，紧接着有一扇通往起居室的门。起居室里的桌子现在放在我卡索莱的家中，而玻璃书柜则还在佛罗伦萨。还有两幅父亲的画作，一幅是他的肖像画，现在在佛罗伦萨。画中的父亲像祖父一样笑得一脸狡黠，却还不忘用手捂着嘴，试图隐藏。另一幅画上是一只单腿站立的长腿鹬，现在被我挂在卡索莱房子的大厅里。起居室中很昏暗，窗外是个小庭院。沿着走廊继续向前，不一会儿就变得宽敞起来，来到一个四四方方的房间，其中的一面墙上画着壁画。房间里有一张长沙发，我们都管它叫“情人沙发”，因为皮埃拉姑姑和她的未婚夫马里奥总是坐在上面打情骂俏。他们轻声交谈，亲吻对方。可这样美好的场景却总是被抱怨声打断：“你们没看见孩子就在一边吗？！”穿过这间屋子就是餐厅，对我来说它简直无比宽大，里面还有一张巨大的餐桌。餐厅的右边还有两间屋子：一间空荡荡的，里面只有一张鞋匠桌，祖父会在那儿给全家人修鞋；另外一间是比安卡姑姑和皮埃拉姑姑的房间。有一天我躲到皮埃拉姑姑的裙子底下，看见了两条无比丑陋的腿：粗短且惨白。而且我还闻到一股刺鼻的味道，一种我从来没有在母亲身上闻到过的味道。紧接着我的左脸就挨了一耳光。还好祖父及时赶来，把我从母亲的怒火中拯救出来。他把我带到鞋匠桌边，送我几颗用来修鞋底的鞋钉。我对会修鞋的祖父很着迷，所以当我长大一些，也就是战争之后，我开始学着给自己做鞋子（用汽车轮胎的外胎橡胶做鞋底）。我不明白母亲为什么总是这样说：“他根本不会换鞋底。这明显就不是他能做的事，应该让真正的鞋匠重新修！”
祖父很温和，他总是护着我，在这个鲜有人微笑的家庭中，只有他的脸上时常带着笑意。他会用绳子拴住一根火腿，绑在鞋匠桌后墙上的一根大钉子上。火腿的旁边还挂着一把刀，每个人都可以进屋切上一片。我总会问火腿是什么味道，可他们却从不让我尝一口：“火腿对小孩子不好，不好！”有一天，祖父悄悄把我带到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叠好的黄纸。他摊开黄纸，里面是一片被仔仔细细卷起来的火腿。“拿着，”祖父对我说，“我趁他们不注意的时候切的。”我大口嚼着火腿，觉得这一定是我吃过最咸的东西。
祖父的脸很圆，而且面色红润。纤细的银发稀稀拉拉，但眼睛是我见过最漂亮的蓝色。他步伐轻快，走路时总是带着他那根弯头的拐杖。祖父曾经拄着拐杖带我去看鸡，可我看到的却是孔雀。我不喜欢孔雀，它们的叫声实在不怎么讨人喜欢。而且它们一看见我，就像气疯了一样，张着嘴冲我跑过来。可是我单单为它们开屏的方式着迷。那长长的尾羽展开之后就如同一把绿色的扇子，上面缀满眼睛。但祖父每次都会说“我们去看鸡”。他拄着拐杖带我步行前往。祖父走得很慢，所以我常常会走到他的前面。他不喜欢这样，于是就伸长拐杖，用弯曲的拐杖头钩住我的脖子。我永远都无法忘记那种令人讨厌，甚至是恐惧的感觉。那根拐杖就钩在我的脖子上，让我难以呼吸。而且我不能理解，为什么祖父做这种事的时候还会笑。不过即使是这样，也没能影响我对他的爱。
至于祖母，我就没有那么爱了，祖母也不怎么爱我。“她谁都不爱，只爱她的儿子马里奥。”所有人都这么说。祖母又矮又胖，而且只有一只眼睛。或者更准确的说法是，她只用一只眼睛看这个世界——黑色的、充满仇恨的右眼。那只瞎掉的左眼就像一堆灰色的肉冻，据说那是她年少时不小心用剪刀扎瞎的。传言祖父之所以娶了祖母，就是因为觉得这事儿他也有责任。那时候，正在财政部工作的祖父是曾祖母的情人。据说曾祖母是个漂亮的女人。祖母就丑多了，她一厢情愿地爱着祖父，而且用尽各种手段让祖父知道她的爱意。有一次她把自己的几张照片送给了祖父，然后在某一天，祖父又把照片如数退还——只不过每张照片都被扎了孔。祖母失声痛哭，泪水模糊了她的视线，以至于她意外把剪刀扎进了左眼。祖父觉得这是他的过错，于是娶了祖母。不过也有人说，祖父之所以娶祖母，只是为了报复抛弃他的曾祖母。
关于当时在财政部任职的祖父还有很多传闻。其中一条说，他曾经在皮埃蒙特杀死过一个干走私的人。祖父穿着财政部制服的相片原先就挂在起居室，不过现在已经被带到了卡索莱。相片上，身着制服的年轻人双腿交叉，姿态优雅，如同一名芭蕾舞演员，身后是一片围着栅栏的小花园。
摆着大餐桌的餐厅另一端和厨房相连，那儿有几个烧煤的炉子，还有一个特别大的洗衣盆。我最初的记忆之一，就是母亲一边啜泣、一边搓洗着盆中衣物的画面。她十八岁的时候怀着我住进了这栋位于皮埃乔内街的房子。当时父亲刚满二十岁不久，根据那时的规定，年轻人必须到二十一岁才能不经过父母的允许自主结婚。所以母亲只能等到我父亲二十一岁生日的那天，挺着大肚子嫁给了他。
我对父亲和母亲相识的过程一无所知，唯一能够帮助我解开出生谜团的线索，是我母亲说过的一句话：“都怪那顶画满樱桃图案的帽子。”她还说：“我原本要去巴黎的。当时我已经认识了一个腰缠万贯的人，他想带我去巴黎，做他的女伴。然后他会移民去阿根廷。结果我买了那顶画满樱桃图案的帽子，把它戴在了头上。你的爸爸看见了我，然后就有了你。啊，再见，巴黎；再见，阿根廷。”
我还知道，那段时间奥托尼·罗西
正疯狂地追求我的母亲。那个时候，他好像还是喜欢女人的，母亲也希望和他订婚。（母亲从来都不肯接受外界关于罗西是同性恋的论断。每当别人说起此事的时候，她会勃然大怒：“不，这不是真的！他喜欢我！他喜欢女人！”母亲还说他是一个十分健硕的男人，与我那瘦小的父亲完全不同。）可是母亲戴上了那顶帽子，父亲看见后说：“多么娇艳的樱桃啊！”接下来的那个周日，他们一起去了莫雷洛山野餐，在那里就有了我。那是一个八月末的周日，他们两人在那之前都没有过性经验。也许正是命运的安排，让母亲在那天，那个星期日，怀上了我。那是他们婚前唯一一次做爱。“事后我们突然害怕起来，”有一次母亲对我说，“所以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做过。”不过母亲刚知道自己怀孕的时候，父亲的表现还不错。他让母亲收拾好东西，把她带到了皮埃乔内街的房子里。家里没有人欢迎她，而且除了祖父，大家对她都不好。母亲成了家里的灰姑娘，“‘快点去洗衣服。’你奶奶总这么对我说，她根本不想让我们两个结婚。”
我是晚上出生的。据说我刚生下来时漂亮极了，“你一点都不像别的婴儿那样浑身红彤彤、皱巴巴的，”母亲经常这么说，“你的皮肤雪白光滑，看起来很漂亮。而且你从来不哭，别的孩子都会哭，可你从来不，总是那么安静。你总是滴溜溜地转着眼睛到处看，看着周围的东西，看着我们，安安静静的。但是到了第八天，我开始害怕了。我以为你不哭是因为没有声带，于是把你带到了医生那儿。他给你检查完后说：‘别担心，别担心，她有声带的。’然后他挠了挠你的脚，你就突然‘咕噜咕噜’地笑了起来。医生又说：‘看见没，她有声带的。’你甚至饿了也不哭，只是吸吸手指就可以了。”四十天大时，我接受了洗礼。仪式在卡尔米内圣母教堂的一幅壁画下进行。那是马萨乔
的画，描绘了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的场景。我知道有人会觉得下面的话不可信，但是当我在青少年时期再次看见《逐出伊甸园》时，确实觉得很久很久之前就见过这幅画。母亲说：“就连神父把那么冰的水洒到你身上的时候，你都没有哭。你就静静地待在那儿，看着上帝把亚当和夏娃逐出了伊甸园。”
最吸引人，也最让人觉得遥不可及的一位家庭成员，是我的伯伯布鲁诺：他是家中的知识分子，祖父给他取了个绰号叫“多头怪”。布鲁诺伯伯在《民族报》工作，对于我们来说，他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那是写作之人的世界。当时我还小，记不住那些事，现在我甚至都想不起他那时长什么样子。不过我却清楚地记得他的妻子：吉安娜伯母。她很漂亮（至少当时我是这么认为的），也很高，举止优雅，总是戴着帽子，穿着皮毛大衣。伯母的面庞瘦长、轮廓分明，神情忧郁，脸上妆容精致。一双冰冷的眼睛显得格外大。有时候伯母会给祖母带来一束玫瑰，不过这并不能讨她喜欢。有一天祖母把玫瑰拍在餐桌上：“什么花不花的！不如给我儿子缝几颗衬衫扣子！”伯母一下子哭了出来，落荒而逃。不过我也经常能在她家见到她，因为母亲会带着我，去给她位于阿尔齐布希利街的屋子做清洁。
在我断断续续的记忆中，吉安娜伯母总是舒适地歪在自己房间的沙发上，抽着装有长烟嘴的香烟，看着窗外的瓦萨里凉廊。她穿着长及脚面的粉色或天蓝色睡衣，时不时吃一颗巧克力软糖，可她从来没有给过我。（“如果你敢跟她要糖吃，你就死定了！”母亲总这么威胁我。）她不抽烟也不吃糖的时候，就会抱起她的虎斑猫，一边抚摸它，一边读报。印象中她带我出过两次门：我们去了酒吧，她的面前坐着一位先生，可我完全不知道他是谁。长大之后我认出了记忆中的那个地方——托纳波尼街
上的帆船酒吧。我们的桌子靠着临街的墙，边上就是人行道。那位先生缓慢而温柔地抚摸吉安娜伯母的一只手。他们的面前有两个高脚杯，里面的红色液体色泽浓郁。然后酒吧服务员拿着一个奇奇怪怪的瓶子来了。他按了一下瓶上的一根小杆儿，一股气泡就喷溅着跃入杯中，令我分外着迷。“吃你的冰激凌。”吉安娜伯母低声对我说，那声音与我以前听到过的所有女人的声音都不同。（母亲的声音听上去充满活力，十分洪亮；皮埃拉姑姑的声音也是如此；比安卡姑姑的声音有些瓮声瓮气；祖母说话时总是嘟嘟囔囔。吉安娜伯母就不一样了，她说起话来有点像唱歌，仿佛经过精心设计，听上去与众不同。）我并没有听她的话，还是盯着杯中的气泡。以后的某一天，我会明白那是金巴利酒兑苏打水。至于和吉安娜伯母去酒吧的原因，我从来没有想明白过。除了“吃你的冰激凌”外，她根本不和我说话，也不照顾我。不过我觉得，她应该是把我用作借口去见那位先生，就是和她一起喝那种红色液体、摸她手的先生。他是伯母的情人？
关于吉安娜伯母，家里的人议论纷纷，说得最起劲的就是讨厌伯母的比安卡和皮埃拉姑姑。她们说伯母给布鲁诺伯伯戴了绿帽子，在伯伯发觉此事后，她还企图服毒自杀。她们还说，当伯伯和伯母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伯母就会卧床装病，说自己发了高烧。可事实上她并没有发烧。于是伯母就会用温度计摩擦床单，让它显示的温度高一些。
我儿时关于吉安娜伯母最后的记忆是她跨坐在大桥的栏杆上，仿佛骑着一匹马，旁边就是本韦努托·切利尼
的雕像。伯母对祖父说：“你瞧着吧，爸爸，我要跳下去！我要跳下去！”祖父左手牵着我，右手拿着拐棍，不耐烦地敲着石板路面说：“跳吧，跳吧，赶紧的，我还要带孙女回家呢。”后来有一天，吉安娜伯母突然不见了，人们都说她和一个中尉私奔去了威尼斯。“作孽啊，作孽！就说这个女人在外头一定有人！”根据布鲁诺伯伯记事本上的记录，这件事发生在一九三三年，也就是我四岁的时候。十八年后，我又瞥见过她一眼：那是在佛罗伦萨的佩哥拉剧院，我觉得伯母已经不复以前的美貌，但优雅依旧。她头上的小帽装饰着银绿色的羽毛，身上的披风在脖子处有一圈漂亮蓬松的狐狸毛皮。伯母有些步履蹒跚，两位先生在两侧搀扶着她。她也许是病了，或是腿上有伤。有那么一瞬，我们四目相对。可能是因为认出了我，她那冰冷的目光中出现了一丝战栗。可那时我已经知道她给布鲁诺伯伯带来了何等痛苦，所以我装作没有认出她，迅速地移开了视线。五年后，我在米兰的家中收到了她的来信。信中，她恳请“她的侄女”给些钱，帮助她“购买些炭火”。这是一封手写信，字迹和她本人一样优雅，清晰可辨：字母a和o圆润丰满，呈略扁的椭圆形。我一直对伯母的字迹十分着迷，甚至连签名也模仿了她的笔迹，可惜只是照猫画虎罢了。
[3]
我睡在书房里。它原先只是一个小客厅，之所以叫作书房，是因为我的父母虽然贫穷，却仍通过分期付款的方式艰难地买了许多书，把它塞得满满当当的。那张被我称作“床”的小沙发旁有一个书柜。书柜上，有一本大部头，一个蒙着面纱的女人在封面上望着我。一天晚上，我终于向这本书伸出了手……不过母亲好像不太愿意我读它。她一看见就把书从我手上夺了过去。“你害不害羞！这又不是给小孩看的书！”不过很快她又把书递回给我：“看吧看吧，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于是《一千零一夜》成了伴随我整个童年的童话故事书，也在我视为珍宝的藏书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4]
《一千零一夜》和许许多多红色封面的书一起，放在一个玻璃门书柜里。彼时，书籍就像是我的玩具。唯独那个书柜是我心中遥不可及的天堂，因为母亲根本不让我打开它：“这些书是爸爸的，它们都是大人的书，不是给你这样的小孩子看的。”母亲坚信，孩子就应该保持孩子的纯真与简单，时间越长越好，所以她对我阅读的书籍进行了严格的筛选。德·亚米契斯
、萨尔加里
、凡尔纳，这些作者的书是我可以读的，因为母亲认为他们的作品对于一个单纯的十二岁孩子来说是无害的。而玻璃门书柜里的那些书，在她看来则充斥着危险与圈套：《战争与和平》《罪与罚》《卡萨诺瓦回忆录》。这类书中甚至还有令人不安的插图，当然，这是我长大之后才知道的。书架最上面一层的书封皮都是红色的，虽然我看不见书名，却时常能梦到它们。这些书之所以吸引人，不仅因为它们神秘，还因为其中绝大多数都来自同一位作者——名字读起来就像是先咳嗽了一下，再用舌头舔过物体的表面——杰克·伦敦。
我的“沙发床”就在玻璃门书柜的前面。有一天我生病了，迷迷糊糊中，忽然有人打开了书柜的门。“读读这本吧。”一本红色的书就这样落到了我的手中。我贪婪地抓住它，就像抓住一份期待已久的礼物。《野性的呼唤》，杰克·伦敦的作品。我温柔地小心翻动书页，仿佛那是一张张薄纱。事实上书页又硬又厚，倒更像是卡纸。书的第二页上写着此书由松佐尼奥出版社出版发行，是为了在意大利境内以低价普及知名的小说作品：换成现在的价格，它只卖四点五里拉而已。我细细地品酌一行行文字，它们赠予我无限希望。
我对巴克一见钟情。当我在黎明不得不与它分别，看着它将我抛弃，奔向狼群回归荒野的那一刻，我的心中充满苦楚。隔壁房间传来母亲的怒斥：“关灯！你能不能关灯睡觉啊？”可现在让我关灯睡觉，就如同从我嘴边抢走一片面包，如同解除一段能让我变得完美的魔法。所以我不能，也不愿。读完这本书，我不再是那个信仰德·亚米契斯、萨尔加里和凡尔纳的女孩，也不再笃信迷人的善意谎言编造出的那个世界。我是个已经准备好在严酷的现实世界中应对成年人的女孩。巴克已经让我知道，生命是一场日复一日的战争。这场战争无情又冷酷，哪怕是吃饭、睡觉时，都要时刻保持警惕，否则你将失去食物和自由。 [5]
“妈妈，你以前见过大海吧？”我问。“是呀。”“那你跟我说说，妈妈，大海近看是什么样子的？”“漂亮，漂亮极了。”“嗯，然后呢？”“然后？然后还有什么？”火车好像永远都不会到达我们的目的地。开了没一会儿，它就会停在某个站台，然后要很久之后才会重新开动，因为有人要下车买冰激凌，还有人要买报纸。我简直快气疯了，真想用手把这破车推走。“妈妈，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到啊？”“你可真烦人！”最后，我们终于到站了，可车站根本不在海边。我能听见大海近似咆哮的声音，却看不见它的样子。为了赶时间，母亲叫了一辆马车。车上弥漫着臭烘烘的干草味儿，马蹄的嗒嗒声一下下撞击着我的耳膜。可大海的声音随着车轮的转动愈发清晰，它盖过马蹄声，钻进我的耳朵，让我焦躁不安。在这种焦躁中，我们走过一条条街，最终来到一条宽阔的大道上。道路的那一边就是大海，它毫无预兆地出现在我的面前，冲击我的双眼。灰色的大海，渺无边际的大海，光滑如镜的大海。仿若一片坠落到地面的天空。
我低下头，心中困惑不解，天空竟会坠落到地上。母亲向我伸出手：“下来吧，我们走近去好好看看。”于是我们走下马车，手牵着手踏上沙滩。沙滩很大，但除了我们俩空无一人。现在是十月份，母亲说，十月份的天气已经很冷了，没有人会去海边。我没有见过大海，自然也没有见过沙滩。这份经历的空白让我在沙滩上几乎寸步难行：沙子不断钻进我的鞋里，鞋子变得越来越沉重。母亲见状，帮我脱掉鞋子，让我赤脚走在沙滩上。我不敢看向大海，它让我感到害怕。因此我低着头，看着我的双脚，它们在沙滩上留下的印记越来越浅。因为沙子正逐渐变得潮湿、坚硬，与此同时，它们的颜色也越来越深。现在，沙子已经是灰色的了。当我觉得这种灰色已经深得无以复加的时候，沙子又重新变得柔软起来。此时，我的脚印处留下了一个个小小的水坑。它们坚持不了多久，就仿佛“咕咚”一声，一下消失得无影无踪。
突然间，这些小水坑不再消失了，因为我已经踩进了水里，这片大海的海水里。清澈的海水涌向我的双脚，似乎带着一丝好奇，想要品尝它们的味道。可得偿所愿后，它又像是吃到了什么滚烫的食物，害怕地向后退去，只在我的脚边留下一个小小的漩涡，但它也转瞬即逝。于是我不那么害怕了。我鼓足勇气，抬起头看向大海，那在我面前退却的大海。我不知道自己到底在海边看了多久。应该很久吧，因为每过一会儿，母亲就会拍拍我的肩膀，对我说：“走吧，行了，该看够了吧。”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