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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无法进入布达佩斯。我没有亲眼见到这座饱受摧残的城市，没有看到那些被绞死在共和国广场大树上的匈共领导人。我也没有看见，布达佩斯妇女站在被蜡烛围绕的尸体旁，为她们在战争中死去的孩子哭泣。但我曾在无人敢冒险前往的情况下，两度穿越匈牙利战争的前线，进入欧洲大陆上这个最多灾多难的国家。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三日，星期六，我见到了比布达佩斯城里的可怕场景更悲惨、更令人绝望的事情。我第二次亲眼见证自由在这个城市中死去；亲眼看见铁幕落在这个英雄的民族身上；亲眼看见苏联人的坦克把炮筒指向了那些手无寸铁的平民。我看见我的记者同事们被苏联人逮捕，看见我的匈牙利朋友们走向彻底的失败。 [4]
我遇见一位来自布达佩斯的革命者，他被匈牙利国家保安局割去了舌头。我看见难民们匍匐着、四处躲避身后苏联人的射击。我采访了这些难民，他们满身泥垢，倒在边境线旁。我看见孩子们破坏苏联人的坦克，此时的他们已不再是稚嫩的孩童，反倒像经历了长久的岁月，成熟得让人心生恐惧。我听过暴动民众的无线电广播，一名心绪不宁的翻译就坐在我身旁，为我逐句解释广播里的内容。后来我回到了海杰什丘，霍洛老师和女游击队员柳德米拉已经不在这里了，匈牙利士兵们重新把红星佩戴在他们的制服肩章和军帽上。我和同事们一时疏忽，不慎误入了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当瞭望楼上的士兵用来复枪对准我们时，我迅速地逃跑了。在逃跑时，我仍不忘小心翼翼地沿着小道，绝不敢踏入野地半步，因为那里埋满了地雷。我意识到世界正处于危险之中，而我们称之为第二个“美好时代”的日子就要结束了。
也许我们所承受的恐惧阻碍了我们正确认知周围的事物，但我却坚持认为，作为一个有意识的人，此时关注的重点早就不该是那些明星的爱情、上流社会的丑闻，或是叼着卷烟、衣着华丽之人参加的电影首映式。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