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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精神分析，必然要先从弗洛伊德说起。
弗洛伊德是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同时还是一位思想家，他对西方思想和文化的影响是无法取代的。时至今日，哪个国家的人都能随口说出“潜意识”“童年经验”之类的精神分析术语，自由联想、催眠、释梦也成为经典的心理疗法之一，而这一切，都来自弗洛伊德。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出生在奥地利一个犹太人家庭，4岁时全家迁往维也纳，在那里，弗洛伊德求学、娶妻、生子，生活了八十多年，一直到1938年，由于德国纳粹的入侵而不得不前往伦敦避难。
17岁时，弗洛伊德考入维也纳大学医学院，大学期间，他曾经做过布伦塔诺和布吕克的学生，他将时间都花费在学习生物学、医学、病理学、外科手术等课程上。1881年，他如愿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之后打算进入大学从事神经医学的研究，可惜因为犹太人的身份未能如愿，只好在内斯特·布吕克的实验室里从事理论研究。
1882年，弗洛伊德爱上了他妹妹的朋友马莎·伯莱斯。伯莱斯比弗洛伊德小5岁，出身汉堡一个颇有名望的犹太家庭，当时也居住在维也纳。他们很快订婚了，因为弗洛伊德当时没有实际的收入，他们的婚期只能一拖再拖。弗洛伊德觉得自己不能再继续待在实验室做理论研究了，而应该做一些实际的工作。后来，在布吕克的建议下，他离开了生理实验室，进入维也纳综合医院工作，在那里，他先后做过外科医生、内科实习医生，于1883年转到精神病治疗所任副医师。
1885年，在布吕克的推荐下，弗洛伊德获得一笔留学奖学金，他得以前往巴黎向沙可学习催眠。当时，欧洲用催眠治疗精神病最有名望的两人，一个是沙可，一个是伯恩海姆，他们分别是巴黎学派和南锡学派的领导人。弗洛伊德在巴黎学习了四个半月，这段时间成为他一生事业的转折点。
沙可的癔症研究让弗洛伊德的兴趣从躯体转到了心理，回到维也纳后，他将自己在巴黎的见闻写成报告提交给医学协会，可惜受到冷落。这是弗洛伊德的研究第一次被忽视，却不是最后一次，他此后的工作在很长时间里都遭遇了相同的命运。1886年，他终于能够和马莎·伯莱斯结婚，二人婚后育有三男三女，最小的女儿安娜·弗洛伊德后来也成为著名的心理学家。婚后不久，由于经济原因，弗洛伊德以神经病学家的身份私人执业。
在维也纳综合医院期间，弗洛伊德曾经跟随约瑟夫·布洛伊尔学习催眠疗法，他们合作治疗了一名叫安娜·欧的歇斯底里症患者。从布洛伊尔那里，他学会了宣泄疗法。后来弗洛伊德去巴黎，还曾向沙可提到过他和布洛伊尔诊治的那位安娜·欧小姐，提到了让病人在催眠中恢复痛苦记忆的宣泄疗法，不过没有引起沙可的注意。弗洛伊德独立行医之后，尝试着对癔症病人使用催眠疗法，效果不甚明显。1889年，他前往南锡，向与沙可齐名的催眠专家伯恩海姆求教，当时，他正在使用布洛伊尔的宣泄法治疗病人。
三年后，弗洛伊德通过观察病人痛苦的记忆，发现痛苦记忆中占主要地位的是那些无法实现的愿望，于是，他提出了“压抑”这个概念，这是精神分析学派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术语。1895年，他和布洛伊尔合著了《癔症研究》，这是一本划时代的著作，此时，他已经放弃催眠术，使用“自由联想”法。
在治疗病人的同时，他将研究结果写成论文向医学团体宣读，可是反应依旧非常冷淡，人们将他看作怪人。1900年，弗洛伊德发表了《梦的解析》。这本书探讨了过去人们讨论过的梦境问题以及形成梦的复杂机制。压抑、浓缩、移位、倒错、润饰等词语频繁出现在这本书中，他认为心理动力来自那些不能实现的愿望、欲望或冲动。
《梦的解析》发表后的5年间，弗洛伊德很少写作。1904年，他出版了《日常生活中的精神病理学》，这是他所有著作中流传最广的一部。这本书探讨了生活中常见错误背后的心理机制，比如遗忘、失言、笔误、错放东西等。弗洛伊德的一些观点今天已经被人们广泛接受。
1905年，他出版了三本重要的著作，分别是篇幅较长的《多拉的分析》、研究无意识动机表现机制的《玩笑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和最具争议的《性学三论》。《性学三论》里论述了许多新奇但又耸人听闻的理论，比如，他将成人性变态看作幼儿性作用的畸形产物。多年备受冷落的弗洛伊德终于凭借这本书引来了众人的关注，不过，人们反馈给他的是强烈的愤慨、谴责和嘲笑。终于，他成为各国科学界都不欢迎的人，以后多年，他继续遭受各种辱骂和攻击，就像之前所有时代的先驱者一样。
弗洛伊德内心也很郁闷，但他没有浪费时间和不同意见者打笔墨官司，他的回应态度和达尔文一样——不断拿出新的证据。1906年，《精神分析运动史》出版。弗洛伊德用这本书说明了他和阿德勒、荣格等人所提理论的区别。
1885年到1910年，是弗洛伊德事业的高峰期。他将性动力放入了癔症研究当中，同时发现了通往潜意识的康庄大道——梦境。进入20世纪后，他还发展了自己的人格理论，提出了最具争议的“俄狄浦斯情结”和“厄勒克拉特情结”。这些理论和研究的频频发表吸引了无数的追随者，这些人将弗洛伊德看作老师和先知。1902年，弗洛伊德定期邀请年轻的同事和朋友探讨正在从事的研究，他们称这个团体为“星期三心理学研究组”，这就是维也纳精神分析协会的前身，这些人当中包括阿德勒和斯泰克尔。
慢慢地，弗洛伊德的名声越来越大，他被邀请到克拉克大学做演讲，许多美国病人慕名而来要求由他治疗。虽然在“一战”期间，食物减少、缺乏暖气供应，以及存在生活上的一些其他麻烦，这让弗洛伊德遭遇了很大的困苦，战后奥地利货币的贬值使他的积蓄丧失殆尽，迫使他不得不奋力抗争，避免破产；但总体来说，他终于等到了世人对他的肯定。
1923年春天，弗洛伊德患上了口腔癌。10月，他做了一次手术，上颚的一边被全部切除，他不得不安装又大又复杂的假牙。此后16年间，弗洛伊德因为这个病吃了不少苦头，历经33次手术、无数次痛苦的治疗。他继续写作的计划没有因为疾病而中断，1925年后，他先后出版了《抑制、症状和焦虑》《幻觉的未来》《文明及其不满》等作品。
然而，当纳粹兴起时，一切变得不再乐观。弗洛伊德曾经相信，德国人完全可以遏制纳粹运动，他的理由是：一个产生歌德的民族是不可能堕落的。事实证明他太乐观了。1933年，纳粹党人开始迫害犹太人，弗洛伊德的研究工作受到打击。德国许多支持他的人被迫逃亡，他的著作也在柏林被当众焚烧。
他曾经为了出版精神分析学派的书籍开办了一家公司，此时，公司的大部分存书在莱比锡被没收，在德国的销路完全断绝。弗洛伊德一直坚持到1938年，德国入侵奥地利。纳粹烧毁了他的私人图书馆和维也纳精神分析协会的图书馆，这时，弗洛伊德还不忘开玩笑说，“如果在中世纪，他们会把我烧掉，如今他们烧掉我的书就满足了”。后来，出版公司的房产被纳粹没收，他本人也不得不像其他犹太人一样，要么逃走，要么等待厄运临头。
弗洛伊德本不想离开，关键时刻，欧内斯特·琼斯——英国宪章运动左翼领袖之一、弗洛伊德的传记作者——来到了维也纳，劝他迁居英国，当时，英国的内务大臣也准备为他和他的家人提供帮助。在伦敦短暂停留后，弗洛伊德搬到了汉普斯特德的梅尔斯菲尔德园20号，他最后的日子就是在这里度过的。
在英国，他接受了最后一次手术，也是最大的一次，第二年，他的癌症复发，而且已经无法继续手术了。弗洛伊德最后在伦敦去世，去世之前的一个月，他的生活依然是撰写文章，接待来访者。弗洛伊德去世后，他的女儿安娜一直住在这栋房子里，直到去世。根据安娜的遗愿，这栋房子被改造成博物馆对公众开放。
在弗洛伊德博物馆，后人可以看到一个更加真实的弗洛伊德。通常人们从照片上识别弗洛伊德，然而，照片中的他一脸严肃、表情凝重、不苟言笑，给人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实际上，他是一个非常幽默、非常机智的人。他经常将心理学观点带到故事中，他在《玩笑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中写了这样一则故事：医生问一个年轻病人：“病情是否和手淫有关系？”病人一定会回答说：“O，na，nie ！（呵，不，从没有！）”在德语中，“onanie”就是“手淫”的意思。
阿弗雷德·阿德勒，出生在维也纳郊区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犹太人。阿德勒的童年生活并不快乐，而是笼罩在浓重的死亡阴影下。阿德勒自小就患有软骨病，这导致他4岁才学会走路，身体无法活动自如，也不能参加体育活动。5岁时，他因车祸被轧伤，并再次遭受疾病侵袭，险些丧命。在身体健康的哥哥面前，阿德勒自惭形秽，感到自己样样都比不上他。
童年的经历让阿德勒产生了做医生的信念，尽管刚进入学校读书时，他的成绩很差，不被老师看好，但他最终还是考入了维也纳大学，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成为一名眼科和内科医生。很快，他开始对心理学以及精神病理学产生兴趣。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出版后，阿德勒阅读了这本书，并对弗洛伊德的理论产生兴趣。《梦的解析》一书当时备受诟病，阿德勒因为在报刊上撰写文章为弗洛伊德辩护，被弗洛伊德邀请到“星期三心理学研究组”，成为弗洛伊德的同事之一。
阿德勒智力出众，又颇得弗洛伊德的信任，“星期三心理学研究组”正式成为维也纳精神分析协会后，阿德勒被弗洛伊德推荐接替他的职位，并负责该会会刊的编务工作。好景不长，阿德勒和弗洛伊德的关系很快出现了裂隙，不仅因为弗洛伊德将阿德勒看作自己的弟子、门徒，不能忍受他忤逆自己的行为，而阿德勒只是将弗洛伊德当作同事，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对心理学的不同观点。
阿德勒在报刊上发表与弗洛伊德意见相悖的论文后，弗洛伊德大发雷霆，当阿德勒不断阐述自己的观点，逐渐建立起独立的心理学体系时，两人之间的矛盾彻底激化。最终，阿德勒辞去了维也纳精神分析协会的主席职位，带着他的追随者组织了“自由精神分析研究会”。为了避免因使用“精神分析”这一名词可能引起的误会，该组织后来改名为“个体心理学学会”，后人则将阿德勒的心理学体系称为“个体心理学”。后来，阿德勒将自己的理论和儿童教育结合起来，在维也纳三十多所中学内开办了儿童指导诊所，这些诊所为他赢得了国际声誉。
阿德勒和弗洛伊德的不同理念来自多个方面。首要就是阿德勒无法认同弗洛伊德的泛性论，在他看来，人格发展的动力并非来自力比多，而是来自战胜自卑和追求优越。他认为，每个人在幼儿时期都会形成一种生活模式，根据这种模式形成生活目标，也可以说是心理发展的方向。每个人的生活模式不同，因此每个人的生活目标也不同，方向也不同，心理学研究的便是每个人的特殊心理经验。
人格发展的方向可能是一条直线，也可能出现转折或改道。人格按照直线发展，儿童成年后便会进取、勇敢，比较乐观；如果出现转折或改道，人格发展就会出现另外一种情况。于是，阿德勒将人分成两种，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或者称为攻击者和防卫者。直线模式发展出乐观主义者，曲折、改道的模式发展出悲观主义者。此外，由于童年经验而形成的自卑情结也会导致悲观主义者。阿德勒将睡眠也看成是个人发展的标准，一个人会因为害怕危险发生而睡得不安稳，这种人对睡眠都抱着敌视的态度，显然是悲观主义者。
人的自卑是与生俱来的，人在婴幼儿时期，生理、心理、社会方面都处于劣势，只能依赖成年人生存，由此必然产生自卑感。大多数情况下，这种自卑都是正常的反应，可以驱使人实现自己的潜能。自卑促使人们去克服自卑，追求成功，是人格发展的动力。如果被自卑压倒，就会产生自卑情结，导致心理疾病的产生，如神经症。
追求优越是对自卑感的补偿。追求优越有两种不同方法，一种人只追求个人优越，很少关心他人；另一种人则追求优越、完善的社会，力求每个人都获得益处。追求优越也是两面的，适当地追求，可以促进个人发展，对社会有益；如果过分追求，就容易走极端，产生优越情绪，表现出自我中心、自负、忽视别人和社会习俗的行为。
个人追求优越目标的生活方式便是生活风格。儿童在5岁左右就形成了生活风格，并且因人而异，其后的家庭关系、生活条件和经验会决定儿童一生的生活特点。从以下三个方面可以理解一个人的生活风格。
第一是出生顺序。在家庭中，父母的教养方式、关注多寡会因为孩子的出生顺序而不同，同胞兄弟姐妹会为了争取父母的关注而竞争。通常情况下，长子聪明、有成就需要，但是害怕竞争；次子有强烈的反抗性；最小的孩子懒散，难以实现抱负。独生子女的性格和长子类似。第二是早期记忆。个体对早年生活的记忆能帮助人们了解其个性。第三，从梦境和社会兴趣也会看出一个人的生活风格。
社会兴趣，这是阿德勒衡量一个人心理是否健康的标准。社会兴趣是人性中的一部分，是指个体对所有社会成员的感情，表现为个体并非为了个人利益与他人合作。个体社会兴趣的发展情况，可以从职业、参与社会活动、爱情婚姻三个方面来衡量。缺乏社会兴趣的人会产生错误的生活风格，一是优越情结，二是自卑情结。
根据社会兴趣表现出来的特点，阿德勒将人分成四种类型：统治—支配型、索取—依赖型、回避型和社会利益型。统治—支配型的人，喜欢支配和统治别人，缺乏社会意识，很少顾及别人的利益，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惜利用或者伤害别人。索取—依赖型的人相对被动，很少主动努力解决自己的问题，依赖别人的照顾。回避型的人缺乏解决问题的信心，不愿意面对生活中的问题，试图通过回避困难来避免失败。他们关注自己，爱幻想，在幻想的世界里感到优越。社会利益型的人能够面对生活，与人合作，为他人和社会服务贡献自己的力量。这类人通常来自关系良好的家庭，家庭成员互相帮助、支持，人与人之间互相理解和尊重。这四种类型中，只有社会利益型的人具有正确的社会兴趣和健康的生活风格。
生活风格和自卑感有密切联系，如果儿童有生理上的缺陷，或者主观上有自卑感，他的生活风格就会趋向于补偿这种缺陷或自卑感。比如身体羸弱的儿童，就会通过跑步、举重等方式增强体质，这些行为就成为他生活风格的一部分。
不良生活风格也是有源可寻的。生理上的自卑会激起补偿的努力，极端的时候会出现过度补偿的情况，同时也会导致自卑情绪。被自卑压倒的人不能追求成就，往往一事无成。父母过分宠爱、溺爱的儿童容易变得自私，缺乏社会兴趣。被父母忽视的儿童则感到自己没有价值，同时以愤怒、怀疑的眼光看待别人。
个体心理学以临床观察的经验为基础，抛弃了弗洛伊德的泛性论，可谓是一大进步，不过，它也不是没有局限。个体心理学理论体系中非理性的成分多一些，对人的社会性看得比较浅薄、主观而片面，不过，阿德勒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待心理学，同时提出了整体研究的方法，对心理学发展有重要贡献。
如今，精神分析和弗洛伊德已经家喻户晓，然而，分析心理学与卡尔·荣格对大多数人来说依然是一个神秘而陌生的名字。或许有人听过“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却不一定知道说这句话的人正是荣格。
在现代心理学中，分析心理学和精神分析齐名，而且被看作对弗洛伊德经典精神分析的超越。尤其是近年来，分析心理学成为后现代心理学的先锋，现代心理疗法中的艺术治疗、游戏治疗，如果要追溯思想根源，都可以追溯到分析心理学的理论。
荣格是一位来自瑞士的心理学家，和阿德勒一样，荣格也是在看了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之后对精神分析感兴趣的。他和弗洛伊德的第一次会面十分令人难忘。他们在维也纳见面，或许是相见恨晚的缘故，两人足足交谈了13个小时。弗洛伊德很器重荣格，希望这个“亲爱的儿子”能够继承他的事业——弗洛伊德这种如父亲般的权威的确让很多人都受不了。荣格最终也和弗洛伊德决裂，一方面由于学说分歧，另一方面则是不想继续当一个听话的孩子，毫无独立见解地接受弗洛伊德的理论。
和弗洛伊德决裂对荣格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为此他忧郁多年，严重时曾在家中见到幻象。这期间他到处旅行，阅读大量书籍，其中包括中国古典文化典籍，如道家的《太乙金华宗旨》《慧命经》《易经》，藏传佛教的《中阴闻教救度大法》以及禅宗的一些理论著作。此外，他还着迷于西方的炼金术。在中国的道教、禅宗和西方的炼金术之间，荣格找到了自我与无意识之间的关系，最终，他的思想结晶汇总到《心理类型》一书中。
他在《心理类型》中论述的观点既不同于弗洛伊德，和阿德勒也没有共通之处。慢慢地，他将所有的理论汇总，逐渐形成了区别于经典精神分析的分析心理学。荣格将人格称为“心灵”，心理学则是研究心灵的知识。心灵包含人所有的有意识、无意识的思想、情感和行为。作为整体的人格则是由意识、个体无意识、集体无意识三个层次构成的。
荣格认为，人的心灵包含有意识的自我和无意识。有意识的自我是靠自己而连续发展的，但自我只是整体心灵的一部分，无意识才更有影响力。如果有意识的自我和无意识相矛盾，就会产生精神病症，如恐惧症、恋物癖或忧郁症。此外，无意识又分为个人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
个人无意识包括个体的情结——一切被遗忘的记忆、知觉以及被压抑的经验。它形成于婴儿、幼儿时期。个体无意识会以“情结”的方式表现出来。情结就像是一组一组难以解开的心理丛，它会顽固地占据人的心灵，使个体无法思考其他事情，通常本人无法意识到。
荣格曾经用语词联想的方法来测验情绪的生理表现。将词汇表上的词语一次一个地读给病人听，要求病人在听到打动自己的词时做出反应。如果病人犹豫不决，花了很长时间才做出反应，或者他在做出反应时流露出某种情绪，证明那个词已经触及病人的情结。
集体无意识则是人类在千百年来的发展中留下的共同的特征，这也是荣格最伟大的发现。集体无意识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知觉、情感、行为等心理要素，推动个体和社会文明的发展。集体无意识通过原型构成，以原始意象的方式表达。
人从人类祖先、前人类祖先和动物祖先那里继承了原始意象，本人并不一定意识到这些意象的存在，但是在做出反应时，会和祖先使用同样的方式，如人类对蛇和黑暗的恐惧。人类之所以会害怕蛇和黑暗，正是由于远古时期或者更早些时候，人类始祖就害怕它们，进化到今天的人类不需要亲身体验，就会对蛇和黑暗产生恐惧，是因为这些经验已经历经千万年，深深刻在大脑中了。当然，亲身体验过后，则会加强这种先天倾向。
荣格有关集体无意识的说法引来了许多批评。原因在于，他采用了获得性遗传理论作为论证的基础。获得性遗传理论认为，前人学习过的经验，后代可以通过遗传直接获得，不需要重新学习，这一经验会逐渐转变为本能。比如说，人类对蛇和黑暗的恐惧，正是通过一代人或几代人的学习后，直接遗传给后代的。
其实，他本可以采用一个更合理的途径来解释集体无意识。人类的进化是通过遗传物质的变异完成的，那些有利于个体适应环境，增强生存机会的变异更容易传递下去，反之，不利于个体适应环境、繁衍的变异则会被淘汰。集体无意识也可以如此。
当人类始祖被毒蛇伤害时，他对毒蛇的恐惧就会在大脑中产生“小心警惕”的变异，这种基因会通过遗传传递给后代，经过数代的传递，这种变异屡次被证明是有利于人类生存和繁衍的，于是，对蛇的恐惧以基因的方式传递下来。由于大脑是人类心灵世界最重要的器官，可以说，集体无意识的产生依赖大脑的进化。
荣格在心理治疗中发现，由于患者年龄不同，其心理疾病的原因和症状都有差异。于是，他提出了人的心理发展阶段理论，将人生划分为童年时期、青年时期、中年时期和老年时期。在人格发展方面，荣格则提出了内倾型和外倾型两种心理类型，内倾的人其心灵的能量向内走，而且是主观的；外倾的人其心灵能量向外走，与他人建立关系。内倾的人比较容易患上精神分裂症，外倾的人则容易患上躁郁症。
他将外倾、内倾与思维、情感、感觉、直觉相匹配，提出了八种人格类型，即外倾思维型、内倾思维型、外倾情感型、内倾情感型、外倾感觉型、内倾感觉型、外倾直觉型、内倾直觉型。这种分类方法后来成为迈尔斯—布里格斯性格分类法（MBTI）的理论基础。美国心理学家凯瑟琳·布里格斯和她的女儿伊莎贝尔·迈尔斯在荣格的基础上对人的性格进行了进一步细分，共16种类型——心理能力的走向是外向还是内向；认识外在世界的方法是感觉还是直觉；做决定依赖的方式是理性还是情感；生活方式和处事态度是判断还是理解。
晚年时，荣格花了大量的时间研究亚伯拉罕诸教。他在著作《答约伯》中批判犹太教、基督教。荣格对基督教的强烈批判招来宗教界的反对和批评，他似乎并不在乎。为了解决现代人面临的精神困境，荣格隐居在苏黎世湖旁，在一座塔楼式住所中默默思考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