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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弼君一个人坐在书桌前发呆，他觉得自己是一定无法完成老师布置的课外作业了，一想到不能完成作业的人要被罚打扫厕所一星期，张弼君就觉得自己的整个胃都开始翻腾。发呆终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张弼君不得不重新思考逃脱惩罚的办法。
张弼君的语文老师非常注重学生的课外阅读情况，他总是在将要放假的前夕向学生们提供一份选读目录，目录上罗列了他精心挑选的散文、诗歌、文言文名篇。学生们从目录中挑选自己中意的作品，利用假期时间将自己选择的作品理解背诵，等到假期结束之后，在课堂上进行背诵并宣讲阅读感言。
显而易见，语文老师的这种做法是很有成效的，只经过了一个寒暑假，整个班级里学生的语文成绩都获得了非常大的提高，张弼君也是如此。按道理来讲，张弼君有过两次背诵的经历，是不应该为“背诵”这件事感到烦恼的，只不过今年张弼君大意了，爱出风头的他冒冒失失的、随机性挑选了一篇足足有5000多字的文言文。等到他找到这篇文章的资料准备背诵时，距离开学只剩不到十天的时间了，而此时他想要反悔，也来不及了。
现如今，张弼君真的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唉声叹气、自怨自艾一番之后，张弼君摇摇头，将脑海里乱七八糟的东西暂时压制下来，然后拿起书桌上的一本名人传记津津有味地读了起来。事实上张弼君也是很喜欢读书的，现在既然实在想不出解决问题的好办法，那就暂且将这些烦心事丢在一边吧！
读了一会儿书之后，张弼君惊讶得张大了嘴巴，仿佛看到了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他匆匆将手里的传记夹上书签，便急急忙忙拿起那篇需要背诵的文言文，按照刚才在传记中看到的方法，试验性地背诵了一段。这一背之下，效果竟然出奇的好，张弼君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将这段拗口的文言文背了下来。初见成效之后，张弼君就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急不可耐地捡起了那本传记细细地品读起来。
十天后，张弼君在语文课上大出风头。一篇5000多字的文言文被他一字不落地背了下来，更出彩的是，张弼君不仅阐述了这篇文章的含义，还发表了观点独到、具有“个性”的见解。张弼君的表现让语文老师非常欣慰，语文老师在课堂上热情洋溢地表扬了张弼君同学，并要求其他同学向张弼君学习。
张弼君在享受“风光”的同时，也暗自感到侥幸，如果不是在那本传记中发现了毛主席读书时使用的方法，他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在短短的十天之内将一篇长达5000字的拗口文言文背诵下来的。此后，张弼君开始热衷于阅读各类名人传记，他希望从这些名人身上学习提高阅读、记忆能力的方法。
一代伟人毛泽东主席曾将提高记忆力的方法总结为：“多读、多写、多想、多问”这八个字，后人简称为“四多”记忆法
，这种记忆法也是毛主席一直坚持使用的记忆方法。毛主席主张的“多读”，除了要求思维主体多看书、多阅读，还要求其对重点书籍进行重复性阅读。
在毛主席的学习生涯中，他不仅要求自己将读过的古诗词背诵下来，还要做到能够随口吟咏。毛主席曾先后阅读《资治通鉴》一书多达十几遍，这种多读的记忆方式极大地锻炼了他的记忆能力，即便是在晚年的时候，毛主席的记忆力也是很好的。
“多写”指的是在读书的过程中多做读书笔记，随时随地对书中内容进行批注。在毛主席的阅读生涯中，他几乎是无笔不读的，在他看来，一边读一边写是增强记忆力的重要方法。毛主席读书的时候尤爱“眉批”，在丰泽园图书室内，由他批注的书籍就有13000多册。
“多想”是要求思维主体在阅读的过程中弄清楚书中所阐述的观点、道理是什么，对该观点、道理进行判断、对比，深刻记忆正确观点，明确区分错误观点。毛主席认为，人在阅读的时候总会遇到一些疑问，并随之产生认同、反对、怀疑、不解等感受，在阅读的时候将这些感受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或与作者进行讨论，或汇总历代学者的见解进行比较，最终得出属于自己的观点。这样一来，所读的书自然也就深刻地记在脑中了。
“多问”，顾名思义，是指思维主体在阅读的过程中一定要对不理解或者产生疑问的地方进行提问，向先行者、长者、智者、学者请教。毛主席在求学期间就特别喜欢求“问”，他除了向本校教员请教问题，还经常拜访前来讲学的专家学者，向这些人求教。所以毛主席认为只有好学、好问的人，才能真正将知识弄懂、记牢。
钱钟书先生对识记也有着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在识记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一个“勤”字，勤看和勤写就是钱钟书先生主张使用的记忆方法。钱钟书先生不仅精通英、法、德、意等多国外语，他所著的五卷《管锥编》也是学术经典。能取得这样高的成就固然与钱钟书先生幼承家学有关，但最关键的还是被钱钟书先生所贯彻的“勤看、勤写法”。
钱钟书先生酷爱阅读线装书刊，他总是整日待在文学研究所的线装书库中进行阅读。久而久之，很多书籍的借阅卡上都署上了钱钟书先生的名字，他看书库内的书刊时就如掌上观纹一样清楚明白。钱钟书先生在阅读的时候喜欢抄录精彩文段或做笔记，他还经常临时客串书库管理人员，向前来借阅书刊的学子们介绍各类古籍摆放的位置。
我国的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先生同样有属于自己的记忆方法。茅以升先生认为提高记忆力的最好办法就是对自己进行日积月累的记忆锻炼，只要将“日积月累”落到实处，记忆力的提高也就水到渠成了。除了坚持背诵诗词，茅以升还经常背诵抽象的数字来锻炼记忆力，凭借日积月累的坚持，茅以升硬是将圆周率小数点后面的100位数全部背了下来。
茅以升在幼年的时候，每天都会坚持在清晨时分到河边背诵古诗，这种每日必诵的习惯不但让他的知识储备大大增加，还极大地提高了他的记忆能力。有一次，茅以升的爷爷抄了一篇《京都赋》，茅以升只看了一遍，就将这篇古文一字不差地背了下来，可见“日积月累法”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也有自己特有的记忆方法——“腹稿记忆法”。1968年，孙冶方被“四人帮”诬陷，被迫入狱接受“改造”。在狱中，孙冶方没有向恶势力低头，他坚持自己的想法，凭借着“腹稿记忆”的方式，将大量资料牢牢储存在脑海中，最终在没有笔纸的艰苦条件下，在狱中写出了《社会主义经济论》一书。
用打腹稿的方式来写下一本书谈何容易，更何况是《社会主义经济论》这种全书共计22章、183小节的“厚书”！孙冶方为了能够将这本书的内容记住，他先后在脑海中打了85遍腹稿，而且每过一个月，他都会重新将书中内容默记一遍。就这样，凭借着“腹稿记忆法”，孙冶方的记忆力大大增强，他一出狱，就将脑海中的“腹稿”撰写成书，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