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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教育所面临的问题，这样的工作开始的原始环境可能与我开始工作时发生的事情相似，会让所有人都感到非常惊讶。我相信，如果不是某些特定的环境，我们有幸目睹的这些事实是不会发生的。世界上的其他人也不会注意到它们，因为，比如说，如果杜威教授在纽约找到了他所寻找的那些东西，能够为儿童的活动创建一个小房子，那么什么都不会发生，就像在那些捐赠丰厚的学校里，什么都没有发生。如果物品都很充足，那么什么都不会发生。重要的不仅仅是缺少物品，还有一些特定的东西阻碍了儿童真正的个性发展。我们无法预计会发生什么，因为儿童所需要的是自由而不是财富，而那样的自由除非我们真正经历了，否则是无法理解的。若不是在我的实验中创造了必要的情境，那么没有人能够看到这些。它们是：
（1）极度贫困和极度困苦的社会情境。
我们工作的群体不是劳动阶级，他们比我这里的儿童的父母更富有。这种极端贫困是一种有利情境。极端贫困家庭的儿童可能会缺少食物，但他会生活在自然的情境中。既然我们已经知道儿童的发展主要由自然法则引导，我们就会发现那些更多生活在自然环境中的儿童，比那些生活在富裕的、人造的环境中的儿童，有更多的机会去展示他的内在财富。
（2）这些儿童的父母不识字，因此不能在学习方面给他们的孩子以帮助。
（3）这些教师并不是教师。
如果他们是真正的教师，就不一定能得到这些结果了。在美国，他们从来没有如此成功，因为他们寻找的是最好的教师。什么样的教师是好教师呢？这意味着这个人已经学习了所有对儿童没有帮助的内容，这样的教师对儿童充满偏见和固有观念，这些会阻碍儿童的自由。就像在案例中，一个“好”护士认为她应该帮助儿童做所有事，因此这些教师认为他们必须帮助儿童的心智发展。正是这种教育，这种教师的定位，阻碍了儿童的发展。
谁会想到采用上述的三种情境，却保障了实验的顺利完成呢？一般情况下想到的都会是提供相反的情境。
我们取得的巨大成功是在印度类似尝试和实验的良好预兆，因为人们抱怨的一个问题是缺乏优秀的教师。我们要善于使用普通人。在印度的村庄，父母也可能是文盲，对儿童来说反而更好。至于贫困，它是公认的发展精神品质的首要条件。我们很难让所有人都放弃他们的财富，这可能行不通，但所有国家的宗教领袖都放弃了世界，寻求贫困。我们不需要推崇贫穷，但也不应使我们害怕，因为如果我们接受贫穷，这是我们所能找到的精神发展的最有利条件。如果我们想要开展为儿童提供自由的实验，贫困地区是最好的。如果想要简单的试验，确保成功，那就应在贫困儿童中进行。我们将为他们提供物品以及他们从未拥有的环境。科学创造的物品提供给什么都没有的儿童，将会唤起他们强烈的兴趣，让他们精神集中和冥想。42 年前这一事实引起了巨大的震惊。3 岁儿童的专注力从来没有被发现过，但它却是一个基本因素，因为它意味着紧紧抓住环境，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地探索，并关注每一个项目。在通常不满意的情境中，孩子的注意力会从一样转移到另一样，不会专注于任何东西，但这并不是他的特性，因为这是不满意的环境强加给他的。
同样，在 3 岁儿童体内，那位激发他工作的神奇的教师仍然在激励他，当我们提到一个自由的儿童（内在自由），我们所说的是儿童能够自由地遵循他内在的天性指引。这些引导是非常智慧的，引导儿童寻求精确的、所有的成就。遵循自然指引的儿童能够关注到所有的细节（比如掸去桌子的表面、边上、底端以及所有的细槽里的灰尘）。这是我们所想要的成功的教育。但所有的教师希望的，是儿童能够将全部的注意力都关注到教师所做的，因此儿童才能够精确地执行相应的指导，并能够完整地完成。这是任意一位教师所能想到的实现成功的最大可能。但当儿童自由时，他们天性的行为给我们的启示是相当令人震惊的。儿童在没有教师的干扰下，有充分的自由时，能够全神贯注地、完整地完成工作。在 3 岁的年龄段，他并不会接受别人的东西，因为他正在自我建构。许多教师都倾向于在儿童面前放置很多东西，不断地打扰他、指导他，而不是让这些儿童自己去锻炼。因此，遵循自然的引导、通过自己的工作发展的 3 岁儿童，并不是以教师的教育这样的方式发展。而且，教师的目标是成功（这里的成功是指儿童做教师认为重要的事，服从他/她），并认为儿童应该从易到难，从简单到复杂，逐步发展，如果儿童从难到简单，或跨大步，这样的情况下教师就不会帮助儿童，而多数教师都会这样，因为他们就是这样被训练的。这样，教师和儿童之间就会有不可避免的冲突。这些教师的另一个偏见是关于疲劳的。如果儿童对一件事感兴趣，他会一直持续做，不会感到疲劳。然而教师会让他隔几分钟停歇一下，去“休息”，教师认为会感到疲劳。就像体育活动的完整周期会给幼小的儿童增加力量，同样，对于年长一点的儿童来说，心理活动也是如此。
这些偏见在受过普通培训院校训练的教师中根深蒂固，要想消除它们，太难了。没有一种心理的新观点能够消除他们。社会中同样也有类似的偏见，只有血腥的革命才会对此有所改变。现在的多数学院仍然都持有这样的偏见，认为静心设计的教学计划都应该每隔 45 分钟或半个小时休息，而且休息是必须的。这导致受教育的人群都是被一样地对待，会产生极度的冷漠。兴趣和热情能产生有价值的东西，而这些东西会自动被扼杀。现代教育学是以一种肤浅而错误的观点来看待事物的，因为它没有注意到内在生命。对心理活动的引导完全被忽视了。而且教育世界（或者它所引导的）所遵循的是人类逻辑，然而人类逻辑是一回事，自然逻辑又是另一回事。人类逻辑认为我们必须将心理活动和体育活动区分开，思维工作的时候，我们必须安静地坐在教室里，而体育活动时心理功能都是不需要的。这将儿童分成了两半。当他思考时，他不会用到他的双手，而他使用双手工作时，大脑是不参与的。这样就会出现有时是有头没有身体，有时又是有身体没有头的状态。对于教师来说，这些造成了多种问题和困扰。但大自然显示儿童并不能在没有双手劳动的情况下思考，双手是智慧的器官。物品必须使用到双手并且唤起思维的兴趣。我们的经验告诉我，当儿童思考时，他一直在活动。的确，伟人往往会在散步、沉思时给我们留下他们的思想。从事哲学研究的人会怎么做？他们会去修道院，独自在树下散步数小时，冥想。在 3 岁到 6 岁的阶段，我们已经清楚地发现，动作和思维是相伴而生的；然而，许多人认为，让儿童在学校里学习并不停地走动是不可能的。
由此我们可以认识到，一个准备充分的教师（在通常意义上）是孩子最糟糕的教师。在我们的教学方法中，最大的努力就是试着让教师从他或她可能拥有的偏见中解放出来，而最大的成功也是让教师把自己从这些偏见中解放出来。因此，如果教育的量很大，而教师的数量短缺，我们所能说的是“谢天谢地！”这是最好的情境之一。
在普通百姓中找到的新教师必须懂得某些基本知识，然而这些并不难。在我的第一个实验中，我让“教师”（公寓看门人的女儿）拿一些东西，以某种方式呈现给儿童，然后让儿童单独和它们在一起，不要干预。尽管她没有受过教育，她却能做到这一点。一个羽翼丰满的教师可能做不到这一点。首先，他可能会认为这低于他的智力，而且，即使他这么做了，他也不会这么简单地做到。他会对课堂上的解释展开冗长的攻击，而任何超出必要和充分的解释都会导致注意力分散和混乱。我那没受过教育的教师完全按照教师说的去做了，令她和我都感到惊讶的是，儿童不断地摆弄这些物品，并取得了惊人的效果，她非常惊讶，以为是天使或一些神灵在工作。她没教儿童怎么写字，儿童却一窝蜂地开始写作，当访问者过来问这些儿童“是谁教你们写字的”，她会敬畏地补充一句“不是我教他们写字的”。她会来问我，有点震惊地说“夫人，这个儿童昨天两点开始写字的！”她不明白他怎么能在两点钟的时候写字，怎么能用漂亮的笔迹写出完美的句子，而他以前从未写过任何东西，甚至到一点的时候还没写过。我们给他们的是草书，我们考虑是不是给他们印刷体的字母，他们可能会阅读得更容易，但在我们准备好这些字母之前，儿童已经在阅读了，不需要它们了。现在，42 年过去了，我们知道了这些爆发期的发生，也能理解它们发生的原因。然而这些事件是在我们理解它们产生的原因之前出现的。现在我们知道，儿童天生具有从环境中汲取知识的吸收能力，因此，如果适当地准备和介绍文化，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它当作母语。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建构一种素材，科学精确地让儿童可以掌握。之后，很多文化项目可以追溯到 3 岁到 6 岁的阶段。
经验显示，教师应当做得越来越少，因此那些训练这些教师的人员的任务就很简单。只需告诉他们“什么都不要做，仅仅需要为儿童准备好，他们自己会做”。这将一个伟大的真理变成事实——“舍己能够带来真理”。我们的任务就是教这些教师什么情况下也不需要干预。我们将这部分工作称作“不干预的方法”。教师必须衡量什么是需要做的，什么是被限制做的，就像一位服务员为顾客准备喝的，他会让顾客自己完成相应的事情，比如喝掉它。他不会强迫顾客去喝，这不是他的业务。他的工作只是准备。这也是教师应当为儿童所做的。让教师跟随好的服务员去学习，可能会比较好，这样他们会学会谦恭；他们便不会强迫儿童，能够一直比较谨慎地为儿童准备好一切，放在儿童周围，让他自己去做。
负责管理这个年龄段儿童的人应当为儿童的心理需求服务。并不需要太科学地理解。如果我们对一位母亲说“将 1 岁的婴儿一直带在身上，这样他就能看到这个世界，将他带到人们交流的地方，这样他就能听到自己的母语”，这位母亲能够理解，教师也能很容易地去解释。同样，教师也要能告诉母亲，当儿童足够大，已经可以自己走路的时候，就不要再抱着他了，如果儿童自己想拿重物，不要担心，放心让他自己拿。在没有偏见的情况下，所有这些都是非常容易理解的。
想要理解这些行为背后的心理原因可能会有点难，但实践本身并不难理解，就像将种子放进土里，照料植物成长，这些并不需要像在大学里学习蔬菜生物学。我们必须区分自然的实践，和人类围绕这种实践建立起来的科学。实践是简单的。一切了不起的成绩总是来自儿童自主的精力消耗，而这种精力在普通学校里通常是受到阻碍的。
让我们来看看父母是文盲的情况，文盲会带来其他的忽视情境，因此当儿童回到家，展示他如何自己洗手时，他的母亲会想：“他多聪明啊！”儿童会感觉受到了鼓舞。如果儿童的父母都不会写字，当他写下第一个单词时，他们羡慕的状态也会给儿童鼓舞，然而那些富裕家庭的父母可能会说：“哦！啊！是的！但是，他们在学校里教你绘画了吗？”儿童会萎靡并失去兴趣。或者，如果儿童在擦拭灰尘，那些身处较高阶级的母亲会扼杀儿童的乐趣，因为她会说这是清洁工的工作，她送儿童去学校不是学这个的。或者如果他学了数学，她会担心儿童的脑袋会发烧，并希望他停止相应的工作。因此，儿童要么形成自卑情结，要么形成优越情结，因为他认为他没必要做某些事情。真正的问题在于那些受过教育、有教养的父母，如果他们自己是教育者，那就更糟糕了，因为他们会认为自己对教育了如指掌。
因此，我们所认为对实验较差的情境，恰恰是好的情境。成功并不会对儿童设限，但是会影响父母。在我的第一个“儿童之家”的实验中，当她们开始真实生活的实践锻炼时，她们对细节非常感兴趣，她们会回家告诉他们的妈妈，不能将她们的裙子弄脏，也不能泼水。“你是这样做的”，因此母亲们会细心打理她们的裙子和容貌。这显示了儿童对环境的感染力。可能也只有儿童才会引导那些文盲群体进行自我教育。我第一个“儿童之家”的父母来找我学习如何阅读和写字，因为他们的孩子已经会了。与这个年龄段的儿童打交道，就好像手握影响社会生活的魔法棒。首先是儿童自身的变化令人惊叹；其次是令人感动的奇迹（它激发了情绪），儿童能够比人们所期望的做得更多，这在成年人的心灵上引起了一种对儿童心灵的敬畏，因此这实现了一种转变和成人的教育。
如果一个人设想一个大规模的社会改革，并按照旧的方法计划，那么他必须制订一个持续多年的计划（“萨金特计划”为期 40 年）。如果一个人想要让全世界所有这些有心理偏见的教师做好准备，我们可以预计要持续多长时间才能够将他们训练好。这些教师从儿童 7 岁开始教育他们，此时的儿童已经度过了敏感期，面对这种沉重的负担（这些儿童不再具备小孩子对同样事情天生的热情），他们一再强迫，而儿童也感觉越来越无聊。这个儿童之前至少还有一点自由，现在发现他自己一直被教师压迫着，告诉他做这个、做那个，还有其他的。这将需要四十年、八十年、一百年、或许两个世纪才能完成这项工作。相反，如果我们认为这些心理事实是很容易去实践的，那么事情就不会这么难，因为我们依赖并使用自然的力量，这些力量一直存在。我们只需要理解不同年龄段的儿童，实践就会完成了。例如，小孩子的记忆力比大孩子的好，这样的事实使事情变得相当简单。
我们发现儿童比使用以前的方法学得更好，整个教育都向下移，从 8 岁到 4 岁。因此，这么多年都节省下来了，在这个年龄段的人具有吸收知识的头脑和敏感，这意味着他们对所有事情都充满兴趣和热情，继续下去的愿望是存在的，不需要强制教育。
教师做什么呢？当儿童这么做的时候，他需要持续很长的时间陪着儿童一起工作，但却以一种非常不同的方式。一旦教师以这种状态成为一名好教师，他是开心的。有一次，一位美国的记者去看望他的表姐，一位蒙台梭利教师，发现她躺在躺椅上，以为她在度假。她让他保持安静，不要打扰到孩子们。他没看到或听到任何一个儿童的声音，通过窗户看过去，他发现他们都在开心地工作，没有一点噪音。通过这种方式教育儿童，将会非常有效，即便教师迟到或离开都没有关系。以这种方式进行大规模改革的可能性要快得多，也容易得多。
在我的第一个实验中，我曾经会每周给这些教师一些指导，十个月之后，有了写字的热潮。今天我们的观察并不能让我们了解这些奇迹是如何发生的，当它们出现时，我们并不知道原因，也不需要知道。如果我们将植物种进泥土里，我们必须知道需要多少土、多少水，之后经常浇水。之后某一天，我们会看到它开花。我们并不需要知道花的解剖结构或土壤的酸度等。我们只需要耐心地等待，静待花开。因此对于儿童的教育而言，所需要的只是简单而善良的成人。
在所有儿童以简单而自然的方式生活的国家，也就是所谓的落后国家，教育似乎是最大的问题，然而我们早期实验的伟大奇迹将很容易重复，一个重大而紧迫的问题将得到解决。简单的教师可能比其他人更好，所有这些儿童将领导世界上的其他人。那些已经受到这项工作吸引的人，一定不要害怕这项任务：必须牢记的是，困难的不是我们所给出的理论，而是在这些理论发展起来，那些最初的实验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