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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希望发展出一种科学的教育体系，我们就必须走一条不同于以往的道路。我们必须同时培训教师和改造学校。如果我们要对教师进行观察和实验方面的培训，他们就有必要在学校里开展这些活动。
因此，科学教育项目的基本要求是，必须有一所允许孩子自由发展天性的学校。如果一种教育体系要从对个别学生的研究中产生，那么我们要发展的教育体系也必须如此，即从观察和研究那些没有被压抑自由的儿童中产生。如果人们认为一种新型的教育体系的产生，仅仅是在人类学和实验心理学的帮助下对在校儿童进行研究，那就是一种很愚蠢的观念。
实验科学的每一个分支都是利用独特的方法发展起来的。细菌学是从微生物的分离和培养中发展起来的。犯罪学、医学和教育学起源于人体测量方法在不同阶层的人们身上的应用，如罪犯、精神病患者、病人和学生。实验心理学需要以准确描述实验方法为起点。
一般来说，研究中最重要的是确定实验的方法和技术，在具体实践之后，等待实验的结果。我们必须对其最终结果没有任何先入之见。例如，如果我们想要科学地研究儿童智力与颅骨发育的关系，就不能将被测量学生的智力考虑在内。我们必须有这样的预想，这样我们的研究结果才不会因先入之见而偏颇——越聪明的孩子，他们的头脑就越发达。
人们在做实验时，必须暂时摆脱所有的偏见，即使那些偏见可能是自身特定文化和背景的产物。因此，如果我们要进行教育实验，就不能求助于同类的科学。我们必须解放思想，才能不受阻碍地继续探寻那些完全属于教学的真理。而且，我们不应该从任何儿童心理学的固有观念出发，而应制订一个赋予儿童自由的计划，这样就可以通过观察儿童的自发反应推断出真正科学的儿童心理学。这样一个计划可能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惊喜。
我们的问题在于建立实验教育特有的方法，而这种方法不可能被用于其他实验科学。如果科学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与卫生学、人类学和心理学有关，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采用了这三者所使用的技术方法，那么它们的实际应用仅限于对受教育的个体的研究。这些科学的方法与教育的方法类似，但又不大相同，因此在教学本身中只能起次要作用。这项特别的研究涉及实验性教学中所使用的方法，是我在中小学校工作经验的总结。
实际上，我现在只是在介绍一种新的教育体系。我曾在3～6岁儿童身上使用过这种方法，但我相信，与他们一起取得的令人惊讶的成果将激励他们沿着学习的道路继续前进。我们的教育体系已经取得很大成功，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可以在幼儿学校或一年级学生中获得有益的应用，但它还不够完善。
这种方法现已经在各所学校得到推广，在小学课堂上广泛试用。这在《小学的自我教育》中有描述。最近，它的适用年龄范围已经扩展为出生到成年的全过程，很多中学遵循了蒙台梭利教学法，并得到了公众的认可。
我们目前的工作是两年工作经验的结果，这样的说法可能不太准确。我不相信通过近期的努力，就能发现我将要描述的一切。“儿童之家”使用的教育系统实际上有更为遥远的起源。我与正常儿童打交道的经历相当短暂，但是这些经历是基于之前对异常儿童的教学经历，这说明我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思考这一问题。
大约10年前，我还在罗马大学精神科诊所担任助理讲师，有机会去参观精神病院，研究那些被选为教学对象的临床病人。在那里，我对住在同一家精神病院的智力缺陷儿童产生了研究兴趣。那时，医生热衷于对甲状腺的治疗，同时也就对智力缺陷儿童产生了研究兴趣。实习医生的工作结束后，我开始把注意力转向了儿童疾病的研究。
正是出于对智力缺陷儿童的关心，我才熟悉了爱德华·塞金的特殊教育方法。我开始对教育和治疗儿童异常疾病感兴趣，如耳聋、瘫痪、白痴、佝偻病等，这在当时也是医生们关注的热点。思考这些问题带来的实际结果是，人们深信教育必须同医疗结合起来，并特别强调使用物理疗法。
我与同事们的不同之处在于，我本能地认为智力缺陷更多是教育问题，而不是医学问题。在各种会议上，人们都强调使用医学-教育方法治疗和教育智力缺陷儿童。1898年，我在都灵举行的教育大会上，提出了道德教育问题。我必须在听众中引起共鸣，因为这个想法将由医生传递给小学教师，像星星之火一样点燃广泛的火焰。
我的老师基多·帕切利是当时的教育部长，他让我为罗马的教师举办一系列智力缺陷儿童教育主题的讲座。这些讲座催生了一个官方机构，为智力缺陷儿童培训教师，我在那里担任了两年多的指导教师。除了这个机构之外，还有一个专为校外学生开设的班级。这些学生由于智力缺陷，被判定为无法正常接受教育。后来，在一个慈善组织的帮助下，我们成立了一个教育机构，除了校外生之外，还把一直住在罗马精神病院里的智力缺陷儿童都集中到了这里。
在同事们的帮助下，我花了两年时间，让罗马的教师们掌握一种观察和教育智力缺陷儿童的特殊方法。但这还不是全部。更重要的是，我去了伦敦和巴黎，学习智力缺陷儿童的教育方法，承担起教育儿童和指导学院其他教师的工作。那时，我还是一名小学教师。从早上8点到晚上7点，我一直和孩子们待在一起，不间断地教育他们。这两年给了我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真正的教师头衔。
1898年到1900年，我开始研究智力缺陷儿童时，我就觉得我采用的方法不仅对智力缺陷儿童有帮助，而且其中包含的教育理念比当时普遍使用的教育理念更为合理，特别是它能够帮助低智儿童的智力发展。我离开智力缺陷儿童学校后，这个想法就在我的脑海里根深蒂固。渐渐地，我开始相信，把此类方法应用到正常儿童身上，会使他们的个性得到惊人的发展。
就在那时，我对所谓的“矫正教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决定研究正常儿童的教育及其所依据的教育原则。因此，我在罗马大学攻读哲学。我被一种深深的信念激励着，虽然我不知道这一信念的合理性是否能得到验证，但为了加深这一信念，我放弃了所有其他的工作，几乎是在为一个完全未知的任务做准备。
教育智力缺陷儿童所用的方法，起源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一位医生佩雷耶的工作，他的著作在医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因为他是当今“耳科”医学分支的创始人，该分支主要研究耳部疾病。他也是第一个尝试对听力进行系统矫治的人。他在巴黎的聋哑人研究所工作，成功地让部分失聪的人恢复了听力。其间，他曾花8年时间治疗一个被称为“阿韦龙野孩”的低智男孩，并将听力治疗的方法成功地扩展应用到所有感官。
伊塔曾经是皮内尔的学生，他是第一位观察学生的教师，观察方式与医院观察病人特别是患有神经紊乱的病人的方式相同。伊塔的教育作品之所以有趣，是因为他对自己的教育实践和经历做了详尽的描述。今天读到这些材料的人也必须承认，这是实验教学的第一次尝试。
事实上，伊塔从科学研究中总结出一系列的练习方法，这些练习会通过纠正一个人的内在缺陷来改变他的个性。他成功地教会半聋哑儿童听和说，否则他们就会一直是聋哑人，永远处于非正常的状态。这确实与实验心理学对个人进行测试的简单研究不同。后者仅提供了个人身心状态的现实信息，既不会改变心理，也不会对教育方法产生影响。而伊塔使用的科学技术成为一种教学手段，教育方法也发生了变化。因此，伊塔可以说是科学教育的奠基人。这个头衔并不属于冯特或比奈，他们是生理心理学的创始人，而生理心理学仅仅是发现了学校已有的实践应用。
这是一个值得澄清的基本问题。在瑞士，裴斯塔洛齐成为新的有效教育体系的创始人。大约50年后，费希纳和冯特在德国创立了实验心理学。但是，这两种趋势逐渐发展成为不同的学校类型。原有的教学体制持续发展下去，同时学生也会接受心理测验。然而，这些发展对教育没有产生任何影响。相反，伊塔稍早时候进行的实验是科学教育的真正开端，这种教育能够改变教育方法，也能够改变学生本身。但是，由于它起源于对缺陷儿童的治疗，教育界并没有给予其足够的重视。
爱德华·塞金完善了缺陷儿童的教育制度，真正享有创始人的殊荣。他起初是教师，后来成了医生。他以伊塔的经验为出发点，在巴黎皮加尔街的一所小学校里，用10年的时间，对收容所儿童的治疗方法进行修改和完善。1846年，他在巴黎出版了一本600多页的书，书名为《痴呆的精神治疗、保健与教育》，首次阐述了他的教育方法。
后来，塞金移民到美国，在那里为智力缺陷儿童建立了许多教育机构。经过20多年的实践，他出版了第二版著作，书名为《痴呆及其生理治疗方法》。这本书于1866年在纽约出版，塞金在书中明确定义了所谓的教育的“生理学方法”。他不再提及以前用过的“痴呆儿童的教育”，好像这是一种特殊教育，但现在他谈到用“生理学方法”治疗痴呆。教育始终以心理学为基础，以及冯特提出的“生理心理学”这一假设，如果我们思考一下这几个概念，就一定会被它们的相似性震撼；我们必然意识到，生理学方法与生理心理学有某种联系。
我在精神病诊所当助手时，饶有兴趣地读了爱德华·塞金的法语著作。但是，我在任何图书馆都找不到20年后他在纽约出版的英文版本。令我惊讶的是，我甚至在巴黎都找不到这本书。布尔奈维尔认为这本书阐述了一个特殊的教育问题，他知道这本书出版过，但从未流传到欧洲。尽管如此，我还是希望能在伦敦找到一本。然而，我不得不承认，不论是在公共图书馆还是在私人图书馆，都没有找到这本书。我只好挨家挨户地走访许多英国医生，他们都以治疗残疾儿童或为残疾儿童开办特殊学校而闻名，但是依旧徒劳无功。尽管这本书是用英语出版的，但甚至在英国都不为人知，这使我相信塞金的教育体系没有被人理解。
事实上，在智力缺陷儿童教育有关机构的出版物中，塞金的理论经常被引用，但这些出版物中描述的教育理念与塞金的理念完全不同。几乎在任何地方，对正常儿童使用的方法都被用于指导那些有缺陷的儿童，德国尤其如此。一位德国朋友曾在德国帮我开展研究，他注意到那里有专门的教学材料，但很少被人使用，通常保存在有关智力缺陷教育的博物馆里。德国人始终坚持这样的原则，即将正常儿童使用的方法运用在智力缺陷儿童身上是很好的做法。但我们必须承认，这种方法在德国比在我们这里得到了更客观的对待。
我在法国比塞特学习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那里的教师可以看懂塞金的法语著作，但是我看到塞金的仪器相比于理论系统得到了更多的利用。那里的教学完全是机械的，所有的教师都严格遵守规则。然而，我注意到不论在伦敦还是巴黎，人们都渴望从塞金那里获得新的建议和经验，因为塞金声称他的教育方法在教育智力缺陷儿童方面是有效的，但这种渴望实际上从未得到实现。
失败的原因也很容易理解。因为每个人都深信，智力缺陷儿童低人一等，难以像正常儿童一样接受教育。他们没有意识到一种新的教育制度已经出现，更没有意识到它可以把有缺陷的儿童提升到更高的水平。他们甚至没有认识到，一种教育方法既能培养有缺陷儿童，也能培养正常儿童。
在之后的两年时间里，我在罗马继续进行智力缺陷儿童的教育实验。我按照塞金在书中的建议去做，也发现伊塔那些令人钦佩的实验是名副其实的宝藏。除了这些作者的引领，我有丰富的材料储备，其他任何机构都没有过如此完备的材料。事实证明，如果我们知道如何使用这些材料，最终就会有卓越的发展。但是，即使这些材料是为缺陷儿童准备的，他们也会对这些材料视而不见。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教师们变得灰心丧气，放弃使用这一方法。他们坚持把自己放在受教育者的立场上，因而产生了偏见，陷入一种冷漠中。他们知道这些儿童天资愚钝，教育他们也不会产生成就感。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幼儿教师身上，他们认为必须通过玩游戏和说傻话，让自己和儿童处于同一水平，才能达到教育的效果。
相反，我们必须知道如何唤醒沉睡儿童内心深处中的意识。我本能地认为，唤醒儿童不是凭借教学材料而是我的声音，鼓励他们使用材料自学。这一过程中，我十分关心儿童的不幸，也十分关心周围的人对他们的关爱。塞金早些时候也得出了大致相同的结论。在阅读他的著作时，我意识到他的主要教学手段是精神上的。事实上，在那本法语著作的结尾处，他把他的工作做了一个列表，然后得出一个令人悲哀的结论：如果教师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一切工作都不会有结果。他对智力缺陷儿童的教师培训有独到的见解，提出了艺术性的建议。他希望教师们形象光鲜，声音悦耳，如同伟大的演员登台表演前研究行为和语调，让自己变得更有吸引力。因为教师们必须想方设法收服儿童脆弱和疲倦的心灵，让他们满怀生活中的伟大情感。
这种对儿童精神的影响是一把秘密的钥匙，开启了一系列教学实验。爱德华·塞金对这些实验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证实它对智力缺陷儿童的教学是最有效的。我从他们那里看到了令人惊讶的结果，但我必须承认，虽然我的努力在学生的智力进步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但奇怪的是，我自己却感到筋疲力尽。我觉得自己好像失去了一些内心的力量，鼓励、安慰、爱和尊重实际上都在消耗一个人的心灵。人们在这方面的付出越慷慨，就越能鼓舞周围的人重新振作起来。如果没有这种内在的努力，最完美的外部刺激也会被忽视。
我不该在这里描述自己当时完成的实验。我只会注意到，在那个时候，我尝试了一种独创的方法教儿童如何读和写。这些都是儿童教育中的基本要素，在伊塔和塞金的作品中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处理。我成功地教会收容所里的一些有缺陷的儿童如何读和写，学习效果好到可以参加在公立普通儿童学校进行的考试，而且还真的顺利通过了。
这些结果如此不同寻常，以至于对那些看到它们的人来说几乎是奇迹。然而，我个人的看法是，孤儿院的儿童之所以能与正常儿童竞争，仅仅是因为他们接受了不同的教育。这些儿童的心理发展得到了鼓励，而正常儿童的心理发展则受到了抑制。我一直在想，如果有一天，这种对智力缺陷儿童特别有效的教育能应用到正常儿童身上，这种奇迹般的效果可能就不会出现，因为这两种心理状态之间的巨大差异是无法弥合的。尽管人们很推崇我在智力缺陷儿童教育方面取得的进展，而我却在试图寻找导致普通学校里健康儿童状态低迷的原因，他们在智力测试中的表现竟然与我教的智力缺陷儿童处于同一水平。
裴斯塔洛齐对教育的主要贡献是，教师必须接受特殊的培训，不仅有智力方面的，还有触及心灵层面的。他认为，教育的基础是“灵魂的接触”，教师必须“尊重和同情”所教的对象。尽管如此，这只是唤醒儿童心灵的第一步，儿童必须找到通向自身发展的方法。
儿童教育的第二个要素是科学教育的贡献。作为自身经验的总结，我们会说，教师是儿童和他所处的教育环境之间的“催化剂”，而且儿童可能会感到不安、困倦或压抑。儿童与教育环境之间要建立起连接，往往要等到他从之前的压抑和有害的影响中解脱出来之后。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在教给儿童如何发展自我的方法之前，必须设法治愈儿童或如我们所说的“使其正常化”。很多教师没有成功做到这一点，而且往往会获得令人极度失望的结果。他们刚开始工作时，觉得儿童看似很健康，而忽略了儿童需要重新适应这一事实。
这也是塞金的教育方法被搁置的另一个原因，因为它需要教师付出极大的努力，而成效往往微乎其微，两者之间的差异显然很不合理。再加上，每个人都还在重复同样的话：“对于正常儿童的教育来说，我们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我在工作中应用塞金的教育方法，激发了我对这一理论的信心。在放弃智力缺陷儿童的直接研究之后，我开始致力于研究他和伊塔的著作，觉得有必要对他们的作品进行深入的思考。因此，我做了一件之前没有人做，也许很少有人愿意重复做的事情。我把这两位作者的作品翻译成意大利语，并从头到尾抄写下来，这样就有时间斟酌每句话的含义，揣摩作者的思想。我刚把塞金那本600页的法语书抄完，就收到了纽约寄来的1866年出版的英文第二版。这本书是在纽约一位医生的私人藏书的废弃书籍中发现的，很快就转交给了寄给我的人。在一位英国女士的帮助下，我翻译了全书。虽然这本书没有对塞金的教学经验做出补充，但确实更清楚地阐述了他在第一版中描述的工作背后的哲学。这位对智力缺陷儿童进行了30年研究的教师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对正常儿童使用智力缺陷儿童的教育方法将更新人们的教育现状。正如我们指出的那样，这种教育方法的基础是对个别儿童的研究和对其教育过程中出现的生理和心理现象的分析。在我看来，塞金的理念就像先驱在荒野上发出的呼唤，它可能会给学校和整个教育理念带来变革，我被这项工作的重要性深深打动。
那时，我已经被大学录取，攻读哲学专业。我正在学习实验心理学的课程，这些课程最近才被引进到都灵、那不勒斯和罗马的大学。同时，我还在小学开展一些教育人类学的研究，并利用这个机会研究正常儿童的教育方法。后来，这些研究支持我在罗马大学教授教育人类学。
这些经历就是我为以后的工作所做的准备。我已经熟悉了当时的科学问题，对治疗精神疾病的医学特别感兴趣。我意识到，科学的教育不是建立在对受教育者的研究和测量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某种可以改变他们的持续治疗的基础上。但是，其他人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伊塔在教育中采用科学实验的方法，但他测量孩子的听力只是为了让那些部分失聪的人逐渐恢复听觉。在“阿韦龙野孩”的案例中，他使用的方法与后来实验心理学创始人所设计的方法非常类似。以往，人们会认为这样的孩子智力低下，又聋又哑。伊塔的做法成功地使一个看似脱离社会的人重新回归社会生活。事实上，伊塔在这个不幸的孩子身上的做法非常成功，让他学会如何倾听和理解别人说的话，学会如何阅读。同样地，塞金使用的分析方法与费希纳的方法也有相似之处，但应用更加广泛。塞金的方法不仅研究了巴黎精神病院的数百名智力缺陷儿童的现状，而且让这些儿童能够开展一定的工作并能接受智力和艺术教育。
对我自己而言，通过简单的个体研究，使用科学仪器和智力测试，已经让被普通学校排除在外的智力缺陷儿童可以和正常儿童竞争。他们已经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以至于他们受到社会中聪明的、受过教育群体的质疑。因此，科学教育是一种即使以科学为基础，也能改变和完善个人的教育。科学教育是以客观研究为基础的，应该也能够改造正常儿童。但是我们该怎么做呢？我们要做的是把正常儿童提高到正常水平之上，让他们变得更好。教育学的目标不但是“观察”儿童，而且是“改造”儿童。
因此，我得出的结论是：我们不仅要观察，而且还要改造我们的教育对象。观察过程中产生了新的心理学理论，但它并没有让学校或学生发生改变。心理学虽然补充了一些新的知识，但由于没有改变教育方法，学校还是保持了原来的状态。如果我们要按照科学的思路采用新的教育方法，就应该彻底改变学校及其教育，从而产生一种新的教育形式。
我们对智力缺陷儿童进行科学教育的关键是，普通教育方法在智力缺陷儿童的身上没有效果，他们不能执行教师的指令。因此，我们必须使用不同的教育方法来适应不同儿童的能力水平。这种类型的教育实验研究，试图发现每个儿童的潜力，为唤醒他的潜力提供途径和动机。这样，儿童就会在此基础上继续使用和挖掘我们提供的方法，通过适当的练习协调自身的发展。教师第一次面对听力障碍或智力缺陷的儿童时，就像面对一个新生儿一样无助。只有实验科学才能为不幸的人们指明一种新的教育方向。
我想尝试一下塞金在6岁儿童身上成功运用的各种方法。那时，儿童第一次走进学校，没有接受过任何训练和教育。但是，由于习惯和偏见的束缚，我从未想过要把这些方法应用到学龄前儿童身上。后来，我们的尝试也纯属偶然。然而，在学龄前儿童身上使用为智力缺陷儿童使用的教育方法，似乎是合乎逻辑的。人们普遍认为，幼儿的心智还没有达到足够的成熟，无法接受正常的指导或教育。
如果考虑到年龄不同，我们就不可能将智力缺陷儿童与正常儿童进行比较。虽然智力缺陷儿童的智力水平看似接近比他们小几岁的正常儿童，但是发育异常的儿童与发育时间不足的儿童即幼童之间没有什么可比性。尽管这样的比较没有考虑到两个群体本质上的差异，但也不是完全没有逻辑的。
幼童的肌肉运动还没有获得明确的协调性。他们走路不稳，不能完成生活中的日常动作，如穿袜子、系扣子、系鞋带、戴手套等。他们的感觉器官还没有完全发育成熟，如双眼的聚焦功能还不完善。他们的语言很原始，表现出明显的缺陷。他们的注意力难以集中、情绪反复无常等，都是这一阶段的年龄特征。
婴儿心理学的研究中，普雷耶对语言的病理缺陷和儿童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缺陷进行了广泛的比较。智力缺陷儿童的心理训练中被证明有效的方法，对所有儿童都有一定的帮助，从而为所有正常儿童提供一种有效的指导方法。
人们身上许多永久性的缺陷，如语言缺陷，都是在儿童时期形成的。在他们生命中最重要的时期，也就是3～6岁时，我们却忽视了对他们的照顾，而这个时期正是他们主要身心功能形成和稳定的重要时期。但是，在智力和性格塑造时期，通过科学的教育方法促进人的发展，这样的想法很伟大，但是并没有引起我的兴趣。人们也普遍对这种“心理发现”感兴趣，但是对科学教育方法毫无兴趣。
很多科学发现都有偶然性，如电流的发现。事实上，机会是一种特殊的境遇，几乎总是会带来灵感的火花。这样一种特殊的境遇，提示人们发现新事物，唤醒人们的直觉和兴趣，为科学的进步开辟一条崭新的道路。
我自己的研究经历也充满了偶然性的乐趣，除了带来研究惯性和偏见之外，还提供了一种特殊的境遇，促使我发现新的儿童教育方法，发现如何将社会生活和情感完美统一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