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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打算写一篇详细描述教育科学的论文。我们最初的工作现在有了一个不错的结尾，阐述了教育过程中相当有趣的研究结果，这为新的教育方法的实际应用开辟了道路。新的教育方法是将实验结果更多地应用于教学实践，而不是完全将实验作为提炼教育理论的基础。医学是在实验结果的基础上建立理论。但是人们认为，教育应该放弃这种单纯的推论方法。从韦伯、费希纳到冯特、比奈，生理学或实验心理学逐渐发展成为一门新兴科学，为教育学提供理论基础，就像传统心理学为教育理论提供基础一样。人类学中有关儿童的研究似乎也是影响新的教育理论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
但事实上，“科学教育学”的体系还尚未形成，定义也尚未完善。它还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现实中尚未存在，因而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
几年前，意大利出现了所谓的“科学教育学校”。这些学校由经验丰富的医生赞助，其目的是培训教师使其掌握新的教育方法。这些学校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获得了意大利所有教师的认可。甚至在这些新理论从德国和法国引进之前，意大利的教师就已经对儿童成长的各个阶段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并利用精密仪器进行测量。例如，塞尔吉在将近50年的时间里，一直在孜孜不倦地传播一种思想，即通过科学观察寻求一种重建教育系统的方法。塞尔吉曾说：“今天，教育和教学方法迫切需要改革，为改革而奋斗的人们都是在为人类的复兴而战。”塞尔吉的著作被收录在《教育与教学》一书中，书中记录了为推动这一运动而举办的讲座和会议的内容。他深信，要发现人类复兴之路，必须在教育人类学和实验心理学的帮助下，对受教育者进行系统的研究：“几年来，我一直在为这样的想法而奋斗。我越是认真地研究，就越是确信它对人类的教育和教学的用处。如果我们要通过自然手段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对人类行为特别是对儿童的行为进行大量精确的观察。基于这些观察，我们才能建立必要的教育和文化基础。”
诚然，教育不在于测量一个人的头脑、身高等方面的数据，但测量也确实提供了一些有用的信息。我们只有掌握了一手数据，才能教育儿童。塞尔吉的理论使人们相信，一旦通过实验认识了儿童的本性，教育艺术自然就会发展起来。但是通常的情况是，他的理论追随者会感到困惑，无法区分哪些是对儿童的研究，哪些是对儿童的教育。由于前者被看作是实现后者的自然手段，教育人类学也被称为“科学的教育”。有些教育者转而使用新的教育方法，开始采集“个人成长信息”，坚信一旦这一方法在一所学校确立下来，教育改革的胜利最终就会到来。因此，所谓的“科学教育学校”的教师会使用测量感官的仪器，对儿童的身心指标进行测量，并编写案例。这样就产生了第一批科学型的教师。
实际上，其他国家的做法也不过如此。在法国，在英国，特别是在美国，人们在小学开展教育人类学和实验心理学研究。他们错误地认为，可以通过测量身心指标来对学校进行改革。后来的个体研究也出现了同样的倾向，从冯特的心理学研究到比奈的心理测试，都存在同样的模糊性。此外，这些调查几乎从来不是由教师而是由医生进行的。一般来说，这些人对研究的兴趣大于对教育的兴趣，他们试图为实验心理学和心理物理测量的发展做出贡献，而不是将他们的工作和成果形成系统，为一个期待已久的科学教育体系建立基础。简而言之，人类学和心理学从未被用作教育手段，此外，教师也没有上升到科学家的水平。
然而，教育的进步需要两者在思想和实践上的真正合作，这种合作将使科学家直接进入更高级的教学领域，并让教师从他们目前较低的文化水平上得到提升。为了实现这一卓越的理想，罗马成立了一所教育学院，希望将教育学从哲学系的二级分支提升为独立的学院，就像医学院那样，包括广泛的教学内容，其中就有教育人类学和实验心理学。
尽管如此，这些科学在自身基础上持续发展，而教育本身仍停留在古老的哲学发端上，保持原样，丝毫未变。但是，今天的教育与其说对科学感兴趣，不如说是对人类和文明感兴趣。文明的唯一源头就是外部世界。所有为如此伟大的事业做出过贡献的人，哪怕只是一次尝试且未取得全面的成功，也都应该受到社会的尊重。因此，我们这些人，年龄或相仿或有差距，都是在为同一个目标而努力。还有那些后来者，一定会达到我们期望的目标，因为在他们之前有人相信这一目标并为之努力过。
同样，我们相信，把实验室中单调而枯燥的理论搬到古老而破败的学校中去，或许能够让这些理论得到重建。许多人对唯物主义和机械论的科学抱有过高的希望。正因为如此，我们走上了一条错误和狭隘的道路，如果我们要振兴后代的教育，就必须解决这条路上的问题。
面向教师开展实验科学方法的培训很不容易。我们教会人们如何尽可能精确地进行身心测量后，就收获了一批价值待定的工具。我们仅向他们展示如何开展实验，当然不能培养出新型的教师。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引导教师跨过实验科学的门槛，而没有让他们进入更深刻、更高尚的领域，而这些领域正是培养科学家的地方。
但科学家是什么样的呢？
科学家不仅仅是在实验室里操作物理仪器，或者制造各种化学反应，或者在显微镜下准备有机组织切片检查的人。但是，更常见的情况是，科学家就是在实验技术方面最熟练的助手或实验室工作人员。我们可能将一位科学家定义为这样一种人：在实验过程中，他感知到某种东西，从而进一步研究生命的深刻真理，揭开隐藏在神秘面纱后的秘密；在探索这一知识的过程中，他对自然的奥秘爱得如此强烈，以至于达到忘我的状态。科学家不是一个可以使用不同仪器的人，而是一个想要去了解自然的人。这个有崇高信仰的人像信徒一样，表现出被神明召唤的样子。我们可以把科学家描述成这样一种人：他生活在实验室里，对外部世界漠不关心。他的行为有时很古怪，如不注意自己的衣着，完全处于忘我的状态。他不停地使用显微镜观察，哪怕双眼失明；他会故意感染肺结核或霍乱，因为他急于知道这些疾病是如何传播的；他知道一种化学混合物可能具有爆炸性，但无论如何还是会发明出来。
科学家是这样一种人。大自然向他展示自身的秘密，并以发现真理的荣耀为他加冕。因此，科学家拥有一种超越任何机械技能的“精神”。当一位科学家的精神态度超越了他的机械能力时，他就达到了这一门科学的巅峰。科学本身将因科学家的工作而丰富，科学不仅有新的自然发现，而且有新的哲学发现。
我认为，我们应该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传授精神上，而不是传授科学技术上，也就是说，教育的目标应该是传授知识而不是传授技能。因此，当教师的科学培训被认为是某种机械技能的交流时，人们并没有想要把一名小学教师培养成完美的人类学家、专业的实验心理学家或者儿童卫生专家。他只是被引导到实验科学领域，并被教导如何操作各种仪器。同样地，我们现在必须用这样一种“科学观”来激励每一名教师，尽管这种科学观的应用只局限于一个特定的领域，即学校。
我们必须在教师的心灵中培养出一种对自然现象的普遍兴趣，直到他达到热爱自然的程度，并体验到已经做完实验并等待新的数据结果出现的人的焦虑。科学仪器就像字母表，人们必须知道如何使用它读懂大自然的秘密。正如一本书，里面包含了作者的深奥思想，但也依赖字母组成书中的每个单词，所以自然的无数奥秘，都需要通过实验技术来揭示。如果文字足够清晰，任何学过简单拼写的人，都可以用机械的拼读方式来阅读莎士比亚戏剧。一个人学会了实验操作，就像一个人能拼读儿童读物中的文字一样。如果我们把教师培训局限在掌握技术上，那么培养出来的教师都会只有初级水平。因此，我们必须使他们成为自然精神的诠释者，就像一个人，终于有一天学会了如何通过文字符号理解莎士比亚、歌德或但丁的思想一样。很明显，这两种阅读方式有很大的区别，而且两者之间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然而，我们犯第一种错误是很自然的。学过拼写的孩子会产生一种错觉，总以为知道如何阅读。事实上，他会读商店的招牌，报纸的标题或任何他看到的单词或短语。他也很容易异想天开，以为走进图书馆就能读懂所有书籍里的思想。但是，如果他开始读这些书，很快就会意识到“机械阅读”没有什么用，最终会离开图书馆回到学校。新教师被简单地教导如何进行物理测量和心理实验时，也会发生同样的错误。
我们暂且把培养公认的专家型教师的困难放在一边，甚至不用试图为这样的目标制订一个计划，因为这会使我们越走越远。相反，通过漫长而耐心的练习，我们应该看到，我们已经培养了教师观察自然的能力，已经将他们的能力提高到了一定水平。就像是到森林和田野里观察昆虫的初级动物学家，他可能走得很累，但仍然保持警惕，最大限度地隐藏自己的行踪，好让他持续地、安静地观察昆虫的自然活动。
让我们想象一下，这些教师已经达到了在显微镜下耐心观察动物自发活动的科学家的水平。在他看来，这些微小的生物在躲避天敌或选择食物的方式上，似乎透露出一种模糊的意识或本能。然后，科学家用电流扰乱了动物的平静生活，注意到有些动物走向正极，有些动物走向负极。或者，科学家把动物暴露在强烈的光线下，看一部分动物快速趋近，而另一些则迅速逃离。科学家用这种方式研究了动物的各种反应，试图发现生物对各种刺激的吸引或排斥的特征与使它避开同类或趋向食物的刺激的特征是否相同。换句话说，科学家想知道这种运动是由某种自然本能引起的，还是由某种意识引起的，是否像磁铁和铁之间那样存在某种物理吸引或排斥。我们还可以想象，这位科学家猛然发现现在已经是下午两点，意识到自己一直在实验室里工作而不是在家里，因为在家里他会被叫去吃饭，从而打断了他有趣的观察和禁食状态。
我想说的是，让我们设想一下，一名教师除了受过的特殊训练之外，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境界，即对观察自然现象有同样的兴趣，尽管程度较低。但即便如此，他的准备也不够充分。教师注定要通过自己的特殊工作去观察人，而不仅仅是观察昆虫或原生动物。而且，他要观察的人，不是一个像昆虫早晚忙于日常事务的人，而是一个智力正在觉醒的人。
一个人要想成为一名教师，就必须对人性感兴趣，这种兴趣要比动物学家或生物学家对自然的兴趣更浓厚，这种兴趣能够把观察者与被观察者紧密地联系起来。这种联系越紧密，教师就越会感到愉悦。一个人不可能在爱上一只昆虫或一种化学反应的同时，不放弃自我，而这种放弃在任何冷静的观察者看来都是一种痛苦和牺牲，一种对生活的扭曲。
但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爱可以是如此地令人愉悦和简单，不仅是特殊者，甚至是普通人都可以毫不费力地获得这种快乐。教师具备了一定的科学精神后，会安慰自己，他们不久就会在观察中体验到这种快乐。
现在，我们想象一个热心的神秘灵魂，观察儿童的心灵的所有启示，混合着尊重、爱和神圣的好奇心。儿童可以用自己的正确方法学习，因此可以把这种方法带到教室里。
然而，即使如此，他也不会成为我们想要培养的那种新型教育家。但是，我们努力把科学家的献身精神和神秘主义者不可言喻的狂喜倾注到一个人的心灵中去，就会拥有完美的“教师”精神。实际上，教师会从儿童身上学会教育方法，也就是说，他会从儿童身上学习如何让自己成为一名完美的教师。
我们可以想象一位植物学家或动物学家，他精通观察和实验技术，他曾到野外实地考察霜霉菌，借助显微镜和实验室设备深入研究真菌培养。那么，我们还可以想象一下，这样一位学者被选中承担科研工作，对膜翅目昆虫进行新的研究。但是，到了新的岗位后，他的面前只有一个盖着透明玻璃的盒子，盒子底部用别针固定着保存完好的蝴蝶，蝴蝶的翅膀张开着。年轻的科学家会说，这是小孩子玩的游戏，不是科学研究的对象。确实，盒子里的蝴蝶是儿童在公园里，将网系在棍子上捉到的。但是，实验科学家对这样的研究对象无能为力。
如果我们把同样一名科学家型的教师放在现在的一所学校里，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在学校里，原本能够自发地表达自我的儿童也会变得很压抑，被固定在桌子前，就像蝴蝶标本被钉在大头针上。在学校里，儿童应该做的是展开双臂迎接枯燥的知识，就像蝴蝶张开翅膀以获得虚荣心。因此，我们培养的教师单有学问是不够的，还必须让他为教学做好准备。我们的学校也必须允许儿童自由活动。如果要形成一种科学的教育形态，这就是必须进行的基础型变革。
没有人敢坚称学校和教学中已经存在自由原则。诚然，以卢梭为首的一些教师，为儿童的自由制定了一些不可思议的原则，表达了他们对自由的困惑和渴望。但是，专业教育工作者并不理解什么是真正的自由，他们理解的自由往往是人们在反抗奴隶制时形成的，或者在更高的层面上，是一个国家、一个阶级或一种思维方式的解放。即便如此，他们理解的自由也是一种有限的自由，因为它仅仅比之前进步了一些，是整体之下的局部解放。
启发式教学的自由概念更为广泛。这种自由是对生活的解放——这种生活被无数的障碍所压抑，阻碍生活中物质和精神的和谐发展。这件事极其重要，但是到目前为止，它还没有充分引起人们的注意！
这是一个不可被忽视的问题，而且是一个需要被清晰阐述的问题。在今天的学校里，声明教育的自由原则的人都很活跃，会让我们会心一笑。我们也会对一个凝视蝴蝶标本的孩子露出同样的微笑，他会可爱地坚持认为蝴蝶是活着的，随时可以展翅飞翔。
有时，人们对教育自由的镇压就像奴隶主对奴隶的镇压一样，他们牢牢把控着学校和教育，甚至是桌椅的配备也在他们的控制之下。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早期唯物主义教育者的明显失误，他们努力利用零散的科学知识重修摇摇欲坠的学校围墙，结果却失败了。以前，儿童沉闷地坐在桌子前，后来随着科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类学研究结果被用于完善课桌条件。儿童的年龄和身高等数据都被用来确定适当的座椅高度，桌椅之间的距离也是经过精确计算的，以防儿童驼背。最后，在科学家的深入研究之下，儿童的桌子变窄，彼此分割开来，就座之后就不能左右晃动，也无法靠近邻座。这张桌子的构造，就是为了限制儿童的活动范围，以便教师能够清楚地看到他。儿童之间分桌就座，潜在的原因是防止儿童在教室甚至在幼儿园里捣乱！
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人们担心单纯的孩子会堕落，而认为教授性知识是可耻的，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这种过分的谨慎呢？然而，科学通过制造机械一样的桌子来支持这种虚伪。这还不是全部，人们的自负情绪进一步加剧。科学也已经使课桌变得如此完美，将儿童牢牢限制在桌子前，如果人们有意这样做的话，还会禁止儿童的所有动作。儿童的活动都被安排得井井有条，牢牢地坐在书桌前时，被迫摆出一种有益于健康的坐姿。我们发现座位、搁脚板和书桌布置得很整齐，儿童没法站起来。但是，当座椅倾斜时，当桌面抬起时，当搁脚板抬起时，他就有足够的空间直立。
这就是课桌设计逐渐完善的趋势。所有支持所谓的“科学教育体系”的专家，都会支持标准的课桌设计。很多国家对自己国家的课桌设计感到骄傲，进行各种改进，并为自己赢得了专利和奖励。
毫无疑问，许多科学研究的结果对课桌设计做出过贡献。人类学研究中会测量儿童生理数据及不同年龄阶段的特征，生理学描述了儿童肌肉运动原理，心理学阐述了儿童的早熟行为和反常行为。重要的还有，儿童卫生学能够防止脊椎发育异常。因此，人类学研究提供的数据是儿童课桌设计的科学依据，是科学知识在学校中实际应用的例子。
但是，不久之后，在每一个对儿童福祉感兴趣的国家，这种态度都会有所改变。20世纪刚开始的10年里，儿童卫生、人类学和社会学取得了如此巨大的进步，但却没能揭示课桌设计的基本错误，这样的结果似乎很令人费解。用不了多久，人们就会惊奇地用手摸着这些规范的课桌，或看着课桌的照片，解读其构造，感到难以置信。
课桌设计的目的是防止学生的脊椎弯曲！然而，儿童即使出生时很健康，在发育过程中脊柱也会出现弯曲，也有可能变成驼背！生物学上，脊柱是人体骨骼中最原始和最基本的组成部分，是生物体的主要支柱！人类在荒漠、草原中与狮子搏斗、猎杀猛犸象、采石、炼铁并扩大他们对地球的统治时，脊柱顽强地忍受激烈的冲击。然而，现在，这根脊柱却无法挺直，只能在学校的枷锁下产生扭曲！
令人费解的是，“科学”在学校里成为奴役学生的工具，丝毫没有受到创建自由社会的思想的启发。大家都明确地知道社会改革的方向。食不果腹的工人不会要求别人供给他们食物，而是通过自食其力来改善他的经济状况。矿工每天必须俯卧工作好几个小时，很容易拉伤自己，但他不要求使用支架。相反，他期待更短的工作时间和更好的工作条件，这样他就可以像其他人一样过着普通健康的生活。在社会发生改革的同时，儿童的教室环境却如此恶劣，而且与他们的正常发育需求相违背，以至于儿童的脊柱发育出了问题，我们在矫形外科找到了应对这一惨状的答案。
前些时候，有位女士满以为我会赞成学校里的所有这些科学创新，发明了一个辅助桌子的支架，并咨询我的看法。事实上，医生们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治疗脊柱弯曲：矫形器械、支架和牵引，定期牵引头部或肩膀，利用身体的重量拉伸和拉直脊柱。现在，有人建议使用这种支架，不久就会有人建议对儿童进行牵引。
这些都是科学方法在腐朽的教育体系中具体应用的结果，人类学和实验心理学在当代学校中的应用也是如此。预防儿童脊柱侧弯的合理方法是改变他们的工作状态，这样他们就不会每天被迫在不利于健康的位置上待几个小时。学校里需要更多的自由，而不是像桌子这样的装置。即便这样一张桌子真的有利于矫正儿童的体态，它也仍然会成为健康环境里的障碍，因为打扫房间时很难移动它。今天，家具有了新的设计趋势，变得更简单轻便。即使不是每天都要清扫，家具也变得容易移动和除尘。但学校仍然对正在发生的变革视而不见。
儿童注定要在这种人为的、恶劣的条件下生长，以至于骨骼畸形。我们必须反思这会对儿童的精神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当我们谈到拯救工人时，我们知道，在贫血、疝气等常见的疾病之外，还有一种更为严重的创伤，折磨着已沦为奴隶的人的灵魂。我们提倡劳动者需要重获自由，目的就是减轻这种痛苦。我们非常清楚，一个人贫血或身体功能系统紊乱时，他的思想就会变得黑暗和麻木。堕落的道德像一根重物挂在脖子上，始终是人类进步的主要障碍。这样的话，人们的心灵比身体更需要救赎。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儿童的教育呢？
我们非常了解这种令人遗憾的景象。在教室里，一名忙碌的教师正忙着把知识灌输给他所教的学生。为了成功地完成教学任务，他即使使用武力手段也必须要让学生一动不动地专心听讲，慷慨地使用奖赏和惩罚，以便使困于教室的学生保持适当的学习状态。
但是，坦率地说，奖赏和惩罚是架在心灵上的一张书桌，是奴役学生心灵的一种手段，更适于刺激学生产生某种行为，却不能预防畸形的发生。事实上，奖赏和惩罚是用来迫使学生遵守世界的规则而不是自然的规则，这些规则实际上总是由拥有无限权力的成人制定的。
很多时候，教师向儿童发号施令，期望他服从，是因为教师太强大、儿童太弱小。成人不应以这种方式行事，而应向儿童展示自己是一位慈爱而开明的向导，帮助他走上通往幸福的道路。凡施展才能的，可以得尊崇；凡有才能的，无论才能有多少，都可以得赏赐。
在学校里，所有“友好”的比赛最终只能提供一个奖品，这会让参赛者产生骄傲、嫉妒和竞争，而不是体验到努力、谦逊和爱的激励。总有一天，儿童会问自己，在学校里获得的奖品是不是通往幸福的障碍？或者没有拿到名次而受到羞辱性的惩罚，会不会让他无法成为那些渴望正义的人中的一员？
诚然，社会生活中的奖惩与精神生活中的奖惩不同，而成人则很快就会意识到，他们要确保儿童很快地适应并传承这个世界的习俗。成人利用奖惩手段使儿童顺从他们的意志。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一下这个社会，就会发现这一现象正在逐渐改善，一种由思想和理性支配的生活逐渐浮现。从奴隶到仆人再到工人，他们身上的枷锁都正在消失，奴隶制也呈现消失的趋势。人类进步的历程是一系列的征服和解放的结果，任何失败都会带来倒退。
在某些方面，学校与政府机构类似。政府各部门的员工正忙着争取一些长远的巨大利益，成果并不是立刻可见的。国家正是通过他们开展伟大的事业，为人民谋福祉。但是，他们自身几乎没有意识到这项工作的重要性。这些公务员当前的兴趣是升职，就像学生急于在学年结束时获得高分一样。失去远大目标的员工，就像一个堕落的孩子或被欺骗的奴隶，已经将作为一个人的内在尊严降低到了机器的水平。机器要正常运转，只需上油就好了，除此之外也没什么重要的原则。一个人在枯燥无趣的工作中，总是在被什么催促着，比如渴望得到认可。他的热情还会被无法升职的恐惧打消，让工作成为艰苦而单调的劳动，同样的恐惧还会让一个学生只会埋头苦读书。领导的批评与教师的呵斥类似，而更正员工工作文件上的错误就像批改学生写得不好的作业一样。
如果政府的政策与国家的宏图不相称，如果政策很容易导致腐败，那是因为执行者的心态吞没了执政者的宏大志向，让他们的视野被限制在鸡毛蒜皮的小事和奖惩上。因此，权力和偏袒对这些公务员产生了如此大的影响，出现这样的结果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一个国家能够生存下来，是因为大多数公务员的正直足以抵制奖惩带来的腐败的影响。诚信在某种程度上占据上风，就像社会本身会战胜各种形式的贫困和死亡，走向新的胜利一样；而且，一个国家追求不断的胜利，克服一切障碍，就像追求自由是本能一样。这种伟大的动力，往往蕴藏在聪明的头脑之中，推动世界不断进步。
没有人完成过真正伟大或成功的事情，只是因为他被我们所说的“奖赏”吸引或被我们所说的“惩罚”吓退。当一支伟大的军队为了晋升、奖章或勋章而发动战争，当军队失去了英雄主义精神，奖赏和惩罚只能导致它腐败，并带来毁灭。
我们说的奖惩，并没有忽视其基本的、基于人性本身的教育意义。只是为了制止它们的滥用和堕落，避免它们成为目的，而让它们成为手段。事实上，常识告诉我们，奖惩是一种实用的认识手段，尤其是在人们被激情冲昏头脑时，它们会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好是坏，是值得赞扬还是应该受到谴责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奖惩的意义与事情本身的性质是分不开的，正如结果与原因是分不开的。因为道德上的美好或邪恶都来自人类的行为。
人类发展的每一次胜利和进步都来自某种内在的冲动。年轻的学生，如果是出于对职业兴趣，他或许可以成为一名伟大的教师或医生。但是，如果他的动机仅仅是希望留下一笔财产、一段美满的婚姻或其他一些外在的优势，那么，他永远不会成为一名真正的教师或医生，也不会通过工作对世界做出贡献。如果年轻人必须受到学校或家庭的惩罚或奖励才能学习并获得学位，那么他最好也不要这样做。每个人都有一种独特的爱好，都有感兴趣的事情，或许没有那么伟大，但肯定有价值。奖励会让人偏离本性，使人失去真正的兴趣。
我们一再重申，世界正在进步，人们也必须敦促自己不断进步。但是，真正的进步在于发现隐藏的东西。通常，人们发现的可能只是需要改进或完善的东西，发现一些不可预见的东西是不会有回报的。事实上，一个人如果试图将这些发现公之于众，往往会受到伤害。如果写诗只是为了获得国家奖，那么这项工作将会是一场灾难。这样的情况下，诗人的幻想最好还是藏在心里，诗意的缪斯女神最好消失不见。诗人不再思考奖赏或是只想着自己时，诗就会从他的脑海中流淌出来；即使他赢得了奖赏，也不该骄傲。但也有人配得上外在奖赏。例如，演说家看到听众脸上洋溢着激动的神情时，会感到一阵激动，而这种激动可以与发现自己被爱时的狂喜相提并论。只有在触动和征服他人的心灵时，我们享受的奖赏才值得为之付出努力。
我们也会经历一些欢乐时刻，以便可以继续度过平庸的生活。这种快乐可能是我们坠入爱河、孕育新的生命、出版新书，也可能是取得了重大发现。我们自欺欺人地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然而，如果在那一刻，权威人士或教师等人，走上前来给我们颁发奖章或奖品，没有人能剥夺属于我们的真正的奖赏。幻想破灭时，我们会大喊：“你是谁？提醒我我不是至高无上的，还有一个在我之上的人给我奖赏？”
就惩罚而言，我们并不是要否定其社会功能和个人效能，而只是要否定其道德价值和普遍性。惩罚最常用于罪犯身上，但罪犯人数相对较少，社会进步并不依赖于他们。刑法规定，如果我们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不诚实，就会受到惩罚。但是，我们不诚实是因为我们害怕法律，我们不会偷盗和杀人，是因为我们认识到这种行为本质上是邪恶的。法律的惩罚只是使我们更加敏锐地认识到这一点，但生活的基调应该是使我们远离作恶的可能性。
即使不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研究这个问题，我们仍然可以说，违法者在他违反法律之前，就已经意识到法律的存在和可能的惩罚了。换言之，他感受到刑法的压力却依旧知法犯法，或者他以为自己可以逃避惩罚而禁不住犯法。然而，他在自己的头脑中经历了犯罪与惩罚之间的思想斗争。无论刑法是否能有效地达到阻止犯罪的目的，它无疑是为极为有限的一类人而制定的。绝大多数公民是诚实的，即便他们不了解刑法的制裁细则。
对一个正常人的真正惩罚，是让他失去对自己力量和伟大的认识。这样的惩罚常常落在那些享有大量所谓的“奖赏”的人身上。但不幸的是，人们往往没有意识到真正的惩罚可能会压垮他们。
在这里，教育能发挥很大的助力作用。但是，我们反而让儿童待在学校里，禁止他们接触有害身心的东西、物质上的奖励和惩罚。为什么呢？是为了让他们保持安静。但这将把他们引向何方？不幸的是，没有任何方向！他们的教育是机械地把教学大纲的内容灌输进他们的头脑，而教学大纲往往是由教育部门制定并由法律强制执行的。
我们竟然忘记了自己的生命与子孙后代的生命是相通的。我们应该为此羞愧地低下头，捂住脸！确实，我们今天迫切需要改革教学和教育的方法，而致力于改革的人正在为人类的复兴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