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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要培养公认意义上的科学大师困难重重，我们先暂且抛开这个话题。我们甚至不会试图描述这种准备工作的方案，因为这不是我们想要在这里进行讨论的。相反，让我们假设，通过长期的观察自然和耐心的练习，我们已经让教师做好准备，如我们已经引导他们达到这样的程度，即像那些学习自然科学的学生那样，他们在深夜起床，走进树林和田野，观察他们感兴趣的某些昆虫科的早期活动。
有这样一位科学家，虽然长途跋涉让他变得疲惫不堪，但仍然兴致盎然地观察着，浑然不觉自己满身泥泞，薄雾湿身，或者烈日灼人；他只想丝毫不暴露自己的存在，以便不打扰那些昆虫，让他可以观察到它们所履行的自然职能。让我们假设这些教师已经达到了科学家的境界，他视力模糊，却仍然通过显微镜观察某些特定微生物的自发运动。在这个科学家看来，这些生物似乎拥有一种模糊的智力，它们有彼此回避和选择食物的方式。然后，他用电刺激进行干扰，观察不同的生物群体如何对正极和负极做出反应。在进一步的实验中，他注意到一些生物趋光，而另一些却避光。他研究了这些类似现象，始终牢记着这样一个问题：逃离或奔向刺激是否与彼此回避或选择食物具有相同的性质，也就是说，这种差异是不是选择的结果，是不是由于这种模糊的智力意识，而不是类似于磁铁的物理吸引或排斥。让我们假设，这位科学家发现现在是下午四点，他还没有吃午饭，他带着愉悦的心情意识到自己是在实验室而不是家里工作，否则几个小时之前家人就会叫他用餐了，而这样会打断他有趣的观察。
让我们想象一下，除了所接受的科学训练之外，教师也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对观察自然现象感兴趣的态度。这很好，但这样的准备是不够的。“大师”真正的特殊使命不是观察昆虫，而是观察人类。他不是要研究人类日常生理习性的表现，就像研究某些昆虫家族一样，从它们早晨醒来的时候就开始跟踪它们的活动，大师所研究的是人类智力活动的觉醒。
教师对人类的兴趣应当有这样一个特点，即观察者和被观察者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而动物学或植物学学生和他所研究的自然形态之间并不存在这种关系。人类要爱上自己所研究的昆虫或化学反应，就必然会牺牲自身的一部分。从世人的观点来看，这种自我牺牲是对生命本身一种不折不扣的放弃，几乎是一种殉道。
人与人之间的爱更加简单，无处不在。无论是否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人们都能做到。
这第二种准备方式，即精神的准备。让我们将虔诚的爱，将科学家自我牺牲的精神，植入教师的灵魂，我们就准备好了教师的精神。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他将从孩子身上学习如何完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