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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希望可以在小学普通儿童的班级上尝试使用治疗特殊儿童的方法，但我从未想过在幼托机构进行这样的尝试。这一切纯属偶然。
那是在1906年的年末，我刚从米兰回来，作为国际展览委员会成员，我负责颁发科学教育学和实验心理学的奖项。我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机会：罗马优秀建筑协会会长埃多阿尔多·塔拉莫邀请我，在其示范公寓内组织幼儿学校。塔拉莫先生的想法是，把公寓里三岁到七岁的孩子都聚在一个大房间里。一位同样居住在公寓里的教师，将会指导这些孩子的游戏和工作。按照计划，每个公寓都会有自己的学校，由于优秀建筑协会在罗马已经拥有400多套公寓，这项工作似乎前景广阔。1907年1月，在圣洛伦索区的一所大公寓里，我们建立了第一所学校。在同一地区，协会已经拥有58栋建筑，根据塔拉莫先生的计划，我们很快就能开设16所“公寓学校”。
塔拉莫先生和我的共同朋友奥尔加·洛迪女士，将这种新型学校取名为“儿童之家”。我们位于马西大道58号的第一所学校于1907年1月6日开放。坎迪达·努切特利负责学校管理，我负责相关的指导工作。
从一开始，我就意识到这些机构在社会和教育方面具有重大意义，但直到今天，许多人才开始看到这个事实。
同年4月7日，圣洛伦索区的“儿童之家”开业了；1908年10月18日，优秀建筑协会在米兰工人居住区为另一所“儿童之家”举行了落成典礼。这个社团下属的工厂负责制造我们所用的材料。
同年11月4日，第三所“儿童之家”在罗马开张，这次不是在贫民区，而是位于卡斯特罗广场法马戈斯塔大道的一所现代化中产阶级住宅；1909年1月，瑞士的意大利语区开始对采用福禄贝尔教育体系的孤儿收容所和儿童机构进行改革，他们采用了“儿童之家”的教学方法和材料。
“儿童之家”有着双重的重要意义：从社会角度来说，它是一所特殊的、开设在住宅内的学校；从教育角度而言，我在这里运用了自己之前尝试的方法对儿童进行教育。
塔拉莫先生的邀请给了我一个极好的机会，使我能够将教育特殊儿童的方法应用于幼儿阶段而非小学阶段的正常儿童。在婴儿早期，我们还可以把特殊儿童和正常儿童相提并论，因为在这个阶段，发育不全的儿童和尚未发育的儿童是有相似之处的。
幼儿还没有完全掌握肌肉运动的协调，因此走路摇摇晃晃，无法自己穿脱衣服。感觉器官，如眼睛的调节能力，还没有完全发育；语言是原始的，有着幼儿语言的共同缺陷。很难集中注意力、不够稳定等，是正常幼儿和特殊儿童共有的特点。普雷耶在对儿童的心理学进行研究中，也转而认为病理性的语言缺陷，与发育过程中正常儿童的语言缺陷是类似的。
因此，让弱智儿童的心智获得成长的方法，应当对幼儿的发展也有所帮助，并且对这些方法经过适当调整后，我们可以将它们融入对正常儿童的教育中。许多永久性缺陷，如言语缺陷的形成，都是由于儿童在三岁至六岁这个功能形成的关键期受到了忽视。
这就是我在“儿童之家”进行教学实验的意义所在。我尝试将用于特殊儿童的方法来教育这些幼儿。只要阅读一下塞昆的著作，人们就可以看到我的工作并没有简单直接地运用塞昆的方法。但不容否认，两年的尝试以法国大革命期间的实验为基础，伊塔德和塞昆为此付出了终生的努力。
而在塞昆第二本著作出版的三十年后，我重新提及这位伟人的思想，甚至他所做的工作，而他以同样的热情，继承了导师伊塔德的工作和思想。十年来，我不仅按照他们的方法进行了实验，而且通过虔诚的思考吸收了他们的工作。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十年的工作可以看作伊塔德和塞昆四十年工作的总结。从这个角度看，之前五十年的不懈努力为仅仅两年的短暂尝试做了铺垫，这些实验代表了三位医生（从伊塔德、塞昆到我）前赴后继的工作，说明我们或多或少在精神病学道路上做出了一些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