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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导师、教育部长吉多·巴切利，请我给罗马的教师们上一堂关于弱智儿童教育的讲座。后来。我又在州立精神矫正学校讲授了这门课程，并在那里指导了两年多。
在这所学校里，我们有一个全日制班级，那里的孩子在小学里全都被认为是严重智力低下的。后来，在一个慈善组织的资助下，我们成立了一个医学教育机构，除了公立学校的孩子，我们还接纳罗马精神病院的弱智儿童。
两年间，我和同事们为罗马的教师们设计了一套观察和教育弱智儿童的特殊方法。我对教师们进行了培训，并且在伦敦和巴黎对弱智儿童的教育进行实地研究之后，我亲身投入对孩子们的实际教学中，同时指导着我们机构其他教师的工作。
从早上八点直到晚上七点，我都在教室里，或者直接给孩子们授课，所做的并不亚于一位小学教师。这两年的实践经验，可以看作我获得的第一个教育学学位。在与弱智儿童进行互动（1898年到1900年）的最初，我觉得自己所用的方法不仅仅局限于指导智力低下者，我还相信，其中所包含的教育思想比现行的思想更为合理，或者说合理得多，因为这些方法可以让落后的心智得以成长和发展。在我离开学校后，这样强烈而近乎直觉的感受占据了我，渐渐地我相信，对正常孩子采用类似的方法，可以奇迹般地发展或释放他们的个性。
就在那时，我开始真正深入地学习矫正教育学，并且还希望学习普通教育学及其原理，为此我成为哲学系的学生。虽然我不确定自己的观点能否得到证实，但是一个伟大的信念激励了我，我放弃了其他所有工作，想要深化和扩展自己的论点。我似乎为一个未知的使命做好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