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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问题是，我们需要建立一套专门用于实验教育学的方法。诚然，卫生学、人类学和心理学充实了科学教育学，虽然它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受教育的个体，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采用了这三门学科的技术方法。而在教育学中，这种对个体的研究必定伴随着迥然不同的教育的工作，总体来说这些工作是有限和次要的。
本文部分论述了实验教育学中所采用的方法，在“儿童之家”两年的时间里，我用这种方法对三岁至六岁的儿童进行了研究。虽然这只是一些尝试，但鉴于这些实验业已取得的惊人成果，我相信后人会受到鼓舞，并继续深入地进行探索。
尽管我们的教育体系并不完善，但实践证明这个体系是优秀的，它为所有幼托机构和小学提供了一个实用的体系。
如果说目前的成果仅仅来源于两年中的实践，这或许并不确切。这些尝试本身并不足以形成我在这里所论述的内容。在“儿童之家”中所使用的教育体系，其起源要久远得多，虽然我们拥有对正常儿童的教育经验的时间比较短暂，但这个体系其实也来源于过往我们对特殊儿童的教育经验。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是一个长期的、深思熟虑的过程。
大约十五年前，作为罗马大学精神病诊所的助理医师，我经常去精神病院研究病人，并为诊所挑选受试者。由此，我对那些被关在精神病院里的弱智儿童产生了兴趣。甲状腺器官疗法在当时已经很发达，医生也因此开始注意特殊儿童。在完成了常规的医院工作后，我把注意力转向了儿童疾病的研究。
由于对弱智儿童的兴趣，我了解到爱德华·塞昆为这些不幸的孩子们设计的特殊教育方法，并深入研究了“教育疗法”对耳聋、瘫痪、弱智、佝偻病等各种疾病的疗效，后来医生们也开始接受这种疗法。必须把教育学与医学结合起来治疗疾病，这是当时的共识。由于这种趋势，通过体育锻炼治疗疾病的方法得到了广泛的普及。然而，我和同事们的分歧在于，我觉得智力低下主要是一个教育问题，而不是医学问题。在很多医学会议中，我提出了如何治疗和教育智力低下儿童的医学-教育学方法。在1898年的都灵教育学大会上，我发表了名为“道德教育”的演讲，表达了自己的不同观点，这些观点在医生和教师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他们认为这是一个饶有趣味的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