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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的自由则是一个更加广泛的概念。当十九世纪的生物科学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生命的手段时，这种自由已经初见轮廓。因此，如果说旧式的教育学预见到或模糊地表达了在对学生进行教育之前应先研究他们，让学生自由表现个性的思想，那么只有在上世纪实验科学的帮助下，这样一种本能而不确定的、鲜少被提及的想法才有可能真正落地。这里我们不想进行辩论，只是实事求是地陈述自己的观点。如果有人说自由的思想指导了当今的教育学，这只会使我们发笑，我们认为我们就像面对一个孩子，他站在那盒蝴蝶标本面前坚持认为那些蝴蝶是活着的，可以翩翩起舞。
教育学仍然充斥着奴隶制的思想，学校也同样如此。我只需要给出一个证据——固定的课桌椅。在这里我们有一个明显的证据，可以证明早期唯物主义科学教育法的错误，它以错误的热情和力量搬运了贫瘠的科学之石，想要重建学校的断壁残垣。起初，学校里摆放着又长又窄的长凳，孩子们一起坐在这些长凳上。随后，科学让桌椅得以完善。在这个过程中，人们非常关注人类学的最新贡献。他们根据孩子的年龄和四肢的长度来确定座位合适的高度。他们小心翼翼地计算座椅和书桌之间的距离，以防孩子的背部变形。最后，座椅是分开的，并且宽度很短，孩子们几乎无法舒服地坐在上面，更不可能向侧面伸展自己。这样做是为了让他不打扰到邻座的孩子。这些书桌的结构使孩子一动不动，教师可以清楚地看到孩子的举动，防止他们在教室里做出不规范的举动。
当今社会，在教育中宣扬性道德的思想会被认为是可耻的，我们该如何评价这种谨慎呢？是害怕玷污我们孩子纯真的心灵吗？然而我们却让科学向一种虚伪的形式发展，成为为我们捏造事实的机器！不仅如此，还以科学的名义对桌椅进行完善，以最大程度地不让孩子移动，随心所欲地抑制儿童的每一个动作。
在这样的安排下，当孩子很好地坐到自己的座位上时，他被迫认为这是卫生而舒适的位置。座位、搁脚板、课桌的布置让孩子永远无法在学习时站立起来。那个空间只够他坐得笔直。教室的课桌椅朝着这样的方向设计得日臻完美。每个所谓科学教育学的崇拜者都设计了一张示范性的科学课桌。不少国家都为自己的“全国通用课桌”而感到自豪，有些课桌还注册了专利。
毫无疑问，这些桌椅的建造有许多科学依据：已应用于测量身体和诊断年龄的人类学、用于研究肌肉运动的生理学、关于人性发展的心理学，以及防止脊柱弯曲的卫生学。这些桌椅确实是科学的，它们的构造遵循了针对儿童的人类学研究。正如我所说，这个例子说明了科学在学校里是如何被生搬硬套地运用的。
我相信用不了多久，我们都会对这种态度大跌眼镜。在卫生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的不断研究，以及思想的总体进步下，人们居然没有更早地发现桌椅的根本性错误，这似乎是无法理解的。当我们想到在过去的几年里，几乎每个国家都在鼓动一场保护儿童的运动时，这就更加成为不解之谜了。
我相信很快，公众就会对这些科学桌椅的描述产生怀疑，他们会用好奇的双手来触摸这些为了防止学生脊柱弯曲而建造的桌椅！
这些科学桌椅的发展意味着学生们受到了一种制度的约束，尽管他们生来强壮挺拔，但这种制度却使他们可能成为驼背！脊柱是骨骼中最原始和最古老的部分，而骨骼是人体身上最坚固的部分。原始人与沙漠雄狮战斗，征服猛犸象，开采岩石，制造铁器，在这些时刻他们的骨骼依然挺拔，现在却在学校的桎梏下发生了弯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