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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十五世纪末，西班牙在资助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后，通过对新大陆的疯狂殖民掠夺，一跃成为世界强国、海上霸主。十六世纪末，世界贵重金属开采中的83%为西班牙所得。为了保障其海上交通线和在海外的利益，西班牙建立了一支拥有百余艘战舰、三千余门大炮、数以万计的士兵的强大海上舰队。这支舰队横行于地中海和大西洋，骄傲地自称“无敌舰队”。
西班牙的成功引起了英国的垂涎，伊丽莎白女王向海盗颁发私掠许可证，于是，打劫西班牙或葡萄牙商船在英国成为一项合法的行为。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远征英吉利，英西海战爆发，英国海军以逸待劳，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大败“无敌舰队”，从此西班牙一蹶不振，霸主易位，开启了世界经济的大英帝国时代。
英国代替西班牙控制了海上交通线，国际贸易迅猛发展，贸易纠纷也越来越多，在英国王室法庭法官们的眼里，商事仲裁成了一块香喷喷的大蛋糕，但这块蛋糕被民间的商人法庭牢牢抓在手里。怎样才能夺过来呢？这些“身经百战”的法官们心里明白，习惯的力量很难改变，唯一的方法是弱化商人法和商人法庭本身的权威。王室法庭想出了一招釜底抽薪的方法：通过立法规定，对商人法庭判决不服的，可以向王室法庭上诉。上诉机制建立后，在实际仲裁案件的操作中，商人法庭的裁决看起来便不再那么具有决定性，商人法庭的权威不断被削弱。
1609年，商人法庭对维纳尔案（Vynior's Case）的裁决被王室法庭撤销，终审法官爱德华·柯克勋爵在法官意见中写道：尽管一个人必须服从仲裁裁决，但他仍可撤销仲裁裁决，仲裁员的目的是寻求一个适当的妥协，而法官的目的是对案件的是非曲直进行裁决。该案实际上撤销了根据商业法仲裁商事纠纷的保证。从此以后，商人法庭在英国基本消失，在其他国家也难以幸免。1803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最高法院开始驳回那些他们认为不符合法律和事实的仲裁案件。1807年，纽约州规定，商人陪审团不应再涉足商事案件。后来，美国各州陆续由法庭接管商事纠纷，取得了对执行商事纠纷裁决的垄断权。在随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民间商事仲裁基本没落。
在英国商人法庭和王室法庭争权夺利得不可开交的时代，明王朝的万历皇帝依然坚定不移地执行着先祖朱元璋制定的《教民榜文》：民间户婚、田土、斗殴、相争一切小事，不许轻便告官，务要经本里甲老人断决，若系奸盗、诈伪、人命重事，方许赴官陈告。若不经由者，不问虚实，先将告人杖断六十，仍发里甲老人理断。里甲老人的职能相当于汉代的乡三老，中国人历经了一千八百年的风风雨雨，纠纷解决由本族德高望重的老人来仲裁的机制仍然没有改变。欧洲工商业蓬勃发展的同时，中国还在坚持数千年来重农抑商的传统，直到工业化的英国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清朝国门，这头东方睡狮才渐渐苏醒。
再来看看西方，1861年，美国南北战争爆发，占据优势的北方军对南方军进行了海上封锁，南方种植园的农产品在销往英国的过程中出现大量被扣押或击沉等不可控因素，因购买、运输、销售农产品而产生的合同诉讼堆积如山，需要花费数年才能审理完毕，商人们无法容忍如此漫长的讼期，便又想起已经销声匿迹两百多年的商人法庭，其快捷廉价的审判对商人们来说无疑是久旱之甘露：利物浦棉花联合会首先在合同中载入仲裁条款，其他商会也纷纷跟进和采用。短短数日内，从大宗商品（玉米、油菜籽、棉花、咖啡等）的交易开始，到仓储商、物流商、生产商，再到建筑、工程、房地产、服务商等，纷纷重新启用民间仲裁制度，保障交易的纠纷不进入官方法庭。
初期的南北战争只是为了促成国内的统一，但后来，它不但演变成了一场解放黑奴的种族革命，还从侧面促进了仲裁制度的复兴。1889年，英国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专门的仲裁法，1892年11月23日，世界上第一个仲裁常设机构——伦敦仲裁院成立。随后数十年里，各国纷纷响应，1917年，瑞典建立了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1921年，日本建立了海运集会所，1926年，美国建立了仲裁协会。
尽管在某段特定的历史时期里，行政和人为对仲裁的干预取得了一时的胜利，但并未敌过历史滚滚向前的车轮，现代仲裁制度历经波折，终于迎来了破茧成蝶的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