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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海区域有着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无法比拟的、得天独厚的优势，它手牵两大洋，脚踩亚欧非，自有人类活动以来，就是人类文明的主要发源地之一，古希腊和古埃及文明都在此诞生，也是当之无愧的世界贸易中心。它是如此重要，沿岸各国虎视眈眈，都想主宰地中海，在欧洲内陆还是蛮荒之地的时代，地中海就已是西方文明的中心。当埃及和希腊垂垂老去之时，亚历山大来了，他像一阵旋风，席卷地中海，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跟着而来的是罗马、阿拉伯、蒙古、奥斯曼，他们都短暂地成为过地中海的霸主，但都不约而同地黯然退场，没有人能成为地中海真正的主人，因为地中海有它自己的宿命，它属于全世界。
中世纪中后期，地中海沿岸已经形成十多个国家，还有为数众多的独立城邦，来自东方的香料、丝绸、瓷器以及各种各样的东方商品，经过漫长的古丝绸之路到达地中海东岸，经过阿拉伯和意大利商人之手，大量涌入欧洲和非洲市场。作为交换，欧洲的木料、亚麻、棉花、呢绒和武器，非洲的黄金，也经过地中海的航线，输向亚洲。到十五世纪，地中海沿岸已形成了亚历山大、君士坦丁堡、雅典、威尼斯、罗马、马赛、巴塞罗那、突尼斯等四十余个著名的港口城市。同时，为了方便各个国家的商旅落脚和交易，众多的商贸集市在各个港口建立起来。
在各个货物堆积如山的集市上，除了各种各样的商人之外，不时可以看到一些戴着礼帽、穿着正装、提着公文包的行色匆匆的男人，他们就是为各国商人解决争议和纠纷的专职商事仲裁员，他们在集市上简陋的管理处办公，召集双方当事人、调查取证和组织辩论，一件件复杂或棘手的案子在他们手上迅速化解。这些仲裁员为各个商人“法庭”服务，仅在地中海沿岸和欧洲各国，这样的商人“法庭”就有数百个。
商人法庭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西罗马帝国的覆灭。日耳曼人把西罗马的领土分裂为十多个国家，每个国家各自为政，各有各的法律，而这些法律大部分基于市民法或城市法等公民法，外来商人碰到纠纷，投诉无门，商人们便自发组成了临时调解中心，由集市里品德高尚、诚实守信的商人仲裁和调解。“商人事商人了”的制度极大地保障了交易的效率和安全。经过数百年的发展，临时调解中心逐渐转化成专职的商人“法庭”（调解或仲裁中心），而“法庭”的“法官”（仲裁员们）都来源于经验丰富的商人。这些仲裁员，风雨无阻地在地中海沿岸和欧洲各地奔波，哪里有纠纷，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他们风尘仆仆，脚上沾满泥巴，往往一到目的地，脚上的泥巴还没干，裁决便已经作出。仲裁员还没来得及松口气，邮递员就已送来了新的案件，又要赶往下一个集市、城市甚至另一个国家。这些商人“法庭”被商人亲切地称为“泥足法庭”。
在西方国际贸易和商事仲裁蓬勃发展的时代，中国仍恪守着数千年来老祖宗重农轻商的教诲，乡绅和里长们依然承担着调解或裁断一切民商事纠纷的角色。直到1904年，彼时西方社会已经完成了第二次产业革命，中国才在上海成立第一家商会——上海商务总会及附属于商会的商事裁断处。随后数年里，在清政府的支持下，商会和裁断处遍地开花。民国延续了清末的商会制度。民国二年，中国的商会和裁断处的数量已达998所。由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这些来自裁断处的裁决对外商并没有太大的约束，但对国内贸易的商家们，裁决书的执行还是得到了很好的效果。
商事仲裁制度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建立起来，如此多的商事仲裁员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让我们看看《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会报》记录的数据：1914年6月，四川犍厂商事公断处成立时，共有15名正式职员，其中1名处长，12名仲裁员，2名调查员。在12名仲裁员里，1人是商会副会长，8人为商会会董，另3人为社会知名人士。其他裁断处也大同小异，湖南祁阳商会裁断处共14名职员，其中13人为商会会董，而商会会长兼任公断处处长的情况更是普遍。这些会长和会董，原本都是成功的商界名流，威望和公信力自然不差，在军阀混战、人人自危、官府无能的年代，不信他们还能信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