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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米兰后，爱迪生加入了他的“流浪者”伙伴，和他们一起去密歇根州的半岛露营。他仍旧满腹哀愁，并向费尔斯通25岁的儿子小哈维传授他的“记忆群集”理论，这种群集使人性得以延续。“显微镜根本找不到它们……当这些实体离开身体时，身体就像一艘没有舵的船——空空如也，不再运动，而后死去。”
爱迪生自以为在谈论形而上学，他竭尽全力避免使用“上帝”这个词，但这反而让一个老人对确信死亡并非最终归宿的渴望欲盖弥彰。两年前的夏天，在马里兰州露营时，他问了威廉·安德森主教一个令人吃惊的问题：“请告诉我，在我们短暂的一生结束时，我们将何去何从？”
当然，这是人类存在的基本问题之一，从科学和理性角度都无法回答。在并不短暂的一生中，爱迪生大部分时候都是托马斯·潘恩的信徒。关于他，爱迪生写道：
我一直对这个人很感兴趣。我父亲在家里的书架上放着一套托马斯·潘恩的书。我大概是在13岁的时候翻开这套书的。我还记得他的书中闪烁着启蒙的灵光。他在政治和宗教问题上的观点与我们周围的许多人如此不同，能启迪智慧……
许多人无法理解卢梭和孟德斯鸠，却认为潘恩的书开卷有益。他的著作逻辑鲜明、条理清晰、语言精准，即使是一个小学生也能够理解……
他被称为无神论者，但其实不是。潘恩相信有一种至高的智慧，该智慧代表了一种理念，其他人则常常通过神的名字来传达此种理念。
爱迪生对这位伟大的理性主义者的认同体现在他称赞其为发明家上。“他构想并设计了铁桥和空心蜡烛，这正是现代中央通风燃烧炉的工作原理。潘恩展示出了普遍性的天赋，他对事物的多样性很感兴趣。”
如果上述事迹表明他们两人都持纯粹的机械泛神论，爱迪生此时则发现自己已跳出了人工制造的“东西”，更多地研究自然万物。在潘恩看来，多样性比任何东西都更令人敬畏。“自然之书从不说谎，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学到几乎所有关于生命、死亡，或许还有不朽的哲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