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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节是我国民间传统的三大节日之一，与春节、中秋二节齐名，史书上也有称“端阳节”“重午节”的。各地围绕这一节日的习俗很多，其中最普遍的就是龙舟竞渡、吃粽子、门楣插艾和在身上涂雄黄酒等，大多数内容与夏日防病有关。
按照时令，端午节处于小满与夏至之间，为夏节。此时自然界阴阳交替，正是多种传染病的发病高峰。采取必要的措施进行季节性防疫，符合中医“治未病”的原则。
关于端午习俗与夏日防疫的关系，古人的认识是科学的和超前的。比如吃粽子一事，周处认为是顺应节气，“取阴阳相尚相包裹未分散之时象”。宗懔认为是“以避水厄”。竞龙舟是适于五月进行的民间娱乐活动，有强身健体、愉悦身心的效果。插艾叶“以禳毒气”（《荆楚岁时记》），“渍酒以菖蒲，插门以艾，涂耳鼻以雄黄，曰避虫毒”（《帝京景物略》）。从古人的这些说法中可以看出，端午节风俗中大多活动都与仲夏时令有关，包含着科学的防病灭灾道理。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古人发现：当季节变化或环境改变之时，人的机体不能一下子适应变化了的情况，各种疾病很容易发生，而采取一些必要的防范措施确有避免和减少疾病发生的可能。生活中的经验逐渐成了传统，并约定成俗。但限于科学水平和人们认识能力的限制，对许多问题还无法作出准确的解释，巫医就利用人们本来就有的对鬼神的信仰，掺入了“神灵”的说教，给这些原本接近科学道理的习俗打上了带有浓厚封建迷信色彩的烙印。正本清源，有必要对这些问题说个明白，还事物本来纯洁之面貌；去伪存真，很容易看到这些民俗中的朴实光华，让它们更好地为人类健康服务。
菖蒲酒，不仅在民间早有习用，就是在古代皇室中也是有特殊身价的，清宫医案中慈禧和光绪服用以菖蒲为主药配制的“长春益寿膏”“延龄益寿膏”等延年益寿药最多。菖蒲的这一作用起码在唐代以前就被充分认识和运用了，文学家韩愈的《进学解》中就有“以昌阳引年”的话。这里的“昌阳”，就是菖蒲，因古时以一寸九节者为上品，故又名“九节菖蒲”。其主要作用是化痰开窍、利湿和中。化痰去百病之源，开窍使耳聪目明，和中能增进食欲，利湿以轻身健体。诸功合用，对延年益寿会有一定帮助。《道藏》中有“菖蒲传”一卷，书中说坚持以酒送服菖蒲丸，一个月消食，二个月痰除，五年骨髓充、颜色泽、白发黑、落齿更生。尽管这种说法可能有些夸大，但适量饮用菖蒲酒对身体有益的确是事实。“端阳”崇“昌阳”，恐怕还有使阳生、阳昌的吉意，这符合中国古文化的特色。
关于插艾叶，明代诗人庄昶在“蓬莱宫中悬艾虎，舟满龙池竞萧鼓”的诗句中有过吟咏，那是说景致的。与他同时代的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说过“五月五日鸡未鸣时，采艾似人形者揽而取之，收以灸病甚验，是日采艾为人形，悬于户上，可禳毒气”的一席话，这是说用途的。作为中药，艾有调理气血、驱逐寒邪、温通经脉、安固胞胎、止血止带的用途，是治疗心腹冷痛、久痢久泻、吐血衄血、崩漏带下、胎动不安、痈疡疥癣的常用药，习惯上以汤阴产的北艾、蕲春产的蕲艾和四明产的海艾为上品。以艾为灸，是艾的上述作用与针的作用的综合，对治疗相关疾病效果不错，古有艾入药“通十二经脉”、灸用“治百病”的赞语。五月鲜艾，长势正盛，气味刺鼻，用其驱蚊杀菌确有一定效果，这也是被现代药理研究肯定了的。
关于用雄黄酒，民间习用之风本已不可收，戏曲《白蛇传》中白娘子端午喝雄黄酒现蛇形的渲染，使它更有了市场。雄黄解毒杀虫之功历代医籍多有记述，自《神农本草经》至近代研究运用的结果都是持肯定态度的。但它主要的作用是疗外伤的，无论是消痈止痛的醒消丸、治疮痒疥癣的二味拔毒散、治诸疮发毒的生肉神异膏，还是治破伤风的发表雄黄散、治积年冷瘘的雄黄膏、治大麻风的雄漆丸，都直接或间接地连着外科。治内科疾病运用比较慎重，用量严格控制在0.3～0.9克之内，均研粉加入丸、散之剂。雄黄的主要成分是硫化砷，分解氧化后成为剧毒的三氧化二砷，运用不当会引起中毒，乃至致命。因此，不仅雄黄酒不能饮，在身上搽雄黄也是很危险的举动。因为雄黄可以被皮肤直接吸收，反复或大面积搽涂照样会引起中毒。对雄黄杀虫解毒的功能要正确认识、科学运用，万不可无端以俗为据而盲从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