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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四畔”是中医学对痈疽疮疡四周的描述。探究大量中医外科文献，四畔疗法是通过病灶四畔的特征，来辨识不同证候、不同疾病及其善恶顺逆的诊断方法，即着眼于纠正“四畔”的病理变化进行治疗和施药、施术于“四畔”的外治法。这些有关“四畔”的辨证和治疗经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医“四畔”理论。“四畔”理论是独具特色的中医外科精华，它根植于中医理论基础，“四畔”理论集中体现了诸多中医诊疗思想。
“以平为期”语出《素问·至真要大论》，其曰：“帝曰：岁主脏害，何谓？岐伯曰：所不胜命之，则其要也。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上淫于下，所胜平之，外淫于内，所胜治之。帝曰：善。平气如何？岐伯曰：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正者正治，反者反治。帝曰：夫子言察阴阳所在而调之，论言人迎与寸口相应，若引绳，小大齐等，命曰平。”此段原文论述了疾病总的病机是脏腑的气机失调（即“不平”），提出了治疗疾病的总原则“以平为期”，进而阐明了“察阴阳所在”“正反治法”等运用原则，最后指出衡量“平”的标准是“人迎与寸口大小齐等。”《黄帝内经》中“以平为期”的治疗观是以阴阳学说为基础、在阴阳失和的病理状态下提出的治疗，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人体的阴阳是彼此消长运动变化的两个方面，只有保持阴阳平衡，人体才能保持健康。一旦阴阳平衡打破，就会出现阴阳偏盛偏衰的现象，从而引发疾病。因此，《黄帝内经》把“太过”“不及”作为诊病纲要，并提出了“虚则补之，实则泻之，不虚不实以经取之”，以及“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微者逆之，甚者从之……适事为故。”等种种不同的治疗方法，其最终目的就是纠其所偏以达到新的平衡。
在临床应用中，要重视对“度”的把握，尤其要避免用药太过的弊端。如《素问·至真要大论》曰：“气增而久，夭之由也。”认为一种治则治法不宜应用时间过久，过久容易使病情走向另一面。此外，过汗则伤阳耗津、过下则伤精损液、过温则伤阴、过寒则伤阳，都明确告诫“中病即止，勿过其度”。
扶正祛邪是中医的主要治则之一，是中医所特有的理论学说。扶正即扶助机体的正气，以增强体质，提高机体抗邪、抗病能力的一种治疗原则，主要适用于虚证，即所谓“虚则补之”；祛邪即祛除邪气，排除或削弱病邪侵袭和损害的一种治疗原则，主要适用于实证，即所谓“实则泻之”。扶正与祛邪的关系也是一种调节人体平衡的关系，其目的是使人体“阴阳自和”。
陈自明在《外科精要·疮疡隐括关键处治之法》中谓：“疮疡用围药，如肿痛热渴，症属纯阳，宜内服济阴丹，外敷抑阳散。若似肿非肿，似痛非痛，似溃不溃，属半阴半阳，宜内服冲和汤，外敷阴阳散。若微肿微痛，或色黯不痛，或坚硬不溃，症属纯阴，宜内服回阳汤，外敷抑阴散。”这是通过对病灶及其四畔进行阴阳辨证，一般阳证疮疡表现为疮周四畔色泽红活焮赤，皮温灼热，肿胀形势高突起，局限，根盘收束，肿块软硬适度，皮肤感觉正常或疼痛比较剧烈；阴证疮疡则为疮周四畔色泽紫暗或皮色不变，皮肤不热或微热，肿胀平坦下陷，不局限，根盘散漫，肿块坚硬如石，或柔软如棉，皮肤麻木不知痛痒或隐痛、酸痛或抽痛等，进而把握病证的阴阳属性，有目的地选择“阳病治阴，阴病治阳”。通过调整阴阳的偏盛偏衰，扶弱抑强，补虚泻实，温寒清热来调理气血、疏通经络，以期达到新的平衡。符合《素问·至真要大论》所谓“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的基本思想。
整体观念是中医学关于人体自身的整体统一性及人与自然、社会环境的辩证统一的认识。对中医整体观念的理解应包含两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把人放在自然界这个大背景下，人与自然界共同构成了整体，人生活在自然界，与其有着须臾不可分离的关系；即“天人相应”观。《黄帝内经》有“生气通天”的论断，认为“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灵枢·岁露》），强调人与外界环境的密切联系。《黄帝内经》根据五行学说，把一年分为五季，认为春温、夏热、长夏湿、秋燥、冬寒就是一年四时中气候变化的一般规律。在四时气候的规律性变化影响下，人也表现出春生、夏长、长夏化、秋收、冬藏等相应的生理变化过程。一日昼夜昏晨自然界阴阳的消长也对人产生一定的作用。《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说：“以一日分为四时，朝则为春，日中为夏，日入为秋，夜半为冬。”人体的机能活动产生与昼夜节律变化相似的变化以适应环境的改变。如《素问·生气通天论》说：“故阳气者，一日而主外，平旦人气生，日中而阳气隆，日西而阳气已虚，气门乃闭。”地理区域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的生理机能和心理活动。如江南地区地势低平，多湿热，故人体的腠理多疏松，体格多瘦削；西北地区地势高而多山，多燥寒，故人体的腠理多致密，体格偏壮实。此外，社会环境同样会影响人的机能活动，关乎人体的健康与疾病。《黄帝内经》指出：“故贵脱势，虽不中邪，精神内伤，身必败亡。始富后贫，虽不伤邪，皮焦筋屈，痿为挛。”（《素问·疏五过论》）说明社会环境的剧烈变动对人的心身机能的巨大影响。《黄帝内经》强调人因社会经济、政治地位不同，在体质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在疾病治疗时要因人而异。
第二个层次是人自身作为一个整体，人体内部各部分之间既是连续的、不可割裂的，又是互相制约、互为作用的，通过精、气、血、津液的作用，共同完成了机体的统一机能活动。不仅形成了形体的统一，也体现了形体与机能的统一。这种整体观贯穿到了中医生理、病理、诊法、辨证和治疗的各个方面。在形态结构上，中医学认为人以五脏为中心，通过经络系统把六腑、五体、五官、九窍、四肢百骸等全身组织器官组合成一有机的整体，并通过精、气、血、津液的作用，完成机体统一的机能活动。在生理功能上，中医学认为人体的各个脏腑器官都是互相协调活动的，任何一个脏腑、器官、组织的活动都是整体机能活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每个器官、组织在这个整体中既分工不同，又密切配合。如《素问·经脉别论》曰：“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合于四时五脏阴阳，揆度以为常也。”这阐述了人体各脏腑经络在生理功能上相互依存、相互为用的特点。
在病理变化上，中医着眼于分析局部病变所反映的整体病理状态，局部病变对其他部分、对整体的影响，注重对天人系统、人体内五脏经络系统、五脏经络内各子系统等各级系统进行调控，以抑制其病理变化。在疾病诊断上，通过观察分析五官、形体、色脉等的外在病理表现，分析、揣测内在脏腑的病变情况，从而对患者作出正确的判断，并进行治疗。《黄帝内经》中有关脉诊、目诊、面诊等全息诊法的记载，正是整体思维的反映。在疾病治疗上，既注意脏、腑、形、窍之间的联系，也注意五脏系统之间的联系。在养生保健上，也体现整体观念，如在养生动静关系上强调要动中寓静、动静结合、动而中节。
外科疾病以局部病灶为特征，在整体观念的指导下，四畔理论强调在疾病的诊断过程中，不但要注意病灶局部，而且更要重视与病灶紧密相邻的“四畔”部位的证候特征。四畔才是疾病病机变化的枢纽，四畔的发展变化标志着疾病的发展方向——痊愈、恶化、慢性迁延。如元代齐德之在《外科精义·论虚实法》中说：“凡诸疮……聚肿不赤，肌寒肉冷……气血之虚也。肿起色赤，寒热疼痛，皮肤壮……气血之实也。”《证治准绳》中说：“疔之四周赤肿，名曰护场，为可治，疔之四周无赤肿，名不护场，不可治。”在治疗时，施治于四畔，通过经络的作用，调和气血，使邪去正安，病灶自除。如《刘涓子鬼遗方·刘涓子治痈疽神仙遗论》中记载：“两曲鳅旁肚下，内外两踝……结痈难瘥，宜收毒散外贴四畔……”“痈疽肿毒……四畔用收脓散围定方”“治发背疮口内满难合，宜用胜金散……敷周围四畔”。正如“上病治下”“下病治上”“左病治右”“右病治左”“内病外治”“表病治里”等治法一样，是《素问·五常政大论》所谓“病在中，旁取之”的具体形式，体现了中医整体治疗观。正如马莳所说：“盖病在于中，而经脉行于左右，则或灸或刺，或熨或按，皆当取之于旁也。”
“治病必求于本”语出《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此即“治病求本”的最早提出，原文在以阴阳变化普遍规律作为天地万物生长、变化、衰亡根本原因的基础上提出“治病必求于本”，认为治病之本也必须求之于“阴阳”。吴崑对此原文注曰：“天地万物，变化生杀而神明者，皆本于阴阳，则阴阳为病之本可知。故治病必求其本，或本于阴，或本于阳，必求其故而施治也。”清代张志聪在《黄帝内经素问集注》中亦注曰：“本者，本于阴阳也。人之脏腑气血，表里上下，皆本乎阴阳；而外淫之风寒暑湿，四时五行，亦总属阴阳之二气；至于治病之气味，用针之左右，诊别色脉，引越高下，皆不出乎阴阳之理，故曰治病必求其本。”李中梓认为，治病必求于本，因为“人之疾病，虽非一端，然而或属虚，或属实，或属寒，或属热，或在气，或在血，或在脏，或在腑，皆不外于阴阳，故知病变无穷，而阴阳为之本（《内经知要·卷上》）。”王冰注云：“阴阳与万类生杀变化，犹然在于人身，同参同合，故治病之道，必先求之。”以“阴阳”为本的观点认为，阴阳是对疾病本原的总概括，适应于一切疾病，起着“医道虽繁，可以一言蔽之”的指导作用。
以“病因”为本，出自《素问》“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的观点。病因即邪气，邪气是发病的重要条件，是疾病发生中不可忽视的因素。《景岳全书》说道：“万物皆有本，而治病之法，尤惟求为首务。所谓本者唯一而无两也。盖或因外感者，本于表也；或因内伤者，本于里也；或病热者，本于火也；或病冷者，本于寒也；邪有余者，本于实也；正不足者，本于虚也。但察其因何而起，其病之因便是病本。”因此，治疗疾病必须针对病因。明·周子干在《慎斋遗书·卷二·辨证施治》中亦说：“种种变幻，实似虚，虚似实，外似内，内似外，难以枚举，皆宜细心求其本也。本必有因，或因寒热，或因食气，或因虚实，或兼时令之旺衰。”《罗氏会约医镜》也提出病因即病本，云：“精一者，圣道之本，而医道亦须精一以为之本，故《黄帝内经》曰：‘治病必求其本。’盖病之变态虽多，其本则一，或寒或热，或虚或实，既得其要，但得一味二味，便可拔除，即或多味，亦不过于此而辅佐之，则其意则一。”
李士材云：“经曰：治病必求于本。本之为言根也，源也。世未有无源之流，无根之本。澄其源而流自清，灌其根而枝乃茂，自然之经也。故善为医者，必责根本。而本有先天后天之辨。先天之本在肾，肾应北方之水，水为天一之源。后天之本在脾，脾为中宫之土，土为万物之母（《医宗必读·肾为先天脾为后天本论》）。”明·李中梓在《医宗必读·卷之一·肾为先天本脾为后天本论》中说：“经曰‘治病必求于本’。本之为言，根也。世未有无源之流，无根之本。澄其源而流自清，灌其根而枝乃茂，自然之经也。故善为医者，必责根本，而本有先天、后天之辨。先天之本在肾……后天之本在脾。”又在《删补颐生微论·医方论第二十二》中说“脾为后天根本，肾为先天根本，二本固则老可还少，二本伤则少有老态”，从人的衰老程度强了调脾、肾为人之本。
《素问·标本病传论》云：“病有标本……有其在标而求之于标，有其在本而求之于本，有其在本而求之于标，有其在标而求之于本。故治有取标而得者，有取本而得者，有逆取而得者，有从取而得者。”“知标本者，万举万当，不知标本，是谓妄行。”这段话不但强调了明辨标本的重要性，而且还告诫我们在治疗疾病时，必须考虑从本治疗。宋·赵佶在《圣济经·推原宗本》中说：“治病不求其本，何以去深藏之患邪……盖自黄帝标本之论，后世学者阐以兼治之术，故能智明而功全……诚能由标而探本，斯能由本而明标，五脏六腑之盈虚，血脉荣卫之通塞，盖将穷幽洞微，探颐索隐，而知病之变动，无毫厘之差矣。”
一般而言，体质对疾病有易感性，某种体质更容易得某种疾病。如“胖人多湿，瘦从多火。”所以“治病之要，首当察人体质之阴阳强弱，而后方能调之使安（《医门棒喝·人身阴阳体用论》）”。孙思邈说：“今病有内同而外异，亦有内异而外同（《备急千金要方·论大医精诚第二》）。”张景岳云：“然执中之妙，当识因人因证之辨。盖人者，本也；证者，标也。证随人见，成败所由，故当以因人为先，因证次之（《景岳全书·痘疹诠·痘疮》）。”沙建飞认为：“所谓本，是指疾病的本质，也即人的体质。因为体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的患病与否和疾病的性质……同样的致病因子，既病之后，有人患实证，有人则呈虚证，就是因为体质之不同。”饶宏孝认为：“从广义上讲，中医治病求本是着眼于人……人体患病后，出现的证，是疾病在一定时期病因、病位、病机等的综合性反映，体现了疾病阶段性的本质……不同体质的人生病后，可出现不同的病机病证。因此，人的体质是中医辨证论治的根本。”
许多医家都认为“求本”即是探求病机，因为病机基本上反映了疾病内在病理变化的本质。《素问·至真要大论》曰：“有者求之，无者求之。”所求者何？《丹溪心法》曰：“此求其病机之说，与夫求于本，其理一也。”表明治病求本必本于病机。因为“百病之生也，皆生于风、寒、暑、湿、燥、火，以之化之变也”。虽有“盛者泻之，虚者补之”治则，但其应用只有“审察病机”才能“无失气宜”。病随气动，必察其机，治之得要，方能无失。刘完素在《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卷上·病机论第七》中说：“察病机之要理，施品味之性用，然后明病之本焉。治病不求其本，无以去深藏之大患。”韦协梦《医论三十篇》也提出：“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病之起也，有所以起着，治之必求其本。如胀满，脾胃症也。有因本经健运失职者；有丹田火亏，火不生土者；有厥阴木旺，木来克土者。咳嗽，肺症也。有因本经风寒拂逆者；有心火炽盛，金为所制者；有肾水亏竭，金无所藏者。不知致病之本，而捕风系影，妄为揣测，庸医或侥幸以偶中，遂自鸣得意于一时，而世亦虚声而忘实害矣。”认为探求疾病的病机则为病本。清·冯兆张在《冯氏锦囊秘录·杂症大小合参·化原论》中亦提出以病机为本，并举虚证为例，云：“夫不取化源，而逐病求疗者，犹草木将萎，枝叶蜷挛，不知固其根蒂，灌其本源，而但润其枝叶，虽欲不槁，焉可得也！故《经》曰：资其化源。”
疾病的主要矛盾就是证，证反映了疾病的本质，它包括病因、病机、病位、病性、症状等，是对疾病本质的概括。证本质强调的是现阶段一组相关症状、体征等产生的综合内在机制，是临床辨证论治的主要依据。一般来说，治病求本就是辨证求本，把握证本质。凡危重之病，病因不明或病因虽明而无针对性药物，病理复杂或病理虽明而无逆转之法，则必须从证求本，随证候变化而辨证论治。吴润秋认为：“治病必求于本之‘求’，当释为‘辨’，‘本’，当释为‘证’，意即治病必须辨证……证反映了疾病某阶段的本质……一个证名的确立，是对疾病本质的高度概括和明确表述……因此，证反映了疾病的本质，故可称之为‘本’。”刘家义认为：“本必须反映疾病的全部情况（包括病因、病位、病性、症状等）之内在联系和根本属性。中医治病，不是针对某种原因或几个症状，而是治证。证……是对医生将四诊获得的全部资料进行分析、归纳，概括出能反映病因、病机、病位、病性和邪正盛衰、阴阳失调等情况的诊断结论，是对疾病过程中某些规律的认识，是对疾病的本质概括……可以认为：本与证相当，求本就是辨证，治病求本，本于证。”
清·周学海在《读医随笔·证治类》中提出求脏腑之本。其云：“凡病偏着于一处，必有致病之本在于脏腑之中，宜求其本而治之，非可泛治也。”旨在突出脏腑在辨治中所占的重要地位。
《难经》提出辨脏腑病变以精气血为本，其十四难云：“损其肺者，益其气；损其心者，调其荣卫；损其脾者，调其饮食，适其寒温；损其肝者，缓其中；损其肾者，益其精。”清·万寿堂《医原·女科论》也说：“因气而致病者，调其气而自通；因血致病者，养其血而气自行……《经》曰‘治病必求其本’，此说最为切要。”
对于复杂性疾病，中医学引用了标本的概念来说明疾病的病与症、正与邪、原因与结果、原发与继发、本质与现象等多组关系。四畔疗法正是治病求本这一精神的体现。如慢性溃疡临床表现错综复杂，既有溃疡创面的脓腐组织，又有创周四畔的表现。如果着眼于创面，中医衍生出祛腐生肌的治疗法则，故有“腐去肌生”之说，多采用一些具有腐蚀和毒性作用的外用药来治疗难愈性创面，在临床上有一定的疗效。但是通过长期的临床观察发现，有许多患者的难愈性创面虽然脓腐组织已经清除干净，创面愈合仍然十分缓慢。后来的研究证明，四畔才是决定溃疡发展、变化的焦点和关键。四畔的气滞血瘀是慢性难愈性溃疡的本质，根据“治病必求于本”的中医治则，应根据四畔的病机特点制定治疗法则，形成所谓的广义的四畔疗法。例如“济阴丹、冲和汤、回阳汤”这些方剂，均是依据四畔的证候而确定的。
是基于对“四畔”的病理变化是疾病病理变化枢纽的认识，根据“四畔”的病理变化，选择治则治法，可收到事半功倍的治疗效果。
“因势利导”一词最早见于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善战者因其势而利导之。”，用于兵法论战。至《黄帝内经》时期将其作为治疗思想引入到医学。所谓因势利导，即是顺应疾病邪正斗争的势态，及时的导邪外出，保存正气的一种治疗原则。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病之其始也，可刺而已；其盛，可待衰而已。”《灵枢·逆顺》曰：“方其盛也，勿敢毁伤，刺其已衰，事必大昌。”这种根据邪正斗争的势态，而采取“避实就虚”的治疗方法，即在疾病的起始阶段，邪未盛，正未衰，积极地去救其萌芽，在其发展的高峰时期，邪正斗争剧烈，不必急于硬拼，待其衰减，乘虚打击，祛邪务尽，有一定的临床意义。
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中医积累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因势利导、就近祛邪的治疗方法。如在表之邪可汗，在高之邪可吐，在里之热可清，在腑之实可下。又如腰以上肿，常采用发汗的治疗方法，腰以下肿，则采用利小便的方法。“因势利导”的治疗原则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灵枢·百病始生》云：“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于风雨寒暑，清湿喜怒。喜怒不节则伤脏，风雨则伤上，清湿则伤下。三部之气，所伤异类。”根据不同病邪所造成的“势”，尤其是以实邪为主的病证，应根据邪气所在部位和性质而采取相应措施，使之从最简捷的途径，以最快的速度排出体外，以免病邪深入而过多的损伤正气。《素问·至真要大论》曰“逆者正治，从者反治”“热因热用，寒因寒用，塞因塞用，通因通用，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坚者削之，客者除之，劳者温之，结者散之，留者攻之，燥者濡之，急者缓之，散者收之，损者温之，逸者行之，惊者平之”。均是因病邪性质而选择相对应的治法利导之。《灵枢·逆顺肥瘦》曰：“临深决水，不用功力，而水可竭也，循掘决冲，而经可通也”，说明治病的方法要依势而定，因势利导，根据病位的优势助势祛邪可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随其性而宣导之，就其近而祛除之。
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所云，“因其轻而扬之，因其重而减之”“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满者，泻之于内；其有邪者，渍形以为汗；其在皮者，汗而发之”，说明因邪气质轻，而用扬散之法，如风邪宣散之类；邪气重浊，而用逐渐衰减之法，如湿邪可淡渗；邪在上焦者，因其在上之势，发越而使之出，如痰涎、宿食、毒物等，因其病位在上焦祛邪从上出较易，故可借助病位的优势，通过运用药物或其他方法引起患者呕吐，使停留在咽喉、胸脘之上的病邪或毒物，因势利导就近从上祛邪外出。此为病邪部位在上焦的治疗思想，也是中医治疗八法之一“吐法”的源泉。马莳云：“病之在高者，因而越之，谓吐之使上越也。”邪居下焦者，因其在下之势，引而下出，如蓄水、燥结、痰独、落血等实邪停留下焦，导致下焦气机壅滞，医者施予疏利通导之法，可以顺势将邪气从二便排出体外，在祛邪外出的同时也疏利了下焦气机，亦使脏腑气血的功能得以恢复，达到邪去正复的治疗目的，取得事半功倍的治疗效果；中脘痞满者，则分消于内而泻之，病在腹中，向上不可越，向下不可泻，只可消散于中，如泻心汤类，张介宾认为“中满二字，最宜详察，即痞满大实坚之谓，故当泻之于内”；邪在表、在皮，则因其在外之势，而或用汤渍或用药取汗，《内经知要》云“邪在皮则浅矣，但分经汗之可也”。病邪在体表未及深入，病情尚轻，邪气在肌表有从外解的优势，可以应用药物内服使机体适当的汗出，则在表的邪气可随汗外出而解，如发散风寒表邪。周学海论述因病邪性质及部位而利导较为详尽，在《读医随笔》中言：“凡风寒湿热散漫于周身之腠理者，无聚歼之术也，则因其散而发之；痰血水湿结积于胃与二肠，膀胱之内者，已属有形，势难消散，则因其聚而泄之渗之；邪在上脘，愠愠欲吐，是欲升不遂也，则因而吐之，邪在大肠，里急后重，是欲下不畅也，则因而利之，此顺乎病之势而利导之治也。”
徐大椿认为：“病方进，则不治其太甚，固守元气，所以老其师，病方衰，则必穷其所之，更益精饶，所以捣其穴。”治疗时须避过邪气猖獗势头，而在其既衰之际击之，尤其是对于周期性发作的疾病，因其发作之时邪气猖獗正气盛实，正邪交争激烈，病情难辨，此时若极力收邪必会损伤正气，或引发其他不良病变。如《素问·疟论》曰：“方其盛时必毁，因其衰也事必大昌。”《灵枢·逆顺》“方其盛也，勿敢毁伤，刺其已衰，事必大昌”即论此法。因此应在疾病未发之前或病情缓解之时施予治疗，此时邪气势弱而正气不虚，为祛邪的有利时机，此时施治邪出较易。即顺应邪气外出之势，因势利导顺势祛邪。正如《素问·刺疟》中所说：“凡治疟，先发如食顷乃可以治，过之则失时也。”
因势利导即是顺应疾病邪正斗争的势态及时地导邪外出，保存正气的一种治疗原则。中医四畔疗法中处处注意“给邪去路”的法则，其中“留头”“围敷”都是给邪气留出去路的治疗手段。如尚德俊认为围药外敷留头的作用有三个方面，即当感染明显，红肿高起，有化脓趋势时，围敷留头，可以束毒聚脓，有利于排脓，热毒外泻；溃脓后，热毒未尽，围敷留头，有利于排脓引流，束毒拔脓，防止感染扩散；有疮口时，围敷留头，既便于换药，利于疮口的观察和处理，又可以消除感染，束毒消肿。此外，“痈疽……外即冷薄，不已，用热贴，贴之法，开其口，泄热气。”“治痈疽……猪胆薄方……各等份捣筛，以猪胆调令如泥，以故布，开口如小豆大，以泄热气。”唐代《千金翼方》指出治疗痈疽“法当疮开其口，令泄热气”；治疗痈肿发背，用中药捣成泥糊，“若环封四畔，瘥”。《外台秘要》称：“药贴法，皆须当疮中处开孔口，令泄疮热气出。”皆为“因势利导”的体现。
病治异同是中医学辨证论治的特点之一，包括“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两个方面，两者都是辨证论治的精神实质，即“证同治亦同、证异治亦异”思想的具体表现形式，反映了中医学诊治疾病着眼于对证候的辨析和因证候而治的特点。
同病异治指同一疾病，可因人、因时、因地的不同，或由于病情的发展，病机的变化，以及邪正消长的差异，治疗时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治法。“同病异治”治则首见于《黄帝内经》，在《黄帝内经》中含义有二：一是一种疾病采用不同的治疗工具，如《素问·病能论》曰：“有病颈痛者，或石治之，或针灸治之，而皆已，其真安在？岐伯曰：此同名异亦者也，夫痈气之息者，宜以针开除去之，夫气盛血聚者，宜石而泻之，此所谓同病异治也。”二是同一种疾病运用不同的治疗原则，如《素问·五常政大论》曰：“西北之气，散而寒之，东南之气，收而温之，所谓同病异治也。”后世对其也多有见解，《金匮要略》曰：“病溢饮者，当发其汗，大青龙汤主之；小青龙汤亦主之。”针对溢饮病，属实邪盛于表而兼有郁热者，用大青龙汤发汗兼清郁热；而表里寒饮俱盛者，用小青龙汤发汗兼温化里饮。可见，虽然临床同样诊为溢饮病，因其病性寒热不同，本着“辨证论治”“治病求本”原则，治疗方药亦不同。
不同的疾病在不同阶段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相似的病理变化，就会出现相似的证候，即可采用同一种治疗原则和治法，用类似方剂来进行治疗，称为异病同治。异病同证起源于《金匮要略》和《伤寒论》，论述“异病同治”理论主要体现于同一方剂的重复使用，即一方同治多病，其实质是因证候相同而采取“异病同治”。最早提出“异病同治”的是清·陈士铎的《石室秘录》，在同治法中将其定义为“同治者，同是一方而同治数病也”。异病同治也有两层含义：一是治法相同，方剂相同；二是治法相同，方剂相类。如《金匮要略·百合狐惑阴阳毒病证治第三》曰：“病者脉数，无热，微烦，默默但欲卧，汗出，初得之三四日，目赤如鸠眼，七八日，目四眦黑。若能食者，脓已成也，赤小豆当归散主之。”《金匮要略·惊悸吐衄下血胸满淤血病脉证并治第十六》曰：“下血，先血后便，此近血也，赤小豆当归散主之。”此二病虽然病因、病名、病证不同，但病机相同，均为热蓄血分、湿毒不化，所以同用赤小豆当归散渗湿清热、解毒排脓、活血化瘀，期望达到平衡机体的目的，体现了中医治病的机动灵活性，更见证了“异病同治”的魅力。又如在《伤寒论》阳明病辨治中指出：“食谷欲呕，属阳明也，吴茱萸汤主之。”在少阴病辨治中又言：“少阴病，吐利，手足逆冷，烦躁欲死者，吴茱萸汤主之。”在厥阴病辨治中又提出：“干呕吐涎沫，头痛者，吴茱萸汤主之。”一为阳明寒呕，一为少阴下利，一为厥阴头痛，合观三条，肝气犯胃，胃气虚寒的病机是一致的，所以均可治以吴茱萸汤。此乃“异病同治”之范例。
病治异同，指的是按照辨证论治的精神，要求异病同证同治，同病异证异治。如《医学源流论》称：“围药之方，亦甚广博，大段以消痰拔毒、束肌收火为主，而寒热攻提、和平猛厉，则当随症去取。世人不深求至理，而反轻议围药之非，安望其术之能工也？”如《外科枢要》应用“葱熨法”治疗流注、骨痈、附骨疽、鹤膝风和肢体肿硬等疾病，指出“先以隔蒜灸，而余肿未消，最宜用熨以助气血，而行瘀滞，其功甚大。又为跌补损伤，止痛散血消肿之良法”。《理瀹骈文》则用葱熨法治疗急性乳腺炎初起和软组织损伤，同一治法在治疗不同疾病时均可发挥作用。
“治未病”首见于《黄帝内经》。《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曰：“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灵枢·逆顺》曰：“上工治未病，下工治已病。”《黄帝内经》将治未病归为圣人上工之法，后世医家多将其概括为：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瘥后防复三个方面。
未病先防就是通过自身的调节使机体达到“正气内存，邪不可干”的理想状态。“本气充满，邪不易入。本气适逢亏欠，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入，感之浅者，邪不胜正，未能顿发，或遇饥饱劳碌，忧思气怒，正气被伤，邪气始得涨溢。”未病先防强调在日常生活中，饮食要有节制，避免过食肥甘厚腻和暴饮暴食；生活起居有规律，不熬夜，适度运动，劳逸结合，不要让身体处于过度疲劳状态；男性还应节制房事，避免过度耗精。要求反对“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精神上要摒除杂念，恬淡虚无，保持安静内受。精与神相合于内，避免情志失常、大悲大喜，做到心胸开阔，乐观开朗，心情愉悦，以实现修身养性、补养真气的目的，使正气存于内。同时，对于四时六淫邪气及戾气、疫毒等各种有害的致病因素，要懂得及时规避，顺应四时气候的变化，始终保持与外界环境的协调统一。
既病防变指既病之后，宜及早治疗，防止疾病传变。一般认为，既病防变又可分成两层含义：已病早治与病后防变。其一，已病早治即在发病之初，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康复，防止疾病的发展和蔓延。《灵枢·逆顺》曰：“上工刺其未生者也；其次，刺其未盛也；其次，刺其已衰者也……故曰：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素问·八正神明论》云：“上工救其萌芽……不败而救之，故曰上工。下工救其已成，救其已败。”《金匮要略》则云：“适中经络，未流传脏腑，即医治之。四肢才觉重滞，即导引、吐纳、针灸、膏摩，勿令九窍闭塞。”均认为在疾病由表入里前应及时阻止，后人就有将其引申为已病早治的思想。其二，病后防变是指在治疗过程中把握病机，防止疾病向严重复杂的方向发展，即《黄帝内经》所谓“见微得过，用之不殆”之意。医圣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提出“先安未受邪之地，自保而全胜”的临床治疗思想。“上工治未病何也？师曰：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四季脾旺不受邪，即勿补之；中工不晓相传，见肝之病，不解实脾，唯治肝也。”叶天士在《温热论》提出温病发展的四个阶段——卫分、气分、营分、血分。吴鞠通的三焦辨证中也阐述了温病的三焦传变：上焦病不治则传中焦，中焦病不治则传下焦。“客邪贵乎早逐，乘人气血未乱，肌肉未消，津液未耗，患者不至危殆，投剂不至掣肘，愈后亦易平复”“急急透解，莫待传陷而入为险恶之病”“伤寒下不厌迟，时疫不厌早”等观点皆是古代医家防微杜渐，截邪防变治则的具体体现。
瘥后防复即疾病痊愈后通过后期的巩固治疗防止疾病的复发。一般患者初愈后或手术后，机体机能尚未完全恢复，抵抗力低下，因此在康复治疗过程中，针对脾肾亏虚、气血衰少、津亏血虚、血瘀内阻、痰湿互结等病理特点，整体调节，辨证论治，促使脏腑组织功能恢复，达到邪尽病愈的目的，机体抗病力提高，疾病不复发。常言道：三分治病，七分调理。这是一个很深的道理，即生了病首先要治疗，祛邪于外，但是治愈之后更重要的是调养，恢复正气。《伤寒论》谓：“伤寒解后，虚羸少气，气逆欲呕，竹叶石膏汤主之。大病瘥后，劳复者，枳实栀子豉汤主之。病新瘥，人强与谷，不能消谷，欲令微烦，损谷则愈。”这些皆在提示人注重病后调养，防止复发之意。
在外科诊疗中，“治未病”思想也贯穿始终。四畔疗法中的“围药”，是外科重要的外治法，是四畔用药的突出代表，“围药”的使用，正是以“治未病”思想为指导。如《医学源流论》称：“盖人之一身，岂能无七情六欲之伏火，风寒暑湿之留邪，食饮痰涎之积毒？身无所病，皆散处退藏，气血一聚而成痈肿，则诸邪四面皆会。惟围药能截，使不并合，则周身之火毒不至矣。”体现了未病先防的思想。又如清·徐大椿在《医学源流论》中称：“其已聚之毒，不能透出皮肤，势必四布为害，惟围药能束之使不散漫，则气聚而外泄矣。”则为“既病防变”思想的运用。
外科疾病从病理上分为损伤、感染、肿瘤、畸形、血液循环障碍等类别，随着分子生物学和免疫学的进步，认识到病灶周围组织（四畔）的病理改变既与外在致病因素有关，更重要的是取决于机体的免疫状况、组织的血液循环状态、组织微结构和细胞微环境等。各种理化及生物损伤因子作用于机体，能否引起炎症反应，不仅与损伤因子的性质和损伤程度有关，还与机体的免疫功能状态有关，尤其对生物性致炎因子更为重要。同样的组织损伤和细菌感染，由于机体免疫状态和组织血运的不同，其病灶周围的炎症反应范围和预后也不同。故西医学越来越重视对病灶周围组织微观机制的深入认识。
从胚胎发育可知，正常组织的发生是一个非常有序的过程。组织内细胞需要增殖到多大程度、向什么方向分化，均取决于细胞与其周围环境不断的信息交流。每一个分化或部分分化的细胞，都通过产生某种信使来诱导或抑制其他细胞的增殖程度与分化方向，同时自身又受到其他细胞或间质结构的影响。也就是说，在“组织形态发生场”（tissue morphogenetic field，TMF）里，细胞通过不断的信息交流，逐渐获得其分化状态的形态与功能，以形成和维持完整的组织结构。组织的分化尽管表现为基因的有序表达与关闭，但基因的有序表达与关闭并非自发产生，而是通过细胞与细胞、细胞与环境的信息交流促成。对于成熟的个体，由于成熟体细胞不间断地衰老和死亡，加之意外的疾病和伤害，都需要组织细胞经常地再生与修复。机体的整体因素和局部因素在维持细胞再生与组织修复中都具有重要的作用。此时，“组织结构场”（tissue organization field，TOF）的完整性，仍有赖于细胞与外界微环境间不断的信息交流而实现。如果非生理性的组织损害与细胞丢失反复发生，比如各种慢性炎症，组织持续性损伤与再生的结局往往伴有组织结构的破坏，并产生异常的组织结构如肝硬化、腺上皮萎缩或增生、化生等，因而人们所见的大多数肿瘤都伴有慢性的组织损伤和组织改造。组织结构的改变为组织内细胞的增殖分化提供了不利的微环境。在异常微环境中，再生的细胞其增殖水平与分化方向仍然要接受外界信息的指令。由于微环境结构的破坏，诱导细胞成熟分化的信号分子可能不再产生，或者产生的量减少，或者信号分子不能到达靶细胞；或因致癌因素的存在干扰了信号传导的关键步骤，从配体灭活、受体封闭到对细胞内信号通路的干扰，此时由于增殖的细胞不能分化成熟，机体有功能的细胞数量减少，这一矛盾的存在使得机体不断地产生刺激性的增殖信号，从而使分化不成熟的细胞持续处于增殖状态。此时，恶性增殖便不可避免。因此，组织微结构的异常和（或）致癌物的存在干扰组织内细胞与其微环境的正常交流，是肿瘤产生的前提之一。这有点类似于索南夏因（C.Sonnenschein）所提出的癌症发生的“组织结构场理论”。它对致癌作用的解释首先强调组织微结构和细胞微环境的改变，细胞外间质成分是各种致癌因素首先作用的靶点，这一改变所引发的细胞与细胞、细胞与间质信号交流的异常，便成了细胞失控性增殖的原因。
在静脉性溃疡的研究中，过去由于研究手段的限制，仅从血流动力学角度阐释病机，对静脉高压如何使得组织坏死溃疡演变不甚清楚，现在通过对溃疡周围组织的研究，已揭示出静脉性溃疡形成的微观机制。长期的静脉高压使局部毛细血管明显扩张迂曲，其内皮细胞间隙明显增大（可比正常增大10倍以上），致毛细血管的通透性明显增加，使正常受到外渗限制的纤维蛋白大量外渗到组织间隙中。纤维蛋白经血栓形成机制聚合后在毛细血管壁周围沉积而形成一层鞘状结构，阻碍了毛细血管和组织细胞间的物质交换，使细胞的新陈代谢过程受到严重破坏。局部组织由于缺氧和营养障碍而发生细胞变性坏死，该病变在皮肤组织表现为逐渐增厚并形成纤维组织结节，当其扩展侵犯腓肠肌纤维时，便使其发生水肿、变性和纤维化，严重影响了腓肠肌泵的收缩功能。与此同时，组织间隙中由于α-抗纤维蛋白溶酶的活性增加而使纤维蛋白溶解系统的活性明显降低，更增加了纤维蛋白在组织间隙的沉积。由于局部组织缺氧，外渗的红细胞很快破裂，所释放的含铁血红蛋白沉积于组织间隙中便形成皮肤色素沉着。组织间隙中过量的液体和小分子物质，在正常情况下均由毛细淋巴管回吸收并引流回静脉系统。持续的静脉高压和纤维蛋白的沉积严重影响了毛细淋巴管的回吸收功能，当这种功能降低20%以上时，组织间隙内便出现明显液体积聚，导致组织水肿。上述一系列病变综合作用于承受静脉压力最大的足踝区皮肤，使其最先遭到破坏而终于酿成静脉性溃疡。白细胞激活后对组织的损伤包括两方面：①直接损伤作用：白细胞通过吞噬、产生氧自由剂、释放蛋白酶和炎性介质引起组织损伤。②间接损伤：激活的白细胞可致血管内皮细胞损伤、毛细血管阻塞、组织灌注异常、血管紧张性和通透性改变。Hahn等对比研究了10例静脉性溃疡患者和10名健康者，对静脉性溃疡两个区域的组织检查，一个为溃疡的边缘，另一个为距离溃疡（12.5±5.1）cm的未累及区域。组织学和免疫组织化学检查显示与健康者比较，溃疡边缘ICAM-1呈强表达，白细胞（主要为T细胞和巨噬细胞）浸润，部分病例有肥大细胞增加，这些即为慢性炎症的典型征象。溃疡未累及区域的细胞间黏附分子-1表达不增加，仅有部分患者出现血管周围轻微T细胞浸润。该实验表明局部的炎症反应是静脉性溃疡的重要因子。为鉴别白细胞激活是静脉性溃疡的原因还是溃疡形成后的一种反应，Powell等对比研究了24例慢性静脉功能不全患者（其中10个合并静脉性溃疡）和15名健康者，抽取所有对象的血液，检测单核细胞CD11b的表达，结果显示慢性静脉功能不全患者的单核细胞CD11b的表达明显高于健康者，而慢性静脉功能不全合并溃疡者与无溃疡者间差异无显著性。由此证实单核细胞激活并非静脉性溃疡的结果。Hahn等为研究白细胞与慢性静脉功能不全之间关系，建立大鼠后肢静脉压增高的动物模型，测定大鼠实验侧肢体皮肤组织中髓过氧化物酶活度（1单位髓过氧化物酶活度相当于1×10 6 个白细胞）。与正常肢体相比，实验侧肢体皮肤组织中髓过氧化物酶活度显著增强，表明白细胞在慢性静脉功能不全引起皮肤损伤的机制中起重要作用。这些西医学研究成果促使我们重新认识中医传统外科著作中所提到的四畔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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