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仲景思维方式研究

思维，是一个现代词汇。现代科学思维，更是晚近在西方兴起的一个新兴学科。而当我们翻开仲景著作时，现代思维学的各种思维方式竟扑面而来，并且几乎都有鲜明的体现。这是1800多年前仲景就自觉地运用了现代科学思维吗？当然不是。是人类科技之树，原本植根于古老文明的土壤，因而当代科技也折射出古老文明的光辉。因此，似乎可以说，现代科学思维学，其实是对包括仲景在内的先贤们丰富的智慧、活跃的思维活动的总结和提炼所产生的。著名文化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在《野性的思维》中曾说，早期人类的思维与现代人类的思维（主要指科技领域）并非分属“原始”与“现代”，或曰“初级”与“高级”这两种等级不同的思维方式，而是人类历史上始终存在的两种互相平行发展、各司不同文化职能、互相补充、互相渗透的思维方式。这就是1800多年前的仲景思维不亚当今，1800多年前的仲景学术今天仍然主导着华夏医坛的道理。

这种认识为我们提供了打开仲景思维宝库的钥匙，这是一扇需要开启的沉沉大门。

打开大门，我们即可看到三大思维支柱撑起的一座殿堂。这三大支柱是发散思维、辩证思维和系统思维。这座殿堂即《伤寒杂病论》。

殿堂的第一支柱是发散思维。

该书是在广泛收集研究东汉前医学著作的基础上完成的，但从无任何一点自那些书上照搬来的内容。即使最经典的《内经》《本经》（《神农本草经》，下同），也未在书中出现过转引摘录，其内容都被消融在了书中。这就体现了现代思维学的发散思维。发散性思维是实践中遇到理论和经验都无法解决的问题，并意识到对原有理论进行局部修补已无济于事，乃据已有信息，从不同方向不同角度进行思考，求得多样答案的一种思维方式。它不受传统规则和方法限制，而是遇到问题时尽可能拓展思路，加以解决，并以一种对原有理论进行全新定向的创造力的形式表现出来。全书将《内经》思辨理论转化为临床应用；将《本经》论药转为经方；将伊尹汤方纳入辨证运用体系；将万病归为六经和杂病两大类，从而以全新的理论、全新的观点、全新的形态，建立了辨证论治体系。发散思维也因此而成为了仲景学术殿堂的奠基第一柱。

这座殿堂的第二支柱是辩证思维。

这个思维的最大特点是动态把握，以变化发展的观点看待事物，因而是一种与逻辑思维相对立的思维方法。如少阴三急下法，既有少阴兼阳明津伤燥结，表现为口燥咽干者，又有少阴热化、腑气壅塞、腹胀不大便者，更有热结旁流之自利清水者。而仲景不仅同用一法一方，并都为了“急下之”，因为都需要泻阳明而救少阴。这不仅生动地体现了动态，也一反逻辑思维非此即彼的规律，从而表现了事物可以在同一时间里亦此亦彼、亦真亦假的认知方法。遍观《伤寒杂病论》，无处不闪现着这种辩证思维。

殿堂的第三根支柱是系统思维。

系统思维是一种由部分到整体的思维法。它把客体作为系统，从系统的要素、要素与要素、系统和环境的互相联系，互相作用中综合地考察客体。仲景以六经立说，统摄百病，可以说是天才地运用了系统思维。他将脉和症作为要素构成证，由证带出方，从而成为一个按一定形式结合而具特定功能的小系统，若干个性质相近、关联密切的小系统构成一个较大的系统，即一经。如太阳经，以第2条列中风，第3条列伤寒，第4条列传经，第5条列不传经，第6条列温病，第32、37、48条列与他经合病，第47条列可自愈的现象，加上各种情况的遣方治法，每条即一子系统，这些子系统就构成了太阳经大系统。而为了鉴别，又将其他经与太阳经容易混淆或关联太密切的内容，作为特殊类别的众多小系统一一列出，从而成为了一个太阳经大系统。再由同太阳经一样形成的其他五经一起构成六经伤寒这个更大的大系统。仲景所创建的这个系统，完全符合系统思维。要素是按一定方式组合的，各要素是相关联的。每个系统都具特定功能，存在于一定环境，并是另一个更大系统的子系统的要素。在对六经这个大系统考察时，又是以整体性原则为基础的。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伤寒论》是一部系统论的范本。

正是这三大支柱支撑起了仲景学术殿堂。而殿堂的构件却远不止于三柱，还有很多思维方式发挥着重要的支撑或附件作用。这些思维方式可谓丰富多彩，今择要试析于下。

首先是模式思维。

这种思维是确立一种模型，将其作为应对和判断事物的标准。仲景建立六经，鲜明地体现了这种模式思维。他通过长期丰富的临床实践，为我们提供了对六经不同病症的规范辨治模型。模式思维特别强调经验，因为模型和规范虽是模式思维的框架，而经验则是框架的填充物。仲景在确立六经模型后，分别以丰富的治疗经验作为填充物，使每个模型都形态鲜明，易于掌握和使用。这就是《伤寒论》中有大量实为验案内容的原因。而有的则以简单而鲜明的诊疗模型加以提供，让人直接采用。如第330条“诸四逆厥者，不可下之，虚家亦然”，第3条“太阳病，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必恶寒……”仲景运用模式思维创立的六经经典模型，在为我们提供可以遵从的辨证论治规范的同时，也带来了方便和效率。

第二是模糊思维。

模糊思维就是认识中对于对象类属边界的不确定性。它表现为认识问题时既遵一定逻辑顺序又不拘于逻辑顺序。它在精确逻辑受阻时，可借想象、假说来弥补，使逻辑推演链越过缺环，取得认识图像。这种具备一定逻辑特征，又缺乏严格逻辑的思维方式所提供的图像或许不清晰，但却能在总体平衡综合的基础上，起到迅速识别和直接理解对象的作用。疾病的复杂性决定了精确思维在临床中无法取代模糊思维。甚至可以说，模糊思维是临床医学的第一思维，而中医尤其如此。中医在无法精确也不需要依赖精确的情况下，却能正确地辨识病症，获得治疗佳效。

多数情况下，仲景首先运用的就是模糊思维，书中普遍而鲜明地展示了这点。如从第259条的“身目为黄”，第260条的“身黄如橘子色”，第261条的“身黄发热”，到第262条的“瘀热在里，身必黄”，连续4条黄疸治法，并不着力追求精准地测得黄疸深至哪个刻度，而是凭各有“寒湿”“小便不利，腹微满”“瘀热”等信息，通过对所有信息综合平衡后，即可以分别准确采用对应的温化寒湿、下热利湿、清热利湿和散热除湿之剂加以治疗。在分别遣用茵陈术附汤、茵陈蒿汤、栀子柏皮汤和麻黄连翘赤小豆汤治疗后，不仅黄疸可以尽退，其伴见症均会消除。这类模糊思维除辨证时普遍使用外，用药时仲景亦常采用。如《金匮要略》治妇人产后病之竹叶汤，其君药竹叶的用量即为“一把”。这个量弹性很大，似难掌握，但不可能是“一撮”或“一捆”，因而只要与方中其他用量相比，就可估计到在当时剂量为三两左右，这里只是给医者一个依据不同情况“可左右”的意思罢了。

模糊思维是中医的生命力所在。试看西医想全力精准找出的强力致病的变异病毒，中医根本不予参照，乃至根本不需考虑，而却可令西医直呼“无药可治”的这种病毒致病患者迅速好转或向愈，就是基于“瘟邪”“疫毒”“湿毒”“热毒”“戾气”等的模糊思维的判断，而绝非针对某病毒的抑制或杀灭。模糊思维图像为临床提供了认识轮廓，通过对图像的综合分析，总体平衡后的方药选用也就进入了辨证意义上的精准针对。因此，中医是模糊思维下的精准治疗。

第三是平面扩散思维。

平面扩散思维是对思维对象突破实物时空范围，进入概念时空范围，与思维参照系进行横向比较的一种思维方法。它有两条基本要求，一是背景知识要丰富；二是进行横向比较要全面。中医从整体上把握自然与人体的关系，注重横向比较，因而平面扩散思维占据主导地位。

而《伤寒论》的诞生更可以说平面扩散思维是其催生剂。

《伤寒论》是一部主要论述外感疾病的著作，而为什么它却具有指导全面论治的普遍意义？答案显然不在具体论治本身，而在于论治中体现的思想方法。这种思想方法大大突破了之前医家的理论认识框架，也大大突破了《内经》带有浓厚思辨色彩的一般性原则，而是将《内经》中的六经发展成了三阴三阳的六经病理模型。它突破了只是纵向比较的线性集中思维，避免了视野狭窄，将其治法法则发展创立成113方。而尤其重要的是，它将《内经》诊断治疗的一般原则同具体诊疗对象确定地联系起来，并依一定证候群建立了确定的病类概念，再在此基础上提出确定的治疗方法。这样，就用逻辑确定性原则，在抽象理论和临床实践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建立了一个规范的程式，从而跳出了因循守旧的低水平重复的研究窠臼。这种程式，是在对《内经》以辩证逻辑为主导的思想体系，注入形式逻辑思想方法后所形成的。因而，它完全突破了原有时空概念，构建了自己全新的概念体系。而这，正是同之前丰富的医学、哲学、药学等学科参照系进行了深度比较后得以完成的。

第四是直觉思维。

直觉思维其实是对已知的诸多答案所进行的一种无意识的选择。它以经验为基础，因而，其选择与思维主体的经验密切相关。这就使直觉思维具有了突然性、整体性、直接性、跳跃性、或然性和待检性等特点。

仲景的直觉思维表现在对某病不讲任何理法，直以某方治疗。如“伤寒脉结代，心动悸，炙甘草汤主之”“热利下重者，白头翁汤主之”等。验之临床，确实一用即效。而反观临床，同样问诊所得信息，由于医生直觉不同，常导致不同诊断。一个没有经验的医生甚至不会产生直觉，说明经验在直觉思维中的重要。而仲景能对一些病症以直觉思维加以处理，也反证了其超级丰富的临床经验。但直觉思维毕竟是一种带试探性的思维方法，故仲景采用时十分慎重，因而，书中的反映是不多的。

第五是类比思维。

类比思维是把两个或两类事物进行比较，并进行逻辑推理，推出两者间的相同点和不同点，而后以同中求异或异中求同来解决问题的一种思维方法。它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发现未知属性。如果其中一个对象具有某种属性，就可以推测另外一个与之类似的对象，其也有这种属性。二是把一种事物的某种属性应用在与之类比的另一事物上，从而带来新认识。

仲景每多采用这种类比法，在辨析病证过程中揭示其本质属性。如在少阴、厥阴病辨证中，通过把握身温热，则可治推断出身厥冷则病危重，从而揭示出阳气存亡乃少阴、厥阴病生死之决定因素。如《伤寒论》第288条“手足温者，可治”，第289条“欲去衣被者，可治”，第292条“手足不逆冷，反发热者，不死”，连续论身温热可治后，出第295条“手足逆冷者，不治”，第298条“四肢恶寒而身蜷……死”，明确身厥逆者必重危。为了进一步加深对二者的认识，复又出了第342条“厥四日，热反三日，复厥五日，其病为进”，第341条“厥反三日，复热四日，厥少热多者，其病当愈”，第342条“寒多热少，阳气退，故为进也”。教人在掌握以上两个明确相反症状时，还需要在动态过程中加以辨识和把握，从而通过身温身厥的反复比较，找到了关乎二者的相同点，那就是阳气的存亡，是少阴、厥阴病危候救治的关键。

仲景思维中，类比法是被广泛采用的。如《金匮要略》中，在强调风气正常情况下是助人健康成长的条件，而太过时则会变成致病致死的灾难时，采用了“水能浮舟，亦能覆舟”的类比法，生动地揭示了“风”同“水”一样所具有的二重性。此外，如服防己黄芪汤后有“如虫行皮中”、狐惑酿脓“目赤如鸠眼”的比喻，以及浸淫疮从口流向四肢可治、从四肢流来入口不可治，以此比喻所有痨病在外可治、入里难治等，均说明仲景在认识生理病理、辨识病机、表述症状、总结药后反应和判断预后时，都常采用类比思维法。

第六是全息思维。

“全息”，是反映物体在空间存在时整个情况的全部信息。全息思维，即通过对事物的某点信息的掌握和剖析，以获得其总体情况的一种思维方法。这种思维在临床诊断时可起执简驭繁的作用。《伤寒论》中，仲景常用以诊病。如“太阳病……必恶寒”（后人总结为有一分恶寒就有一分表证），即通过“恶寒”这一点信息便可知患者所存在的太阳表证的一系列病变。少阳病“但见一证便是”，即只要通过对少阳七主证中任何一证的把握，也就可按少阳病治疗。不仅如此，还用以判断将发生的疾病。如“无汗，小便不利，心中懊 者，身必发黄”。这时，“无汗，小便不利，心中懊 ”的点状信息，所反映的是体内湿热郁蒸、胶结难解、肝胆失疏的黄疸病症的全部信息，而采用全息思维即可提前加以把握。

《伤寒论》所体现的思维方式远不止于上列各点。他如全书整体所闪耀的创造性思维，出某证或某方后步步追溯病证原因的追根溯源思维，理法方药一线贯穿的逻辑思维等，均在书中常有体现。因而，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伤寒论》是一部闪耀着思维学光芒的科学巨著！ xINgGRBmSpzn3TFP5bqwyE7FeGj50Ru+MyxLahI1E5sNpbJitQ6z7DUZ/xrlPKJ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