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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就病倒了。第三天，便住进了里见医生开的医院。病名好像是叫什么“干性胸膜炎”。若真是患了胸膜炎，早已计划好的中国旅行恐怕只好暂时搁浅。想到这儿，我心中开始不安起来。我赶紧给大阪总社发了一封电报，告知其我住进了医院。不久，便收到了薄田氏发来的回电，内容是“请安心静养”。话虽这么说，可是如果一住院就是一两个月，报社方面也会很为难吧。收到薄田氏的回电，虽说稍微松了一口气，可是想到我还有撰写《中国游记》的重任，心里不免更加不安起来。
所幸在上海，除了报社的村田君和友住君，还有琼斯、西村贞吉等从学生时代就开始交往的友人。这些友人知己，不论自己多忙，总是来探望我。再加上，我多少背负着点作家的虚名，时不时也会收到未曾谋面的客人送来的花和水果。那些饼干罐子曾一度堆在我床头，让我不知如何是好。（幸而有我所敬爱的朋友知己们帮我消灭它们。这些朋友们在生病的我看来，胃口都出奇的好）住院期间收到了许多探视的礼品，我对此不胜感激。不仅如此，在起先素未谋面的客人中，我还交到了两三位好友。其中一人是俳人四十起君，一位是石黑政吉君，还有一位是上海东方通讯社的波多博君。
只是这三十七度五的低烧迟迟不肯轻易退去，不安依旧缠绕着我。即便是在白天，我也会害怕在床上躺着躺着就突然死去。为了摆脱这种神经质的想法，白天我便尽量读书。一口气读完了满铁公司的井川氏和琼斯借给我的二十多本书。拉·莫特的短篇，蒂金斯的诗，翟理斯的评论，都是在这时候读的。到了夜里（这里要对里见医生保密），因过度担心会失眠，我每晚都会服用安眠药。即便如此，我仍常常在天亮前就醒来。记得王次回的《疑雨集》中写道，“药饵无征怪梦频”。这描写的不是诗人自己得病，而是咏叹其夫人重病的情状。但当时的我却能深切地体会到诗中之意。“药饵无征怪梦频”，我躺在病床上，不知将它吟咏了多少遍。
就在我卧病期间，春意渐浓。西村向我谈起龙华桃花盛开的美景，从蒙古高原吹来的风席卷着黄沙，遮天蔽日。友人带着杧果来探病。看来，现在已经到了游历苏杭最好的时节。而我，却只能躺在病床上，等着里见医生每隔一天来给我注射一针强壮剂，这种日子不知何时是个头啊。
附记：要写住院的事，我还有许多可以写。只是这些与上海都无大联系，我决定点到为止。我只想补充一点，里见医生是一个具有新思潮的俳人，在这里附上其近作一首：炭火熊熊烧，围炉话胎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