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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巴黎人”咖啡厅里出来，宽阔的马路上已经行人稀少。拿出手表一看，还不到十一点，上海这座城市，竟意外地睡得早。
然而，几个黄包车夫还在街上徘徊着拉客。他们看到我们，是一定要过来搭话的。我早上从村田那里学了句中国话“不要”，不要当然是不需要的意思。于是，我只要一看到黄包车夫，便像念着驱魔咒语般，嘴里连连说着“不要不要”。这是从我口中说出的第一句中文，值得纪念。我是如何欣欣然地向车夫抛出这句话的，不晓其中快意的读者，一定没有学过外语。
我们在安静的马路上行走，脚步声回荡在四周。道路两旁，常有三四层的楼房，挡住了满天繁星。我们走着走着，看到街灯照在当铺的白墙上，墙上用粗体写着一个大大的“当”字。我们穿过人行横道，正上方挂着“某某女医生”的招牌。再往前走，又经过了一道油漆剥落的围墙，上面写着南洋烟草的广告。但是，无论怎么走，就是走不到我住的旅馆。过了一会儿，不知是不是方才喝的茴香酒作祟，我开始口渴难耐。
“喂，有没有什么可以喝东西的地方，我口渴得厉害。”
“再往前走一点就有一家咖啡馆，再坚持一下吧。”
五分钟后，我俩已经坐在小桌边，喝上凉凉的苏打水了。
这家咖啡厅看起来比“巴黎人”要低档得多。粉色墙壁的旁边，一位梳着大分头的中国少年正在一架硕大的钢琴前弹奏。咖啡馆的正中，三四个英国海军与几个浓妆艳抹的女人跳着拙劣的舞蹈。在入口处的玻璃门边，一个卖玫瑰花的老太太，在我向她说了几句“不要”之后，正茫然地看着舞池中央的舞蹈。我突然有一种在看报纸上插图的错觉，图的名字无疑就叫作“上海”。
这时，门外有五六个英国海军一拥而入。这下最遭殃的是门口站着的那个老太太。那些喝醉的海军粗暴地推门而入时，老太太手中的花篮被撞翻在地。可那些醉醺醺的海军们哪顾得了这些，他们马上和舞池中央的同伴们会合，疯了似的扭动起来。老太太一边嘴里嘟囔着什么，一边俯下身去捡落在地板上的玫瑰。还没等她捡完，地上的花就被那些士兵们踩得粉碎……
“走吗？”
琼斯一副不耐烦的样子，高大的身体突然站起。
“走吧。”
我也立刻站了起来。不过，在我们的脚下，散落着零零碎碎的玫瑰花瓣。在向门口走去时，我想起了杜米埃的一幅画。
“喂，我说人生啊。”
琼斯朝老太太的花篮里抛了一枚银币，转头向我说道。
“人生―—怎么了？”
“人生就像这撒满玫瑰的路啊。”
我们走出了咖啡厅，那里照旧有几个黄包车夫在等着拉客。见我们出来了，几个黄包车夫从四周涌上来。黄包车原本就是“不要”的。只是，这时他们身后还跟着一位不速之客。那位卖花的老太太，不知何时走到了我俩身边。嘴里一边絮叨着什么，一边乞丐似的向我们伸出手。看来她得了枚银币还不够，还惦记着能从我们的钱包里掏出点什么。想到这些玫瑰花是被这样的老太太卖出的，我不禁可怜起那些玫瑰来。这个颇为顽固的老太太，还有白天乘坐的马车的车夫，―—这绝不仅是我对上海的第一瞥。遗憾的是，这的确是我对中国的第一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