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讲
僭主政体

§1 我在前面谈到过“僭主政体”现象。它是在希腊政体的某一或某些发展阶段，一种政府落入单一个人之手的趋势。在历史上为我们所知的终身专制政体的所有特定案例中，僭主以一种暴力的和非常规的方式获得权力；并且，有时他不仅能够成功地终身拥有权力，而且在他死后能够将其成功地传递给他的家庭中的某一成员。我说过，这种特色把希腊政体的发展同罗马政体的发展区别开来。它也让研究政治科学的学者感兴趣，因为我们发现，它和中世纪意大利的城市共同体的政治发展具有明显的相似性，我在后面将对这种城市共同体加以关注。

我使用希腊名称“Tyrannis”，因为，一方面，英语单词“Tyranny”太明显地表明，僭主（Tyrannus）以一种实际上压迫、专断和残酷的方式使用自己的权力。情况常常但并不总是这样；而且，这个希腊单词被公元前5世纪和公元前4世纪的作者们使用时并没有这种意思。因此，亚里士多德在公元前4世纪的最后四分之一时间内写作时告诉我们，一个“僭主”可以通过两种方法保有自己的权力：镇压（被多数僭主采纳的方法）和安抚。但他又暗示，一个以温和与中庸之道进行统治的僭主，依然是一个僭主。另一方面，词语“despot”［专制者］一词并不能充分地表明这种权力非法的和非常规的特性。这是一种根本重要的特点，至少一直到马其顿确立支配地位时都是这样。希腊的僭主政体，在我们所知的自由希腊的几乎所有案例中，开始于政变（coup d'état），并且保持了非常规和非法的特性。我们找不到独立的希腊国家曾经“敬献王冠”的任何案例，除非提到革隆（Gelo）在针对迦太基人的胜利后被接受为锡拉库扎的国王——这是一个例外，甚至有关这个案例的情况也不是非常明朗。

在考虑僭主政体的范围和条件时，我们往往要在一种早期的僭主政体和一种晚期的僭主政体之间进行区分。就我们所知，在希腊本土，有利于僭主政体的早期阶段开始于公元前7世纪的上半叶，在这个地区和在岛屿与亚洲城市（不考虑已经落入波斯统治的东方城市），泛泛而言，终结于公元前6世纪末之前。必须要知道，在不同城市，它开始与结束于不同时间；即使这种非常规的专制政治在变成世袭制的时候，也没有长命百岁的特定案例。据亚里士多德所言，西库翁（Sicyon）的僭主政体维持了一百年，是最长久的。但是，这些地区的“僭主时代”可以被认为是从大约公元前650年到公元前500年。然后，生机勃勃和光辉灿烂的共和生活随之而来，它开始于希波战争，持续到马其顿支配权的建立。当我们阅读希腊历史时，这是我们要重点关注的时期。在这样一个时代中，希腊城邦的政治意识处在顶峰。不管是寡头的还是民主的共和情感，总体上非常强大，不会不慎落入专制政体。

在西西里和南意大利更年轻的殖民地，早期僭主政体开始和结束得较晚。它直到公元前7世纪末才开始，它在西西里最辉煌的时代是公元前5世纪的头四分之一时期，在公元前467年僭主政体被普遍推翻前不久。

我们称作晚期的僭主政体开始于公元前400年后不久；但是，至少到了马其顿霸权建立的时代，它扩张的范围才可以同早期僭主政体相比。不能认为两者之间的差别太远，仿佛在分别属于不同时代的类型之间存在尖锐的分离；但是，宽泛而言，两者的起因是不同的。早期僭主政体的起因更多地属于希腊城邦的内部政治发展；通常，通往大众政府的第一次运动的缺陷使它成为可能（机会是被给予的）。晚期僭主政体的起因看起来更多地外在于政体一般发展。政治骚乱总是一种有利条件，但是，一种重要的起因是不断增长的使用雇佣兵的趋势。

在某些地区，还有一种原因既在第一阶段的末期也在第二阶段发挥作用，它就是软弱的国家和强大邻国之间的关系。一个个体统治者被强大的邻国认为是统治一个实际依附的国家最便利的方式。例如，由于这个原因，在公元前6世纪末小亚细亚海岸的爱奥尼亚，僭主政体盛行起来；在希腊，僭主政体是在波斯被亚历山大征服之后，联邦制度（Federalism）发展之前普遍盛行起来的。这种联邦制度在亚该亚同盟的发展中得以表现出来，很大程度上使僭主政体走向终结。

那么，一般而言，我们可以这样说，早期的僭主政体出现在希腊城邦的公民获得充分的政治意识之前。在和平生产的习惯削弱了公民自卫的力量与习惯后，晚期的僭主政体复苏了。因此，如同亚里士多德的解释，成为僭主的人在不同情况中属于不同的类型。在早期时代，在修辞术没有发展之前，获得人民运动领袖地位的人通常是一个拥有军事才能的人。所以，从民众领袖（demagogue）到僭主的转换是容易的，而且第一个阶段的僭主大部分是从民众领袖中产生的。而后来的民众领袖一般不是军人，因此也不适合发动一场成功的政变；后来的民众，已经获得了政治成熟，普遍不容易被欺骗。但是，尽管民众更难以被哄骗，但可以强迫他们；并且，雇佣兵战斗体系的发展为拥有军事才能的胆大妄为的冒险家提供了实施强制的危险机会，特别是当宗派和坏政府削弱了对立宪政府的认同和对共同体的有效整合的时候，更是如此。

§2 反对早期寡头政体运动的原因看起来是：

1.富人们对更小的耕种者的压迫，部分是通过对共同权利的蚕食，比如在迈加拉，僭主塞阿戈奈斯（Theagenes）杀死侵犯公共土地的富人的牲畜； ^[54] 部分是因为随着文明的发展，更小的耕种者日益求助于富人，冒险借得财源，以至于富人在古老严酷的针对债务的法律之下作为债权人压迫穷人，像是在后来的罗马。

2.在商业城镇，在封闭的古老家族群体之外，新财富的增长增加了要求完全公民资格的新的声索者不断增长的力量。

3.由贸易和沟通所带来的精神的觉醒，和相伴而来的旧的简朴生活方式与古老的道德约束的衰败，导致了更难以忍受的富人的奢侈和傲慢。 ^[55]

除这些原因，我们还可以加上：4.不成文法受到怀疑，它渐渐地被实施它的富人越来越多地作为一种压迫手段来使用。

最后一个原因和第一个原因的一部分，有时可以通过成文法典的引入得以应对。在公元前7世纪这个阶段，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不同于传奇人物和僭主的法典编纂者（codifier）和立法者。他首先出现在殖民地；洛克里（Locri）的扎拉卡斯（Zaleucus，约公元前662年）作为第一位成文立法的作者而被人们提及， 卡塔那（Catana）的嘉隆达斯（Charondas）也不会更晚。在这两个案例中，可能的推测是，法典编纂者把国家从僭主政体中拯救出来。在和嘉隆达斯大概相同或更早一些的时代，或者更早点，在雅典，我们有了德拉古（Dracon） 的立法，稍晚一点，是梭伦（Solon）的立法。然而，后者并没有阻止僭主政体。 我们并不知道扎拉卡斯或嘉隆达斯或德拉古拥有多少托付给他们的政治权力。我们知道，梭伦拥有政治权力，因此可以被归类为“正义分配者”（the Aesymnete）的一种典型。如亚里士多德所言， ^[56] 正义分配者是一个专制者或独裁者。就是说，他拥有无限的权力，却是根据法律选举出来的。他或者被选出终身任职，或者被选出任职几年（梭伦仅仅有一年任期），或者被选出做一项特定的工作。亚里士多德给出的例子是米提利尼（Mitylene）的皮塔库斯（Pittacus），他的任期为10年（公元前590—前580年）。亚里士多德说，他是一部法典的塑造者，但不是一种政体的塑造者（ ，Pol.II.xii.13）。或许，他使得寡头政体稳定起来和可以容忍。不管怎样，我们在后来没有听到僭主政体。 ^[57] 但是，这种根据常规任命的独裁者属于例外，更为常见的现象是僭主政体。

§3 在考察早期僭主政体的条件时，我们必须牢记，发展上巨大的不平等存在于希腊的不同地区。由于这种发展上的巨大不平等，甚至在希腊的小片地区及其殖民地地区，不同的独立共同体在同一时间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

文明自身带着政治变革的趋势，从大海来到了希腊；所以，在政治发展上，内陆人口往往落后于沿海人口。它来自南方和东方。埃及和腓尼基，尤其是腓尼基，把文明的火炬传递给了希腊。所以，西北部的居民落在了东部和南部居民后面，甚至是沿海地区居民后面，除非是他们接受了来自于柯林斯的侨民，柯林斯的特殊位置使它能够同样同东部和西部开展贸易。这种发展的不平等明显地表现在希腊不同地区采纳城市生活的不同时间上。这一点非常重要。政治与社会生活集中于一个中心城市，我们已经看到，随着希腊文明的发展，这样一种政治社会类型成为广为认可的一种文明化政体的普遍类型。但是，我们不能认为，希腊各地小的独立共同体大约在同一时间都接受了这种形式。的确，一方面，它在荷马史诗中正在出现。在《奥德赛》中，伊萨卡岛的首领和贵族，珀涅罗珀的求婚者就来自这个阶层。他们被这位公元前9或公元前8世纪的诗人认为都生活在这个海岛的一个城市中，而外国的求婚者被认为是“来自其他城市的那些人” ^[58] 。另一方面，修昔底德 告诉我们，在他的时代，公元前5世纪的后半叶，西部的洛克利亚人、埃托利亚人、阿卡尔那尼亚人和希腊西北大陆的其他居民依然以陈旧的方式生活在不设防的小村庄中，因此保留着武装起来的古老习惯；而在希腊更文明化的地区，由于安全程度得到提高，这种习惯长久以来就被放弃了。而且，在阿卡狄亚的主要地区，直到相对晚的时期，“行政区”（canton）或村落（group of villages）依然是常规的政治单元。阿卡狄亚的情况比修昔底德谈到的西部地区更为人知；在它的情况中，追踪城市政体类型侵入多山地区的渐进过程，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最著名的事件是被希腊历史称作村镇联合（synoikism）的现象，这是希腊历史所特有的一个概念和事实，指一些村庄有意地和人为地转变为一个城镇。在其中，一个明显的和为人熟知的事件是公元前4世纪一个“大城市”的建立，那就是阿卡狄亚南部的迈加洛波利斯（Megalopolis）。它被当作针对斯巴达的竞争对手和防御堡垒，留克特拉之战（the battle of Leuctra）之后它在底比斯人的鼓动下被建立。

必须观察到，这种村镇联合具有双重面相，即政治的和实利的。它基本和主要是一种政治变迁，但是，它也带有不同程度的物质变迁。人们决定并实施的事情是，当时在很大程度上独立的一组村庄的政治生活被带入一个新城市或一个扩大的旧城市中；进行统治的公民大会和议事会应当在这个城市中开会，实施统治的个人永久地住在这里。至于剩下的乡村居民，如果他们愿意，他们通常可以自由地留在旧的住宅中；但是，如果他们这样做，他们必须接受来自中心城镇的统治。

这种行政区（canton）是分散在村庄和小城镇中的政治共同体，具有相当的地方独立性。在早期，它们“整合”进一个城邦的过程，无疑不太人为和更为渐进。但是，这个过程以这种或那种形式，持续于整个希腊历史中。

在上一讲中，我注意到，就公民大会的体制而言，这种变迁在早期如何首先往往走向寡头政体的方向。富人集中到新的或扩大的城市中，穷人没有能力离开他们的农田。所以，即使不对后者古老的宪制权力加以任何正式的剥夺，他们实际上也不能够参与自由民的公民大会。不过，随着城市的工业和商业成分的增长，同一个集中过程自然有利于通向民主的运动，这项运动的早期阶段给予了僭主政体机会。

但是，这种工业成分的增长在不同国家的发生也非常不同，即使在政府权力被集中的地方也是如此。在农业占主导地位的地区，并没有发现同外国人的便利交往带来的思想流动、贸易带来的多样性工业，以及与此相伴的欲望的扩大。在这些地方，富有土地所有者的古老的“自然寡头政体”自然会保持得更长久一些。在这样的地区，当民主运动的时代到来时，由于僭主政体的观念在希腊人的政治意识中已经普遍变得令人厌恶，所以，这个阶段就离开了它们的发展进程。

§4 因此，即使在作为僭主时代而被人所知的时期，我们也不能把僭主政体视为希腊政体普遍甚至通常要经历的一个阶段，尽管它是处在某些条件下发展的国家非常普遍地要经历的一个阶段。的确，有许多僭主政体的案例；无疑，如果我们的信息更完整，更多的案例会为我们所知。但是，如果进行更为细致的考察的话，我们就能够区分出两种地区，而且这种区分在我看来也是重要的。这两种地区是希腊及其殖民地（大希腊）的在某一时期内条件有利于僭主政体的某些地区和那些不利于僭主政体的地区。

在小亚细亚沿岸的城市和西西里与意大利的殖民地，僭主政体看起来非常普遍；在那些接受商业（既文明又不安的）影响的老希腊地区也是这样。但是，我们不能说老希腊的更大地区也是这种情况。

让我们草草考察一下这类地区。在西北部不太文明和进步的人民中，原始生活条件和乡村共同体在持续。在塞萨利，我们发现寡头政体状态持续下去，远远超越了早期僭主政体的时期，并且当僭主最终到来时，他也不是民众领袖型僭主。然后，在皮奥夏，我们没有听到过僭主政体。在希波战争时代的底比斯，有一个封闭的寡头政体，它似乎是一种古老状态的残存。而且在公元前4世纪强大的民主运动时代到来时，对于僭主政体而言，已经太晚了。在皮奥夏的其他城市，或许也是这种情况。至于伯罗奔尼撒半岛，在斯巴达和拉科尼亚，当然没有僭主政体；在阿格斯，也没有僭主政体，它或许是被王政的残存物所拯救，这种王政的权力遭到了削减。在伊利斯和更小的、更民主的亚该亚共同体中，我们没有僭主政体存在的证据，在多山的阿卡狄亚行政区中也是同样。

同时，从公元前7世纪中叶以来，阿提卡，还有柯林斯地峡和埃维厄岛沿海的非常商业化的国家——西库翁、迈加拉、柯林斯、卡尔基斯，提供了著名的早期僭主政体的案例。而且我说过，在稍晚的一个时期，我们发现它在殖民地盛行起来。这些殖民地包括殖民化完全开始之前由希腊移民建立的亚洲海岸城邦。它在西西里殖民地特别流行，在那里，它拥有辉煌的事业。无疑，殖民地政体自然更为不稳定， 而且，或许种族的混杂也有利于僭主政体。

这种现象再次让我注意到，在一些案例中，甚至在僭主政体大量存在的地区，由于寡头政体基础的拓展，僭主政体似乎受到排挤。这并不是一种绝对可靠的疗方，但它总体而言似乎是有效的。例如，有五个案例， 一个在小亚细亚，三个在意大利，一个在北部希腊；在其中，尽管政府依然被视为一种寡头政体，但最高审议团体在人数上是“千人”。考虑到希腊城邦的相对规模，并且同（比如）单一家族或小家族群体的寡头统治相比，这种现象或许被认为是一种底部扩大的（broad-bottomed）寡头政体；至少在一个案例中，它的体制可以被描绘为公民资格的一种扩大。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五个案例的三个中，我们没有听到过僭主政体（尽管它们中的四个处在僭主政体的势力范围内）。而且，在剩下的两个案例的一个中，僭主显然是被外部势力强加的，被作为外国统治的一种工具。因此，尽管我们的信息非常不完善，这样假设似乎是正确的：这种底部扩大的寡头政体更不容易遭遇混乱，而正是混乱给予了想要成为僭主的人以机会。

同样，在一个或两个案例中，我们听到过政治特权的扩大，这导致了600人的统治团体；在其中，我们没有听到过僭主政体。 ^[59]

§5 在结束对僭主政体的讨论之前，可以简要说一下其后果。对于我们而言，判断这些后果是困难的，尤其其早期形式。因为，我们觉得，必须从古代作者带有晦暗色彩的描述中得出某些推论。正如“被人描画过的狮子”（lion painted by the man）这句格言：我们不知道另一面的实情。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希腊，尽管僭主实际上盛行，我们却没有听到过任何为他进行的理论辩护。比如，我们没有听到过，他被当作秩序或宗教的捍卫者，或人民意志的体现，或反对寡头压迫时人民权利的辩护者。这是现代作家给予他的一种辩护。但是，我知道，没有希腊作家给出这种辩护。并且，我们已经看到，尽管许多僭主通过煽动群众开辟了通往僭主政体的道路，但是，当他们建立其统治时，他们甚至在理论上也没有被描绘为保持了一个人民领袖的特色。无疑，他们实际在一定程度上是这样做的，尤其最初的僭主。他继续其煽动家的行为，但其继任者通常采取君主的行径。因此，在著名的西库翁百年僭主政体的案例中，据说，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 曾为在一场体育比赛中坚定反对他作为裁判的人戴上桂冠。 ^[60] 在雅典，据说庇西特拉图（Pisistratus）在最高法院（Areopagus）中接受了对自己的审判。在柯林斯，库普塞鲁斯（Cypselos）在其统治期间，以从来不带持枪的保镖而著称。但是，这种“大众性”，如果不是在第一位僭主在世时，（假如他成功地实现了权力的世袭）起码也会在其继任者在世时逐渐褪去。所以，民众常常热情地——有时是带着强烈的怨恨——参与针对专制者的驱逐活动。 ^[61]

但是，无疑主要是富人和出身好的人有理由痛恨僭主。显然，亚里士多德为我们描述的专制统治的“压迫方法”主要指向富有之人。对宴会和集会进行限制，对教育进行控制，对被统治者中高级精神和相互信任的所有源头进行压制。有句格言是：要把僭主的臣民保持在“贫穷”和“忙碌”之中。所有这些做法实际上只影响到了富人；穷人无疑以前就“忙碌”。这种压迫方法在传说中被认为出自柯林斯的佩里安德（Periander），早期类型的僭主中最著名和最强大者之一。希罗多德讲了一个故事： ^[62] 柯林斯的佩里安德派人到米利都的色拉西布洛斯（Thrasybulus）那里，在统治技艺上寻求建议；色拉西布洛斯把信使带到麦田中，和他谈论他的旅程；他在谈话时，把最高的麦穗削掉，却没有给出其他答案；佩里安德便理解了这种象征性行为。这个故事也表明，（僭主的统治）主要是要让“著名人士与领导人士”感到害怕。的确，不止一个僭主靠公共工程赢得名声，例如，庇西特拉图在雅典建造了奥林匹亚宙斯神庙。公共工程给予了穷人工作机会，而所需的税收主要由富人承担。战争也可以说是这种情况，对萨摩斯岛上的波利克拉特斯 （Polycrates）的抢劫行为，至少就是如此。但是，或许战争胜利的战利品普遍使得它们受人欢迎。

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僭主们在提升国家权力与声望上所取得的成功。西库翁的僭主政体看起来是西库翁唯一伟大的时期。抛去党派情感，柯林斯人肯定对佩里安德感到某种骄傲；波利克拉特斯的萨摩斯居民也是如此。锡拉库扎的革隆，与波斯入侵希腊同时代，在西西里抵抗迦太基人并捍卫了希腊文化事业，就是这种突出案例。在他取得伟大胜利之后，他很难被看作一个僭主了，而被接受为一个君主。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僭主常常美化他的城市，并且赞助文学与艺术。

但是，这种可能的非宪制统治受到了这个民族中更有文化的人的共同道德感的谴责，至少在马其顿主导时期之前，几乎总是被认为就长远来看具有腐化道德的作用。僭主政体在统治方式上并不总是具有压迫性，它有时看起来温和而公正，因为它提升了共同体的权力和名誉，通过战争获得繁荣，并且鼓励国内的艺术和学术。虽然如此，显而易见，由于僭主政体总是非常规的和非法的，而且是通过暴力建立的，所以无论如何，它无疑受到了希腊道德感的谴责和批判。

一方面是君主政体，另一方面是寡头政体和民主政体，如果我们以现代观念之光研究希腊政治斗争史的话，是难以理解这两者之间的深刻差别的。我们发现，无疑，君主政体是通过政变建立起来的。但是，民主政体和寡头政体也是如此，是不断通过同样暴力和非法的革命所建立起来的。尤其是，在雅典和斯巴达争取霸权的斗争中，每一个主导国家都只认同这种或那种竞争性的政治原则。从此以后，情况更是如此。为了解释对于僭主政体的特殊憎恶，我们必须记住，（1）即使民主政体或寡头政体是通过暴力发起的或者得到了暴力的帮助，实际固定的宪制通常是一致达成的某一妥协的结果，并且因此符合正式的法律；并且，（2）至少在当代历史学家让我们得以了解的亚里士多德之前的时期中，君主政体从来就不是以任何其他方式产生的。进一步而言，我们必须注意到，在寡头政体与民主政体之间所发生的争论中，对于任何一方，都存在某些理论上的理由，具有不可否认的说服力。在其他条件都一样的情况下，显然合理的做法是，多数的判断应该优于少数的判断；再一次，在其他条件都一样的情况下，显然合理的做法是，聪明的和优秀的人的判断应该优先，不管他们是少数还是多数。富人少数由于悠闲，肯定有特别的机会获得政治智慧，并且，对于导致普通犯罪之主因的诱惑具有特殊的免疫力。但是，对于受到政治理论塑造的这个时代的人类而言，找不到上述相似的理论上的理由，让一个人的判断主导他的所有同胞的判断。

这里有个问题要问：如果僭主的权力这样遭到了普遍的反对，那么，它依赖什么作为它的基础？政府通常是依赖积极的同情和支持，还是依赖服从的习惯（这种服从如果不是整个共同体的服从，起码也是和不服从者相比相当多的人的服从）？那么，僭主的权力依赖什么？这个答案，我认为是这样：僭主政体一般开始于对公民中一个强大的不满现政府的部分（通常是更贫穷的阶级）或多或少公开的支持。但是，一旦它得以建立，除了人数有限的雇佣兵团体，它不需要任何支持。只要僭主向他们付钱，他们是不会在意他的所作所为的。而公民由于习惯、恐惧和缺乏联合，普遍保持服从。

当早期僭主政体的阶段过去后，我们进入把某种共和政体当作正常政府的阶段，在某一时期内几乎作为通用政府的阶段。这时，我已经说过，在大约一个世纪内，几乎在所有地方，城邦中流行的政治情感都非常强烈地排斥僭主政体。因此，问题就在于寡头政体与民主政体之间的这个阶段。在少数案例中，寡头政体得以维持。在更大数量的案例中，在少数与多数之间存在着一种漫长的斗争，它似乎从来也没有得到明确的平息，直到公元前4世纪的后半叶，马其顿的支配地位引入了新的条件。虽然如此，这个发展阶段的普遍特点是，存在一种通往民主的明确潮流。我愿意推测，如果这些城邦的内部发展没有被它们的外部关系所干扰，通往民主政体的运动总体而言就会更加无可置疑。尽管确定无疑的是，这种运动在有些案例中比在其他案例中更不彻底。但是，斯巴达的霸权无论怎样被雅典的霸权所平衡，都给予了其他地方的寡头政体以重要的支持，尤其是在公元前370年的留克特拉会战之前。

注释C

早期寡头政体与贸易：把反对商人的情感在历史上提前会产生有一种危险。我看不到充分的证据表明在早期贵族政体或寡头政体时期有这种情感。

在《奥德赛》（i.180）中，雅典娜所具有的形象是一位“爱好划桨的塔非人（Taphians）的统治者”；他们在商业远航中航行“到泰米斯（Temese）购买黄铜，把闪亮的铁作为货物”。在我看来，这一段话比在《奥德赛》（viii.156）中对商人不从事体育的轻蔑表达更为重要。看似有一个好家庭的莎孚（Sappho）的兄弟把葡萄酒作为商品从莱斯博斯岛（Lesbos）带到瑙克拉提斯（Naucratis，Strabo xvii.808）。而且，梭伦并没有被描述为因为喜欢商业而丧失了社会等级（Plut.Sol.ii）

的确，在公元前8世纪和公元前7世纪我们听说过的埃维厄岛的大城邦中，在商业财富和农业财富之间没有任何这种嫉妒迹象。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殖民化和商业化之后，在希波波塔伊的领导之下，卡尔基斯和埃雷特里亚在一块肥沃的平原附近以一种古老的骑士方式作战。在一个多世纪的商业活动中，迈加拉同西西里的柯林斯构成了某种竞争，同米利都在黑海贸易中形成了更为有效的竞争，在这两个地方尤其在普罗庞提斯（Propontis）建立了成功的殖民地。那么，在迈加拉这一个多世纪的商业活动后，我们发现，大约在公元前630年，出现了一次有利于僭主政体的骚动，它就是有关富人侵占公共牧场的争吵（Ar.Pol.VIII.［V.］ ch.v.）。一个世纪后，对于“新财富”的嫉妒在忒奥格尼斯（Theognis）那里得到了尖刻的表达，但是，这是在僭主政体之后。这种尖刻指责被指向出身低微的人们，而不是被指向这样的商人。

债务人和债权人之间的争端，我们一睹于雅典，曾导致了梭伦立法，随后不久也再睹于迈加拉（Plut.Quaest.Graec.18）。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争端中，没有迹象表明，债权人是一个不同于富有的古老家族土地拥有者的阶级。整个描述（Plut.Sol.cf .also 'Aθ.πoλ）表明，正是这些旧富们（ ）——无论如何不是已经获得土地的新贵——压迫贫穷的农民。我赞成布佐尔特的观点（Staatsalterthümer，§34），全部这种冲突或许（至少部分）来自从自然经济（Naturalwirthschaft）到货币经济（Geldwirthschaft）的变迁，这大约在公元前7世纪开端，金银币铸造出现的时候。无疑，这种现象的一个后果是新富闯入古老家族的圈子——财富通过婚姻与出身进行交换。这种做法引起了忒奥格尼斯尖酸的抱怨：“人们在意他们的马匹的种类，却不在意他们的妻子的种类，而且妇女是一样的坏。”（Theog.Eleg.34.顺便说一下，这表明了迈加拉妇女拥有了某种意想不到的婚姻选择自由）。由于梭伦宪制，财富而非古老家族被作为最完全的政治特权的基础；梭伦宪制中的这些变革也是一种后果。

我们可以注意到，对于手工业者和零售商的排斥并不意味着对于商人的排斥。例如，我认为，在底比斯（Ar.Pol.VII［VI.］ ch.vii），政治特权仅仅被给予那些不从事手工业多年的人（ ），这种做法并不适用于大商业。

注释D

希腊殖民地在文明上的先进性：在文明的先进性上，没有什么比希腊殖民地更为突出。比如，哲学在两个世纪中一直保留在殖民地；它开始于而且在一段时期内集中在小亚细亚；然后，总体而言，对它的历史的兴趣转移到了意大利和西西里。直到接近公元前5世纪中叶，希波战争后雅典居于支配地位时，它才在这里找到了自己本来的家园。

这种文明的先进性无疑部分来自于更大的自然优势：（1）土地的肥沃，尤其在意大利（大希腊），因此在这里，锡巴里斯（Sybaris）在公元前6世纪的财富与奢华变得众所周知而且保持下来；（2）扩张者的更大能力，从公元前735年基本开始殖民活动，直到公元前6世纪末，至少在这最初的两个世纪里，当地人所处的如此低的文明状态令人惊叹。（后来，萨莫奈人、卢卡尼亚人、布鲁提亚人在战争中变得更加令人生畏，把意大利希腊人限制在海岸线上。）此外，那时的殖民地或许像现在一样，往往含有比母国更大比例的活力与进取心。其开端的政治制度往往能够摆脱妨碍进步的某些古老成分。它们所面临的危险是，由于同古老的政治习惯的切割，它们的进步是迅速的，但却导致不太稳定和不太令人满意的结果。将雅典（例如）同锡拉库扎相比，可以发现这似乎是实情。 QBuFChBmWMgaBtDwYfXlVyOZP5MEnee9D2gl2lqLA5nta1qugO9WPkSeUtTC2T7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