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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部呈现给公众的书中结集了面向剑桥大学的历史与道德科学专业学生举办的讲座。在为出版进行筹划时，我
保留了讲座形式，以避免不必要的措辞变动。
晚年的著者越来越明确的观点是（可以由他所留下的文字看出来），对政治学的三重处理在完整性上是可取的：首先，是一种分析与演绎上的阐释，正如他在《政治学要义》撰写中的尝试；其次，是对欧洲历史上政体演化的一种发展性研究，开始于已知最早的希腊-罗马（Graeco-Roman）和日耳曼政体，延续到作为最近政治演化结果的欧洲现代国家及其殖民地；最后，对欧洲及其殖民地宪政的一种比较研究，它同刚刚结束的所谓立宪世纪的历史相关。本书是从上述第二种视角对政治科学进行处理的一种尝试。在著者的首次讲座中，可以发现对其计划与范围的描述。在阅读本书时，应该牢记于心的是，它处理的并不是理论政治学本身。政治理论是《政治学要义》的处理对象；在该书中，作者考察了现代国家的运作和结构。尽管本书自身是完整的，为了全面地认识该主题，建议两部书都读一读。事实上，西季威克先生在举办有关政治学理论的课程讲座时，常常伴以本书所包含的讲座，而他的一些学生这两门课程都上。
关于第三种视角，西季威克先生本人称之为当代宪政的比较研究，在一定范围内与本书重合，但仅仅在后面的部分。当他为未来拟定计划时，他最喜欢的想法是，他或许应该到国外，在不同国家相继居住一段时间。这样，不但可以了解这些国家纸面上的宪制，而且可以现场了解它们的实际状态：它们实际上如何运作，存在什么发展倾向。就西季威克先生的年龄而言，这种方案或许太雄心勃勃，从而不太可能真地由他执行。但是，这样一种方案如果得以完全执行，应该能够提供更多的兴趣与教益。
回到当前这项工作，应该可以看到，在举行这些讲座时，西季威克先生的习惯做法是把这些讲座的讲稿非常完整地写下来（尽管偶尔有些部分最初仅仅采取完整笔记的形式），并且一般会随后通过论文和讨论课同他课上的成员探讨这些讲座的主题。当下一次对同样主题做讲座时，他会在举办之前再通读一下这些讲稿，增加进一步研究的成果，努力消除晦涩与模糊之处，做出他想到的所有其他改善（常常会稍微改变顺序编排）。为了这样做起来更为便利，在他写作生涯的晚期，他通常会使用活页稿纸，这些纸张可以随手放在一边，如果由于涂改和页边内容的增补造成严重的模糊不清时，他会把它们重新誊录。这样一种做法可以便于他插入增加的纸张。当他觉得这些材料已经非常成熟，可以形成一本书时，他会决定它的总体安排，并且让讲座适应这种安排。最后，在为出版而做准备工作时，他会修订写出的内容，增加新的材料，并且弥补缺失。这就是他的《政治学要义》和（我相信）他的《伦理学方法》的写作方式。当然，当前这项工作没有经过这种后期的完善过程；的确，著者自己还不敢确定，如果要出版的话，它是否足够完善。只要他还拥有教授讲席，他就总有放弃出版的念头，因为他觉得，要使之成为他认为的具有足够学术性的著作，所需要的时间和劳作——由于剑桥有关教学和考试的安排——和他的道德哲学教授的职责存在冲突。他打算在一两年内辞去教职，然后回到这项工作中。但是，他在1900年的病逝打断了这一计划。对于该书的出版，他指示我寻求有能力做出判断的朋友的帮助。我获得了他们大量无私的建议和帮助，包括詹姆斯·布赖斯 [1] 先生、A.V.戴雪 [2] 先生、O.布朗宁（O. Browning）先生、T.索恩利（T. Thornely）先生和其他人，还有所有我请教过的人，包括我的兄弟A.J.巴尔弗（A.J. Balfour）先生，他读了本书的上半部分，并且建议出版。然而，读者无疑会发现，本书的内容编排是不平衡的，某些要点同其他要点相比，处理得更为充实，在形式上更为完整。尤其是，我毫不怀疑，如果著者还健在，最后三次讲座应该会在他手里得到进一步完善。然而，或许幸运的是，在《政治学要义》中有大量内容碰巧和当代政体相关，可以视为对第二十八讲和第二十九讲的补充。起码，关于当代政体，可以部分参阅相应位置上的脚注。
作为编辑，我的责任是遵照著者对于其身后出版的任何作品的明确意愿，对全书各处因疏忽造成的字词错误做出必要的改动和校正，当然也在手稿中句子不是很完整时增加了一些连接词语。但是，一旦有些地方根据字词本义可能存在哪怕是一丁点疑问，我就会补充一些内容并用方括号括起来。我认为，在全书中这种情况仅仅出现过两三次。因此，该书内容和表达完全是著者的。
由于该书采用了讲座形式，在编排上我的责任更大一些。我记得，西季威克先生关于这个主题的第一讲是在1885—1886年；从那时起，他似乎每年都要就此主题开讲座，直到1898—1899年。但是，在1899年复活节学期开设的最后一次课程，是包含八讲的短课程，而且前一次课程也不是完整的课程。为了将讲座改成这些短课程，他大幅度重新编排了手稿，后来就再也没有按顺序编排。著者习惯于改变讲义的顺序，并且不停地重新编页码，这样做使得页码标注在大部分情况下变得毫无意义。因此，在排序上，我必须自行判断。在这部分工作中，我从学生的笔记本中获得了大量实质性帮助。我拿到了不同学年的笔记本，因此，我不但能够大概看出原来的顺序，也能看到不同学年的不同排序。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以一定的工作把它们拼凑在一起。在做这种工作时，我用到了著者的全部手稿。但是，为了让过渡尽可能顺畅，当同一部分有不同版本时，我会从不同的版本中选择句子。偶尔，我也会插入来自著者手稿的部分段落作为本书的内容，而不是选择那些勾连在一起的段落。当然，这样重新编排会有误读著者意思和使用著者原打算换掉的材料的危险。但是，我已努力避免这两种危险。
从刚才我所说的可以看出，我要为编排细节负主要责任。我希望，如果读者认为在编排上存在缺陷，在特定要点上存在太多重复，或其他类似缺陷，应该把过错归咎于编者而不是著者。应该提及的是，为了课堂使用，著者曾刊印过前三讲和（关于罗马的）第十讲。这些部分的编排一如其故，除了我在第一讲中所插入的第六节，这里似乎是最适合它的位置。
我也要为选定脚注和附录负主要责任。的确，大量脚注实际上是由著者做的。手稿中与本书关系紧密但似乎不太适合放入正文中的材料，被放在注释
中。但是，其他脚注和附录中的大部分注释，是我从著者留下的其他一些手稿中纳入的，因为在我看来，它们对于理解正文是有用的，或者本身是有价值的。脚注和附录的区别仅仅是，后者中的注释或者太长而不便作为脚注，或者它们同正文的联系有点间接。在本书当中，我还插入了一到两个编者注，我想它们本身的意思是很清楚的。
我应该为著者在从事这项工作时所受惠的书列一个清单，著者也应该会这样做。但是不幸的是，这样做是不可能的。我可以为准备这本书的过程中用到的和作为注释的书给出一个长长的清单，但是，它基本上是不完整的，而且无论如何也不能表明他分别对这些书的利用程度。我所能做的仅仅是，尽可能给出实际引用到或者近似引用到的参考书。
仍然要感谢在这项工作中以不同方式提供了帮助的人们。我要首先感谢布赖斯先生、戴雪先生、布朗宁先生、索恩利先生和纽纳姆学院（Newnham College）历史学讲师爱丽丝·加德纳（Alice Gardner）小姐。感谢他们，不仅因为已经提到过的建议，还因为对校样的阅读和提出的批评。尽管他们不能修正这本书的实质内容（也许著者在世时可以），但是依然让我清除了文字上的错误，而且在手稿的其他部分的帮助下，让我改良了一些段落，并且让一些要点更明确。在这里，我应该提及，著者曾经请P.F.威勒特（P.F.Willert）先生、斯坦利·利斯（Stanley Leathes）先生和已故的约翰·西利（John Seeley）爵士，或许还有其他人读过其中一些早期形式的讲稿，并且得到了他们的批评和建议，他无疑也善用了这些批评和建议。H.G.戴金斯（H.G.Dakyns）先生之前也读过其中一些讲稿。他不仅阅读了校样，而且还和我通读了一些手稿，对我大有帮助。我必须感谢E.M.科尔曼（E.M.Colman）小姐和珀西·戈德伯（Percy Godber）小姐，她们把分别在1894—1895年和1895—1896年各自参加讲座的笔记借给我。已经提及的加德纳小姐和纽纳姆学院古典学讲师E.M.沙普利（E.M.Sharpley）小姐，除了帮助我校对校样外，还不厌其烦地帮我寻找和核实引文。在这个方面，索恩利先生和戴金斯先生也提供了帮助。对于加德纳小姐，我要为她在索引和目录上的帮助表达更深的谢意。
埃莉诺·米尔德里德·西季威克
剑桥，纽纳姆学院
1903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