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张骞凿空与三通三绝

张国刚

两汉是丝绸之路的开拓时期。自西汉张骞“凿空”西域后，两汉政府对丝绸之路的开拓与经营都不遗余力，这不仅仅是出于商业目的，也不仅仅是为了炫耀国威，更与此时期两汉政府抵御匈奴入侵这一政治兼军事目的密切相关。张骞通西域是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中西交流史上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并对后来东西方文明的发展有着深远意义。西汉初年因国困民贫，对匈奴的入侵大都采取防御政策。经过几十年休养生息，汉武帝开始考虑对匈奴反击。汉武帝获悉，有一个曾居于敦煌、祁连山之间，但已被匈奴驱逐至西方的大月氏部族与匈奴有世仇，故而想寻找大月氏，欲与之携手夹击匈奴。因此，时任郎官的张骞应汉武帝招募，第一次出使西域。

汉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年），张骞带领一百多人的出使队伍离开长安，经陇西向西进发，但不久就被匈奴俘虏。匈奴单于长期监禁张骞，并为之娶妻成家冀其投降。张骞却始终等待时机准备逃脱，并在11年之后乘防备疏松，终于和随从人员逃出匈奴。张骞一行向西越过葱岭，经过几十天长途跋涉后抵达大宛（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随后大宛王派人护送张骞前去康居（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再由康居到达大月氏。然而大月氏已立新王，并越过阿姆河吞并了希腊化国家大夏之故地，已然安居乐业，无心再向匈奴寻仇。张骞在此住了一年多，不得已而东返。为了避免匈奴拦截，张骞未走原路而沿塔里木盆地南缘进入柴达木盆地，绕道青海归国，但不幸又被匈奴捕获。所幸一年以后，匈奴因单于去世而发生内乱，张骞得以逃脱，终于在元朔三年（前126年）回到长安。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历时13年，虽然没有达到同大月氏结成联盟的政治目的，却了解到有关西域地区的政治、经济、地理、文化、风俗等情况，为以后中原加强同西域的联系奠定了基础。不久，张骞就利用他对西域的知识参与卫青出击匈奴的战争，因知水草所处，为此次军事行动的胜利立下大功，被封博望侯。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的同时，西汉王朝也对匈奴展开一系列打击，经过公元前127年、前121年和前119年的三次大规模反击，西汉在对匈奴的斗争中已经掌握了主动，前往西域的道路也基本畅通，这为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此后丝绸之路的安全畅通以及西域诸国同西汉王朝的友好往来，创造出必要条件。

为了彻底铲除匈奴势力，也为了开疆拓土的雄心大略，汉武帝在对匈奴展开第三次打击的同年再度派遣张骞出使西域，目的是设法联络乌孙等西域各国，“断匈奴右臂”。这一次出使队伍浩大，随员三百，牛羊万头，携钱币、绢帛“数千巨万”。但这次张骞仍然没能达到预期目的。当他们到达乌孙（伊犁河、楚河流域）时，正值乌孙因王位之争而政局不稳，国内贵族又惧怕匈奴，故西汉欲同乌孙结盟攻打匈奴的政治目的再次落空。但在乌孙期间，张骞分别派遣副使到中亚、西亚和南亚各国，广加联络。公元前115年，张骞回国，乌孙遣导译相送，并派使者来长安。使者见到汉朝人众财富，回去广加宣扬，汉朝的威望在西域大大提高。不久，张骞所派副使也纷纷回国，并带回许多所到国的使者。从此，中西之间的交通正式开启，西汉政府与西域及中亚、西亚、南亚地区的友好往来迅速发展，西来使者相望于途。与使团相得益彰的是一群群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

张骞出使西域本来是为了联合西北各部族共同抗击匈奴，客观上却起到了开拓长期被匈奴阻塞之东西陆路交通的作用，沟通了东西方的经济与文化往来，也建立起中原与西北边疆各地区的友好联系，开辟出中国与西方各国直接交流的新纪元，如此重大的历史意义使张骞出使西域在史上被誉为“凿空”。

西汉乘着对匈奴战争的一系列胜利而于公元前121年和前111年先后在河西走廊设立武威、酒泉、张掖、敦煌等河西四郡，割断匈奴与羌族之间的联系，保证丝绸之路咽喉地带的畅通。此后匈奴势力只好向西发展，开始了同西汉王朝争夺西域的长期斗争，最终西汉王朝取得重大胜利。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匈奴发生内讧，西边日逐王先贤掸降汉，自此匈奴势力全部退出西域。

西汉王朝在西域设置官吏，始于贰师将军李广利讨伐大宛胜利之后。当时所设称为“西域使者校尉”，其任务是率领士卒在车师、楼兰等地屯田，以供给和保护来往于丝绸之路上的各国使节。宣帝元康二年（前64年），又命郑吉为卫司马，“使护鄯善以西南道”，也称之为“护鄯善以西使者”。至神爵二年匈奴日逐王来降后，以郑吉“并护车师以西北道”，这就是“都护”一名的由来。自此西域都护府正式出现，其治所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东北之策大雅），所管理的范围大体为今天敦煌以西，巴尔喀什湖、费尔干纳盆地和帕米尔高原以东，喀喇昆仑山以北，阿尔泰山以南的广大地区。西域都护的主要任务是统领西域诸国联合起来共同抗击匈奴的侵扰，特别是保护西域南北两道的安全和畅通，这也是“都护”一词的原意。西域都护的设立，是西域地区统一在西汉中央王朝管辖之下的标志，这无疑对丝绸之路的繁荣与畅通意义非凡。汉朝一方面不收赋税，一方面为了管理西域还要承担大量军政费用，只能借由驻军耕战结合、大力发展屯垦而实现自足，由此也推进了塔里木绿洲地区农耕文化的发展。

东汉丝绸之路的“三通三绝”

西汉在开通丝绸之路后的一百多年间同西域各国保持了和平友好关系，中西陆路交通因此畅通无阻。但在公元一世纪初，王莽篡汉之后一反西汉对西北少数民族的优待政策，致使国内各民族间的矛盾加剧，匈奴势力乘机进入，西域与内地王朝遂关系阻绝。东汉时期，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丝绸之路通绝频繁，史称“三通三绝”。

公元13年，西域焉耆地区首领起兵反对王莽，杀西域都护但钦，西域各地先后响应。接着河西、陇西地区的地方官员也纷纷反对王莽，长安以西交通中断，西域地区再次为匈奴所控。东汉明帝即位后，意识到中原王朝若不控制西域，匈奴就会乘虚而入，进而利用西域的人力物力，不断侵扰河西和东汉北部边境。于是，明帝于公元73年派军队从河西进入巴里坤、哈密一带屯田，同时派班超先后到鄯善、于阗、疏勒等地，帮助西域各地驱逐匈奴的势力，东汉政府遂又在西域设立都护等官职，恢复中原与西域的政治和经济联系。

此后不久，焉耆、龟兹等地首领在匈奴贵族的支持和教唆下，杀害了西城都护陈睦，抢掠西域其他地区，丝路安全又受到很大威胁。在这种形势下，东汉政府担心负担不起庞大的军费开支，便准备停闭中原与西域的交通，命令当时坚守在疏勒地区的班超撤回中原。但西域各地人民坚决要求班超留在西域，以帮助继续开通丝路。班超于是决意留守西域，并力陈保守西域对中原地区的重要作用。在班超的坚持下，东汉政府同意了他的要求，同时派兵支援。在西域各地共同支持之下，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匈奴势力又被赶出西域。公元91年，东汉政府再次恢复西域都护之职，并由班超担任，东西交往的大干线再度通畅。

公元107年，东汉朝廷中一些官员认为，西域路途遥远，管理费用太巨，得不偿失。汉安帝听信这些言论，于是下令撤销西域都护。匈奴立刻南下占据西域，并鼓动河西、陇西等地羌人反对东汉政府，使东汉对陇山以东地区一度失去控制，丝绸之路再次中断。匈奴占据西域之后经常借西域诸国之力骚扰河西一带，东汉政府中有些官员因此又认识到西域的重要性。在当时执政的邓太后支持下，班超之子班勇在公元123年被东汉政府任命为西域长史，前往西域。此后他组织和统领鄯善、龟兹、姑墨、温宿等地军队，又一次帮助西域各国将占据西域的匈奴赶走，丝绸之路第三次开通。东汉末年，国内混乱，再无力西顾，西域也就逐渐脱离了东汉王朝的控制。

彩绘木马

东汉|松木

长72，高87（单位：厘米）

1972年武威市磨嘴子汉墓出土

甘肃省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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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的头、颈、身体、四腿和尾巴分别以松木雕成后粘合而成。形体高大，张嘴嘶鸣，四足直立。通体涂黑，用刀刻出眼、鼻、唇。马鞍和障泥同马背联雕在一起，以白粉涂底，其上以黑色勾画出云气纹。整体造型雄浑质朴、生动传神。

彩绘木马出土于武威磨嘴子汉墓M49。该墓为带斜坡墓道的长方形单室土洞墓，由墓道、墓门、墓室三部分组成。墓门、墓顶为人字坡形，墓室内刷一层白灰面。墓主人为男性，单人葬，黑漆棺，东西斜放。棺用柏木制，保存完好。墓主人头戴漆 菱孔纹的冠，可能为进贤冠。墓中随葬陶器、木器、漆器、铜器及草编织物等随葬品，壶、罐等成组陶器置于墓室前右角，木俑置于墓室左角，棺前置漆器，陶仓及木器放置在棺两侧，棺上有粮囊、草箧和鞋。墓门有木镇墓兽和石灯一个，还有铭旌残迹。棺内放置弩机、毛笔、砚台、印章及钱币等。木质印章为双面印，正面白文“□森（？）私印”，背面印文“臣森（？）”。墓中出土“白马作”毛笔和漆匣石砚以及木印，表明墓主人可能是小吏或文人。根据墓中出土釉陶器和五铢钱等遗物判断，该墓时代可定在东汉中期。（李慧奉）

彩绘骑兵俑

西汉|陶

长约35，宽约12，高约35（单位：厘米）

汉景帝阳陵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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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组骑兵俑为公安破案所移交，属于国家二级文物，出土于汉高祖长陵陵区。其造型特征与杨家湾兵马俑极为相似，时代相近，应为汉代初期。

此批骑兵俑系西汉随葬明器，泥质灰陶。马通体施红褐彩，马首上仰，双耳直立，鬃毛竖起，马尾飘扬，马腿粗壮，造型似仰头欲奔之势。鼻小嘴阔，耳鼻嘴内施红彩，马肚底部中央有一圆形透气孔。马背上绘有一个红彩绘植物纹的圆形或方形坐垫，武士俑手持缰绳，头戴黑色武弁，额际裹有红色陌额，面部施粉红彩，耳眼刻画模糊，鼻子清晰，凸起小嘴，身着白领红襦黑甲，双腿施白彩，下垂紧贴马背，脚穿黑色战靴。头顶中央有一圆形透气孔，腹腔中空。此组骑兵俑综合运用塑、绘、刻技法，成功地刻画骑兵服饰、冠饰，是了解汉代服饰材质、造型及仪制的重要载体。

骑兵俑出土时多以编队群体出现，排列整齐，以彰显威武雄壮之赫赫军威。骑兵约于春秋战国之际出现，各国连年征战，军备竞争异常激烈，骑兵以其灵活性强、杀伤力大、速度快的优势应时而兴，各国竞相豢养良马并组建骑兵，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成为骑兵发展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孙膑曾指出：“夫骑者，能离能合，能散能集。百里为期，千里而赴，出入无间，故名离合之兵也。”骑兵在古代战争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良马亦成为贤君能臣追逐的目标，秦始皇之追风、吕布之赤兔、唐太宗之六骏均名噪一时。

汉代帝王陵园多设置兵马俑坑，由骑兵、步兵、车兵等不同兵种共同构成军阵，以象征戍卫部队，捍卫君王的地下王国。汉阳陵东南、西北两处外藏坑即为此类，考古发现大量兵马俑，其中就有相当数量的骑兵俑，着战袍，披铠甲，骑战马。部分骑兵颧骨突起，造型夸张，应为北方少数民族的形象，是汉代骑兵人员构成的真实反映，成为了解汉代军事装备、军种配置以及人员组成的重要实物资料。（闫华军）

张骞出使西域图（敦煌壁画）

莫高窟第323窟，初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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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莫高窟第323窟主室南北两壁绘制有八幅佛教史迹画，其北壁西侧为绘于初唐的《张骞出使西域图》。全图以山峦分隔故事情节，由三个画面组成。内容据《魏书·释老志》绘制。

右上第一幅画面为汉武帝在甘泉宫拜金像。一座挂着“甘泉宫”匾额的宫殿内，立着两尊佛像。殿前汉武帝跪拜金人，六臣僚捧绮拱手躬身立于两侧。帝王下方的榜题上写着：“汉武帝将其部众讨凶（匈）奴并获得二金（人），长丈余，列之于甘泉宫。帝为大神常行拜谒时。”元狩二年（前121年），霍去病击破匈奴休屠王时获得了祭天金人。

底部第二幅画是张骞辞别汉武帝。画中汉武帝骑着高头大马，身后一干侍从僚属。帝王的对面，持笏板跪拜者就是张骞，其后有侍从数人牵马持节。他们之间的榜题写着：“前汉中宗既获金人，不知名号，乃使博望侯张骞往西域大夏国问名号时。”汉武帝不知祭天金人的名号，于是就遣张骞出使大夏国求金人名号。根据获得金人的时间线，画中所绘应是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

左上角第三幅是张骞经过万水千山最终到达大夏国。画面中张骞带着两位持旌节的侍从经行山间，向一座城池进发。城内中心为一座佛塔，城门口站着两名僧人，僧人旁的榜题写着“□大夏时”。这个画面表现了张骞最后到了大夏国，见到佛塔，知道了金人实际上是佛像。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一故事被演绎的版本是：汉武帝打匈奴时，缴获了金人（佛像），却不知其名号，因而遣张骞出使西域，到大夏国问佛的名号，得知为佛像，便供奉于甘泉宫。撰写《魏书》的魏收生活在佛教兴盛的北齐，所以他应当是接受了佛教信徒改编后的版本。佛教信众借着张骞的名人效应，给张骞凿空的壮举来了一次历史错位，赋予其引入佛教的新含义。虽然此幅《张骞出使西域图》所描绘的是佛教版本的张骞出使西域故事，并不是基于历史事实的“张骞凿空”，但这是最早关于张骞的形象记录，依旧意义重大。（陆芳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