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

本书作者查尔斯·A. 比尔德（Charles A. Beard，1874—1948）是20世纪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历史学家之一。他曾长期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其研究领域横跨历史学和政治学两大领域，还担任过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及美国政治学学会主席，其代表作有《美国宪法的经济观》（1913）、《美国文明的兴起》（1927）等著作。作为进步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他的经济史观不仅对美国史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对当时的美国社会和进步主义运动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史学完成了专业化和职业化，这一时期美国史学开始由传统的叙述性史学转变为现代的分析性史学。已经专业化的新一代历史学家，“对力量的重视大于对人物的关心。他们要科学不要伦理，要真实不要戏剧，要分析不要记述。任何事情都不归之于上帝，也很少归之于机遇，而必须承认的偶然性多半怪罪史学家之无能而不是历史难以预测” 。美国历史学的专业化和当时的进步主义运动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发生的，到19世纪90年代，美国已经进入工业社会，急剧的社会变动和严重的社会问题，激发了人们的变革热情，要求改革的进步主义运动席卷全国。美国的许多历史学家也通过自己的史学研究来鼓吹进步主义思想，进步主义史学也由此成为美国史学独立后的第一个主要流派。在这些进步主义史学家之中，查尔斯·比尔德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位学者，相比于特纳、帕林顿等当时其他的主要历史学家，他不仅著述最多，影响范围最大，而且他的经济史观最集中和鲜明地体现了进步主义史学的核心思想，进步主义史学也因此往往被称为“比尔德学派”或者“特纳—比尔德学派”。

《产业革命》是比尔德的第一部学术著作，出版于1901年，是他在牛津大学留学期间写作而成的。该书共分五章，概括地介绍了从1760年到1900年间产业革命的历史，以及由于产业革命的发展，当时社会所面临的许多问题。该书出版后，又于1902、1906、1911、1918、1919、1921年多次再版，本书根据1921年的版本翻译。

在比尔德一生诸多的煌煌大作中，这本写作于青年时期的著作并不那么引人瞩目，书中的一些观点，现在看来也颇有问题。但《产业革命》作为一部历史著作，其价值仍然是不容忽视的，首先，比尔德用他的观察和研究，揭示了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状况，揭示了那个时代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所思所想；其次，从这本书里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了解到比尔德经济史观的起源和内容，进而对以后美国进步主义史学的发展能够有一个更加清晰和全面的了解。

一

1874年，比尔德出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上层家庭，优裕的家庭条件为他以后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1898年比尔德从美国德堡大学毕业后，又赴英国牛津大学留学。在英国留学期间是比尔德学术思想走向成熟的关键阶段，当时英国流行的各种社会思潮和学术思想对比尔德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正是在英国的这段时间里，比尔德的经济史观和社会改革理想开始初具形态。

19世纪末的英国，乃至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正处于一场大变革的前夕，资本主义制度不管在国内还是国际上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19世纪末期（1871—1900年）是资本主义向垄断阶段过渡的时期，这个时期，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引起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它促进了工业的高速发展，而工业的高速发展又促进了资本和生产的集中，从而引起了垄断组织的产生，垄断组织的产生进一步推动了资本主义列强加紧殖民扩张，因之出现了瓜分世界的狂潮，世界上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迅猛发展及自由竞争向垄断的过渡，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进一步激化。社会财富虽然急剧增长，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却日趋恶化，他们的不满与日俱增，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这一时期，一度低落的工人运动重新高涨起来，社会主义思潮在工人群众中间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几乎都成立了工人阶级政党和工会组织，从而形成了强大的社会压力。在国际上，资本主义列强的竞争日趋白热化，生存竞争成为了这个时代的主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阴云已经隐隐出现于天际。

作为产业革命的发源地和资本主义发展最早的国家，英国工人阶级很早就组织起来开展独立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19世纪三四十年代，他们曾掀起了规模宏大的宪章运动，70年代后，随着经济危机的日益加剧，一度低落的工人运动重新高涨起来。这一时期英国工人阶级的队伍不仅更加壮大，而且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被劳工运动所吸引，这些知识分子不仅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以改善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还希望和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共谋英国经济政治制度的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改造。19世纪80年代，社会民主联盟、社会主义联盟、费边社、苏格兰工党等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组织相继建立。在学术界，对支撑资本主义制度的意识形态理论，特别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也进行了批判和修正。到19世纪70年代，以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权威就已经消失了，对之进行攻击的有马克思主义者、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新自由主义者、实证主义者，以及德国的历史学派，等等。虽然他们观点各异，但都强调从历史的视角和社会学的视角对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进行修正和重构，反对从永恒、不变的抽象人性来看待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制度，声援社会改革或社会革命的呼声。这些思潮汇合在一起，使得英国在19世纪后期掀起了历史和社会研究的热潮，特别是从历史的角度对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研究。这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在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唯物史观，指出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们全部历史活动的基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引起历史上不同所有制形式的更替，这种矛盾是一切历史冲突的根源，它表现为各阶级之间的冲突，表现为思想斗争、政治斗争，等等。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正确地说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社会历史观的伟大革命。为了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一般规律，马克思并没有仅仅局限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而是借助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史来说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与嬗变，从某种意义上讲，《资本论》就是一部经济史著作。正如恩格斯在《资本论》序言中说的那样，马克思的“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马克思的学说对英国的社会思潮和知识分子产生了广泛且深远的影响。费边社会主义者、著名作家萧伯纳对马克思的学说就进行过专门的学习和研究，并深受影响。不过，由于英国独特的国情，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和思潮中，并未占据主导地位。

悠久的议会制和法治传统，自由主义长时间的浸染，广大国民对个人自由的热爱，使得英国的社会主义运动走出了一条具有自身民族特色的道路。在英国，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几乎与自由主义一样历史悠久，宽松自由的政治环境使得社会主义有着优良的发育土壤，从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到欧文的合作社会主义，几乎各类社会主义派别都可以著书立说，宣传自己的理论，构思未来的理想社会。在19世纪的英国，有着多种多样的社会主义派别，这些派别在民众当中都能获得或大或小的支持。不过，在19世纪后期，当工人在政治上组织起来以后，费边社会主义逐渐成为了工人运动的指导思想。

费边社成立于1883年，主要由一些很有才能的知识分子组成，人员不多，但能量很强。费边社主张建设一个民主的、渐进的、和平的和现实的社会主义。费边思想的主要特点之一是它的折中之道，从不轻易追随一家之见，而是听取几家的观点，然后根据自己的思想路线加以改善和发展。费边主义最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是1889年出版的《费边社会主义论文集》（ Fabian Essays in Socialism ）。该书由萧伯纳、西德尼·韦伯、安妮·贝赞特、威廉·克拉克等费边社的7位主要成员共同写作而成，费边社书记皮斯在他所著的《费边社史》一书中曾这样评价这本书：

“《费边论文集》以人人都懂的通俗语言为社会主义作了说明。它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并不以德国哲学家的玄想为依据，而是以我们日常在周围可见的社会进化为依据。它接受有声望的英国教授所讲授的经济学；它在我们现行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地基上建立社会主义的大厦；它证明社会主义不过是社会发展的下一阶段，由于十八世纪产业革命所带来的变化，这一阶段是必然要到来的。”

费边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基础是社会有机体论和进化论，并大量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费边社会主义论文集》中，从萧伯纳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到韦伯的《社会主义的历史基础》，再到克拉克的《社会主义的工业基础》，到处都可以发现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痕迹，克拉克完全按照马克思的方式（虽然未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解释制造业的发展以及随后托拉斯的组成，韦伯则认为本世纪的经济发展直接导致了社会主义的产生。特别是马克思的社会分析法和经济分析法，尤其为费边社的学者们所推崇。20世纪中期费边社的主要领导人、著名学者G. D. H. 柯尔指出，对于马克思，韦伯、克拉克等人都接受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那一半，即经济（“生产力”）决定着社会的政治条件。他们对历史的解释同马克思的解释一样，也是从经济观点出发，而且也同样强调经济权力集中的趋势：托拉斯和联合企业正在迅速发展；小规模生产者已经过时；资本主义集中的必然后果是，生产、分配和交换的社会化，也就是说，资本家在不知不觉之间已经为向人民共有制过渡创造了条件。不过，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社会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却遭到了费边主义者的全盘否定。他们认为垄断资本主义的出现使得走向公有制的道路更加方便，因而也就是为社会主义铺平道路，依靠英国现有的国家机器和民主机制，就可以逐渐实现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

在这里之所以要对费边社会主义多加笔墨，是因为费边社的思想对比尔德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在比尔德的《产业革命》一书中，也处处可以见到《费边社会主义论文集》的影子。由此我们可以从中看出比尔德经济史观形成的一条清晰的线索。

二

比尔德在德堡大学学习期间，就开始接触到了马克思的著作，如《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19世纪末的经济危机和美国工人阶级的罢工斗争也吸引了比尔德的注意力，大学一年级结束的时候，他来到了芝加哥，这是一座典型的工业城市，美国工人阶级所遭受的残酷压迫和反抗斗争，使他产生了深深的同情。回到学校后，他就成为了一名思想激进的学生，在学院组织的辩论中，坚持工人应该享有组织起来的权利，并要求开征联邦收入所得税。在英国留学期间，比尔德仍然十分热心社会活动，特别是对英国的工厂制度和工人生活状况，保持着浓厚的兴趣。相同的旨趣，使比尔德和英国的许多社会主义者建立了密切的交往，这其中就有独立工党的领导人，也是后来工党的第一任主席基尔·哈迪。

留学期间，比尔德与另一位美国人沃尔特·弗鲁曼一起筹建了一所面向工人阶级的“拉斯金学院”，目标就是为工人阶级培养未来的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约翰·拉斯金是19世纪英国著名的人文学者，同时也是一位真诚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在19世纪后期的英国社会上有着广泛的影响。拉斯金批评马尔萨斯、李嘉图等人的经济学说，认为他们忽视了人本身，因而造成了英国工厂制度的严酷。拉斯金在《致后来人》（ Unto This Last ）中曾写道：“生命之外别无财富，生命，包括去爱、去快乐、去敬慕的全部力量。哪个国家培养的高尚、快乐的人最多，哪个国家就最富有；一个人在充分发挥自身能力的同时，不论通过自身还是通过自己的财产，对别人的帮助越多，就越富有。”拉斯金的理论激起了比尔德的共鸣，对其一生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拉斯金学院于1899年正式开办，比尔德亲自上了第一课，还担任这所学院的秘书。学院每年招收三四十名优秀的产业工人，讲授政治经济学、进化论、工业史和社会学的基本知识。拉斯金学院在当时的英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这也使得比尔德对产业发展的历史及现状兴趣更加浓厚。作为学院的秘书，他经常深入工业区，频繁地参加工人集会，有时候一周他要在集会上发表5到6次演讲，而且受到了工人们的热烈欢迎，以至于在1902年当他准备返回美国的时候，基尔·哈迪等工党领袖已经将他看作了未来可能的工党领导人。

作为一名致力于历史学和政治学研究的学者，比尔德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评并未仅仅停留在道德层面上，他还需要有一套科学的理论来支撑起自己的观点。在当时英国的各种社会主义派别中，对比尔德影响最大的是费边社，比尔德基本上承袭了费边社会主义的历史观和政治思想。1901年，比尔德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产业革命》，这本书以“1760年的英格兰”开始，通过“机械革命和它的经济影响”“旧秩序的瓦解”等五章的内容，论述了自1760年以来英国产业革命的历史及所产生的社会问题，他希望该书能使读者对产业革命有个简明的了解，从而认识到现代社会经济问题的历史根源。在该书中，比尔德的经济史观初具轮廓，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费边社会主义，则是这一观点萌发的基础。

比尔德书中的很多观点，熟悉《资本论》和《费边社会主义论文集》的读者都不会感到陌生，比尔德在书中很多地方都是照搬和直接引用了《费边社会主义论文集》中萧伯纳、韦伯、安妮·贝赞特等人的论述和观点。从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产业革命》一书就是以经济史专著的形式进一步阐释了费边社会主义的观点。在关于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叙述中，比尔德则和萧伯纳等人一样，在很大程度上认同和照搬了马克思的观点和论述。

比尔德在《产业革命》第一章的开篇就指出，产业革命中的许多发明和创造，根本性地改变了人类生活中的生产和分配方式，使社会的所有经济运行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但是，虽然人类能够征服自然的力量，但是却没有能力去征服和控制这种新的社会环境。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产业革命带来的并不是幸福，而是灾难。“人变成了机器——一架生产物品的机器，一种可以被买卖的商品。他的性格，他去爱、去快乐、去钦佩的能力，他逃离痛苦、悲伤、悲惨处境，奔向自由的渴望，所有这一切，都在商品生产面前变成了次要的。”

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一节里，就对此进行过精辟的分析：“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劳动生产的不仅是商品，它还生产作为商品的劳动自身和工人，而且是按它一般生产商品的比例生产的。”

比尔德在书中指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并不仅仅是新的机械发明的结果，也是因为这个社会没有能够在新的基础上得到重新建构。产业革命导致了工厂制度和资本主义的兴起，社会逐渐分裂成了两大阶级：雇主和雇工，将他们联系起来只是“金钱纽带”。资本的重要性超过了劳动力的重要性，它使各个阶层的工人都依赖于资本家，它引入了一个闻所未闻的竞争的时代。不过，资本家之间日趋激烈的竞争导致的则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我摧毁。

与另外一本出版于1884年的关于产业革命的名著——阿诺德·汤因比的《英格兰十八世纪产业革命讲演录》相比，汤因比的思想是新自由主义的，而比尔德则具有明显的社会主义倾向。汤因比的著作主要是关于第一次产业革命和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历史，比尔德的著作虽然也回溯了第一次产业革命的历史，但其价值则更多地在于对第二次产业革命和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历史和特征的描述。汤因比虽然对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弊端提出了批评，提出要修正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但他依然努力向大家说明，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工人的物质条件不仅能够、而且事实上也是得到了提高，虽然工人阶级经历了产业革命初期的种种苦难，但依然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而在改善工人阶级条件的原因里，最重要的就是自由贸易。但是20多年后，在比尔德看来，很多产业里的竞争体制已经实现了它的自我摧毁。在比尔德看来，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走向垄断，既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也是一种进步。资本之间的联合，不仅可以避免无序竞争带来的混乱和社会财富的浪费，也为更高级的社会组织和产业组织形式准备了条件：

“对于由托拉斯的发展所展示的产业组织的未来，现在有许多奇怪，甚至有时候是怪诞的预言，但是就像以知识取代先例，以组织取代混乱和无政府状态标志着人类的发展方向一样，毫无疑问，托拉斯只不过是指明了通向更高级产业形式的道路，在这种更高级的产业组织里，人民，而不是少数资本家，将收获利益。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这个世纪初流行的自由竞争体制走向了自我灭亡，建立在完全不同原则上的另一种秩序已经发展了起来。”

比尔德和费边社会主义者一样，赞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垄断资本主义的分析，相信资本的集中和垄断为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准备好了条件。包括汤因比在内的许多新自由主义者，虽然提出要限制分配领域的自由竞争，但仍然肯定了在生产领域内自由竞争的作用。对于自由主义者为了修正资本主义制度弊病，所提倡的“节俭和节制”，比尔德在序言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布思先生对伦敦和朗特里先生对约克的调查，明确证实了节制与节俭这种受人喜爱的灵丹妙药的谬误，它们受到鼓吹，是因为这些方法对那些占有土地和财富的统治者的霸权是没有什么威胁的。”比尔德赞同约翰·密尔的看法，“竞争不是导致工业社会充满罪恶和不公的最深层次原因，而是劳动屈服于资本，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占有了绝大部分的劳动成果”。在关于产业民主的论述中，比尔德指出：“个人所得要服从于整个社会的福利。关于自治和国有化的问题现在仍在进行之中，对生活资料进行公共管理的趋势是很明显的。”在集体主义的道路上，比尔德显然要比许多新自由主义者走的远得多。

不过应该注意的是，虽然比尔德的观点和马克思主义学说有诸多相似之处，其本人却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他的学术生涯中，也一再否认自己的经济史观来源于马克思学说。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他虽然也注意到了社会中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但他的经济分析方法并不是以阶级斗争为出发点，也不认同无产阶级革命。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和比尔德自身的性格和家庭环境有关；另一个原因就是比尔德受到了这一时期多种社会思潮的影响。

美国历史学家霍夫斯塔特在关于比尔德的传记里指出：“当我们追寻比尔德的一生时，我们要时刻记住，不管是从道德层面还是从物质层面，他的社会批评，都是一个有产阶级中的一员所做出的社会批评。” ^[1] 富裕的经济条件，贵格派基督徒的家庭背景，限制了比尔德的激进主义程度。事实上，虽然他对工人阶级充满了同情，但在思想上，他不仅没有完全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甚至和费边社会主义也有一定的距离。就像霍夫斯塔特指出的，在比尔德的思想深处，一直存在着很深的不确定性，他既有着强烈的道德激情，又追求着超然的科学性知识，在二者的张力之间摇摆。就像对待各种的社会主义思想流派，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接受马克思和费边社的理论，在学术研究和写作中运用这些理论，但在内心深处，他欣赏和敬仰的是拉斯金和他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因此，在比尔德晚年，其思想转向了唯心主义和相对主义，强调观念和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这种转变并非是无迹可寻的。

比尔德通过产业革命历史的研究，看到了由产业革命引起的社会巨变，看到了旧秩序的瓦解，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问题和工人阶级所遭受的苦难，也认识到了目前的社会失调是“生产的社会化与产品的个人占有以及产品的个人交换之间矛盾”的结果，希望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来替代资本主义制度，但是他并不赞同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而是更倾向于费边社会主义者的理论。费边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垄断企业的出现和发展，已经为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铺平了道路，依靠英国现有的民主制度，就可以逐渐实现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英美两国比较相近的国情，和自身的家庭背景，使比尔德毫无疑问地更倾向于费边主义者的理论。费边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的民主主义，认为和经济影响并列而且同等重要的是“在过去一百年中，把欧洲社会导向社会主义的那个主流，乃是不可抗拒的民主主义的发展”。韦伯在《社会主义的历史基础》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者现在所宣扬的理论，“乃是民主主义和工业革命不可避免的结果”。而在英国，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早就在进行之中了。比尔德完全认同了费边主义者的理论，认为工人阶级的解放必须要通过政治民主和产业民主来获得，在英国，以建立民主制度为目标的政治革命已经基本完成了。“在过去一百年的时间里，见证了英国政治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其结果就是将权力交到了人民的手里。”下一步，就是如何通过产业民主来建立一个合理的产业制度，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相对于工厂立法和工联主义，比尔德更看重合作运动的发展，因为“和工联主义不同，合作运动的成长根源于对以牟利为基础的竞争体制的正义性、可欲性的否定。工会承认私人资本、竞争和牟利的体制，试图靠提高生活标准来保护工人免受现有产业体制的伤害。合作运动在理论上寻求消灭利润，将工人从对资本家和中间商的依附状态中解放出来。”

和费边主义者一样，年轻的比尔德对未来的合作型社会和人类的前景充满了信心和乐观情绪，在书中，他引用了安妮·贝赞特在《费边社会主义论文集》中的一段话：“人性不会倒下，建立于其上的信仰就是建立在磐石之上的信仰。在健康和快乐的条件下，人性将会上升到现在难以想象的高度，诗人和理想主义者所讴歌的最精致的乌托邦，与我们的孩子们所拥有的美好生活相比，也不过是暗淡和破碎的亮光。我们所需要的是勇气、审慎和信仰，最重要的是信仰，它敢于相信正义和爱并非是不可能的，未来人们可以实现超出人们想象的一切。”

和比尔德相反，他在牛津大学的导师弗里德里克·约克·鲍威尔，对于英国民主制的未来却表现得忧心忡忡。鲍威尔是牛津大学现代史的钦定讲座教授，声望卓著。在学术上，他是一位严格的实证主义者，在政治思想上，鲍威尔倾向于托利—保守党，对于民主制度不抱好感。但他本人充满了社会责任感，崇尚自由和政治独立，对于比尔德的改革理想给予了热情的支持。鲍威尔对美国人没有太好的印象，却对比尔德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比尔德是自己认识的最好的美国人。因此，虽然政见不同，但当比尔德提出要求后，鲍威尔仍欣然为《产业革命》一书做了一篇长长的序言。在序言里，一开始鲍威尔就对已经拥有了选举权的工人阶级提出了警告，警告他们“民主不是天生的制度”，“如果民主不能发挥它的作用，那么它将会，而且一定会像那些已经消失的政治手段和权宜之计一样消失。如果一个国家在民主制度下还不如它在寡头统治之下更健康、更强大、更明智、更快乐、更幸福的话，那么民主制就将失败，其他的一些政体方案将会付诸实验，无论人们是否乐意”。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竞争使得鲍威尔忧心忡忡，他在序言里向国民提出了警告：“我们正参与的贸易竞争，是一场激烈的‘生存斗争’，我们只有拥有了更强大的体力和智力，才能生存下来。”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思想在这篇序言里可以说体现的淋漓尽致，这也是我国读者应该注意的地方。

距离比尔德这本《产业革命》的出版，已经过去100多年了。科技的发展在许多方面已经远远超越了比尔德当年的展望（当然那些具有空想的部分除外），经济发展的规模和全球化的程度也远远超过了他当年的想象，当年曾流行的各种社会思潮也经历了各种的实践和运用，但是比尔德所盼望的那种健康社会却依然未能实现，甚至产生了更多的问题，人类在通往美好社会的道路上依然任重道远。事实上，从20世纪30年代以后，比尔德对自己早年的乐观主义也进行了反思，从而导致了他史学思想的重大转变，开始越来越强调史学的相对主义观点。

三

1902年，比尔德几经犹豫后，最终谢绝了英国工党领袖们的挽留，选择回到美国完成自己的学业，1904年，他以《英国治安法官机构的产生和发展》一文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期间，比尔德结识了鲁滨逊、塞利格曼等进步主义史学家，他的学术思想也走向成熟，出版了许多影响一时的学术著作，包括最有影响力的代表作之一《美国宪法的经济观》，成为了当时美国进步主义史学和进步主义运动在学术界的代表人物。

正是因为在英国留学的经历，使得比尔德在后来美国的进步主义史学家中，不管其思想还是实践，都具有了更鲜明的社会主义色彩和批判精神。在《美国宪法的经济观》这本书中，比尔德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经济史观：

“历史的经济解释的整个学说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观念上的，那就是：一般说来，社会的进化是社会内部互相竞争的利益集团——一方面拥护变革，另一方面则反对变革——的结果。根据这个假说，我们在开始本书的研究时，首先必须探讨在宪法实施以前美国究竟存在哪些阶级和社会集团；哪些阶级基于它们的财产的性质，希望推翻旧的制度，从而可以获致直接的利益，哪些阶级希望维持既存法律秩序，从而可以获致更大的利益。”

历史学家霍夫斯塔特曾总结，“进步主义史学家的轴心观念就是经济和政治冲突”，比尔德的经济史观可以说是这种观念最恰当的阐释。比尔德对当时资本主义制度出现的种种弊端给予了毫不留情的批评，著名历史学家康马杰在他的名著《美国精神》中称赞：“他是20世纪这个复杂社会中被松了绑的伏尔泰，伏尔泰的机智、讽刺和哲学他都有一些，还有类似伏尔泰的热情。”

比尔德是一个多才多艺而又多产的学者。据统计，他一生撰写著作42部，与他人合著35部，发表论文360多篇，书评200多篇，为别人的著作作序23篇。这些论著内容十分广泛，遍及欧洲史、英国史、美国史、宪法、政府与政治、外交、经济、工运、思想、文化、哲学等各个领域。康马杰称赞他“无处不在，也似乎无所不知”。比尔德的书写得通俗易懂，把学术性和通俗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因而拥有许多读者。据统计，比尔德的著作总发行量达1 100万册以上，其影响力可见一斑。20世纪上半时期比尔德对史学界的影响，霍夫斯塔特曾这么总结道，在那个时期，“美国所有的历史论著似乎都跟着比尔德的调子起舞”。 ^[2]

20世纪30年代后，比尔德对自己早年的史学观点有所反思，在历史的因果关系上更多地强调多元论，强调史学的相对主义特点。1933年比尔德在出任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时发表的演说中指出：“对任何较大领域的历史事实的选择和编排——无论本国的还是世界的、种族的或阶级的——都受到选择者和编排者头脑中理论观点毫不留情的控制。”1935年，他在《美国历史评论》发表了一篇题为《那高贵的梦》的文章，文中他阐述了自己的相对主义史学观点，对兰克的史学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批驳，指出历史学家在书写历史的时候是无法摆脱主观因素影响的，兰克本人就没有能做到公正地书写历史，在谈到自己的经济史观时，比尔德坦率地承认：“经济解释，也仅仅只是一种看法，并非绝对的历史事实。”应该注意的是，比尔德的相对主义史学思想并非否认历史实在的客观性，强调的只是这种客观实在无法为人所完全知晓和再现，并且离开了人的主观认识，便无从谈及历史写作。比尔德的经济史观与他的相对主义史学思想其实并不矛盾，他也没有放弃自己的经济史观，只是不再把经济史观作为历史的唯一解释了。1935年比尔德为《美国宪法的经济观》写的再版序言中，再次强调：“在社会的巨大转变中，例如在制成和通过宪法所引起的剧变中，经济的‘力量’可说是原始的或基本的力量，而且比其它力量更足以‘解释’事实。”“谁要在历史上或者公共问题的讨论中，撇开经济的压力，谁就陷于致命的危险，那就是以神秘的理论代替真实，搅乱问题而不是清理问题。”

对于一些保守主义史学家攻击他的经济史观源于马克思主义学说，他虽然予以了否认，但却坦然承认自己对马克思学说的浓厚兴趣。在文章《那高贵的梦》里，比尔德公开表达了自己对马克思那渊博的知识和深刻的思想的敬意，并提醒那些敌视马克思的人，马克思不仅仅是一位革命家，还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一个人不管多么不喜欢马克思，他都不能否认马克思渊博的知识和大无畏的献身精神。他不仅像每一个写作历史的人那样去解释历史，而且他还帮助创造了历史。”

比尔德的进步主义思想不仅表现在学术著作之中，而且还亲身付诸实践。在1935年给史学同事们的一封信中，他写道：“历史学家应当在政治上和社会上开辟更为美好的未来，为全国全民作出巨大贡献。”从他早年参加英国工人运动开始，他就从未避开过公共事务，在政治经济舞台上不停地活动。“他那敏锐的头脑、不知疲倦的精力把他投入到他那一代人所有主要的政治运动之中。他那强烈的个性给新世纪第一个25年全部改革运动打上自己的烙印。” 当1934年《论坛》（ The Forum ）杂志的记者要求几位著名学者描绘一下他们心目中美国的前景时，比尔德给出了一个直截了当的回答：“那是一个劳工的共和国。”由此可以看出，青年时期的进步理想依然萦绕在比尔德的心中。

该书在翻译和出版的过程中，幸蒙商务印书馆宋伟编辑和李珂编辑的大力支持和协助，在此深表谢意。译文如有不当之处，敬请读者和行家指正。

宋晓东
2021年10月

[1] Richard Hofstadter, The Progressive Historians: Turner, Beard, Parrington , New York: Knopf, 1968, p.168.

[2] Richard Hofstadter, The Progressive Historians: Turner, Beard, Parrington , p.2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