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讹言，现代汉语词典编纂者一般定义为“诈伪的话”“谣言” ［38］ 、“谣传”“虚假、谣传的话” ［39］ 。
“讹”字在古代文献中本有虚假、诈伪、错谬之义，可以找到不少书证。如《诗·小雅·沔水》有载：“民之讹言，宁莫之惩。”郑玄笺：“伪也。言时不令，小人好诈伪，为交易之言使见怨咎，安然无禁止。” ［40］ 朱熹《诗集传》曰：“讹，伪。” ［41］
《诗·小雅·正月》载曰：“正月繁霜，我心忧伤；民之讹言，亦孔之将！”郑玄笺：“讹，伪也。人以伪言相陷入，使王行酷暴之刑，致此灾异，故言亦甚大也。”孔颖达疏：“有霜由于王急，王急由于讹言，则此民之讹言为害亦甚大矣！” ［42］ 刘向认为此句：“言民以是为非，甚众大也。此皆不和，贤不肖易位之所致也。”颜师古注：“此言王政乖舛，阳月多霜，害于生物，故己心为忧伤，而众庶之人，共为伪言，以是为非，排斥贤俊，祸甚大也。” ［43］ 朱熹《诗集传》曰：“此诗亦大夫所作。言霜降失节，不以其时，既使我心忧伤矣。而造为奸伪之言，以惑群听者，又方甚大。” ［44］ 皆以“讹”为虚假、诈伪。按照朱熹的诠释，士大夫认为民众以是为非，共造伪言（奸伪之言），以惑群听，遂作此诗讥刺之。 ［45］
郦道元（？—527）在《水经注·河水三》中记曰：“汉高祖破以县之，王莽之利平矣。民俗语讹，谓之高楼城也。” ［46］ 是以讹为讹误、错谬。讹字的这种用法，在《水经注》《史记》三家注、《汉书》诸家注中相当普遍。
但在先秦文献的不同语境中，“讹”字还有更丰富、复杂的用法。如“讹”也通“吪”“化”，意为感化、变化，以及行动、移动。 ［47］ 如《书·虞书·尧典》载：“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讹。” ［48］ 《诗·小雅·节南山》：“式讹而心，以畜万邦。”郑玄笺：“讹，化，畜养也。” ［49］ 朱熹《诗集传》：“讹，化。” ［50］ 陈奂（1786—1863）《传疏》：“讹，当作吪。” ［51］ 《诗·小雅·无羊》：“或降于河，或饮于池，或寝或讹。”毛传：“讹，动也。” ［52］
“讹”字的这些用法，在汉代史籍中也不难找到。如《汉书·扬雄传》：“炎感黄龙兮，熛讹硕麟。”颜师古注：“讹，化也。” ［53］ 《汉书·王莽传中》：“予之南巡，必躬载耨，每县则薅，以劝南伪。”颜师古注：“伪读曰讹。讹，化也。” ［54］ 《史记·天官书》：“鬼哭若呼，其人逢俉。化言，诚然。”《索隐》：“俉音五故反。逢俉谓相逢而惊也。亦作‘迕’，音同。‘化’当为‘讹’，字之误耳。” ［55］ 《索隐》“字误”之说，当据《汉书·天文志》之对应段落：“鬼哭若呼，与人逢俉。讹言，诚然。” ［56］ 然而化、讹本通，化或即讹之本字。所以王先谦引朱一新说，不赞成《索隐》“字误”之说：“讹本训化，见《释言》。此借字，非误字。” ［57］
“讹”字有“变化、移动”一义，而“讹言”也有“流动的言论”“变化的言论”之语义。所以汉代史籍中标签为“讹言”的言论，往往与“流言”类似。只不过，流言兼指在朝廷或民间散播的言论，讹言则更多用来描述民间流传之言。如《后汉书·冯衍传》：“或讹言更始随赤眉在北，（鲍）永、（冯）衍信之，故屯兵界休，方移书上党，云皇帝在雍，以惑百姓。” ［58］ 《王允传》：（董卓死）“时百姓讹言，当悉诛凉州人，遂转相恐动。” ［59］
或许，因“讹”字本有伪、谬之义，亦可用来形容怪诞妖异。如《山海经·西山经》有载：“有鸟焉，其状如鹤，一足，赤文青质而白喙，名曰毕方，其鸣自叫也。见则其邑有譌火。”郭璞（276—324）注：“譌亦妖讹字。” ［60］ 《史记·赵世家》记曰：赵王迁六年，大饥。“民譌言曰：‘赵为号，秦为笑。以为不信，视地之生毛。’” ［61］ “譌言”即讹言。这则讹言的表达形式类似童谣，“地生毛”乃对事实的描述，“赵为号，秦为笑”表达民众对当时政治局势的评估，如果解读这则讹言为虚假、诈伪的谣传，显然说不过去。所以，朱自清说：“‘谣’字有或作‘讹’字者，如《风俗通·皇霸篇》载赵王迁时童谣，《史记·赵世家》‘童谣’作‘民讹言’……而其词用韵，实系歌谣之体，与他处‘讹言’无韵者不同。” ［62］
在汉至南北朝文献的大量用例中，讹言类言论所包含的信息与“虚假、伪造、荒谬”并无必然关系，却常常带有怪诞妖异的色彩。所以郭璞在注释《尔雅·释诂下》“讹，言也”时，会说“世以妖言为讹”。 ［63］ 这也是为什么在汉代史籍中，流言常散见于纪、传，讹言则兼见于《五行志》的原因，《汉书》以下的《五行志》多采讹言入诗妖类，《后汉书·五行志》就设有“讹言”专题。这些怪诞妖异的讹言因时因地变化流动，无根无源、难以证实，却在民众中广泛流传，成为带有怪异色彩的谣言。
或许是由于讹言常具怪诞妖异的色彩，出现在汉代史籍中的讹言常与灾异情境密切相关。
西汉元成之际，宦官、外戚、朝臣相争，废立流言不绝，各地则水旱连绵、民情纷扰不安。“成帝建始三年夏，大水，三辅霖雨三十余日，郡国十九雨，山谷水出，凡杀四千余人，坏官寺民舍八万三千余所” ［64］ ，或说“关中大雨水四十余日” ［65］ 。于是讹言纷传，说京师也即将发大水。这则大水讹言当时流传甚广，以致发生了小女陈持弓阑入尚方掖门的怪异事件：
秋，关内大水。七月，虒上小女陈持弓闻大水至，走入横城门，阑入尚方掖门，至未央宫钩盾中。吏民惊上城。九月，诏曰：“乃者郡国被水灾，流杀人民，多至千数。京师无故讹言大水至，吏民惊恐，奔走乘城。殆苛暴深刻之吏未息，元元冤失职者众。遣谏大夫林等循行天下。” ［66］
《汉书·五行志下之上》在记录同一事件时多了一些细节，时序上有些不同：“成帝建始三年十月丁未，京师相惊，言大水至。渭水虒上小女陈持弓年九岁，走入横城门，入未央宫尚方掖门，殿门门卫户者莫见，至句盾禁中而觉得。” ［67］
虒上，地名，据东汉应劭注，虒上在渭水边。横城门即横门，是长安北城墙西侧的第一座城门。未央宫在长安城内西南角，是西汉皇帝常驻的正宫，禁卫森严。“无符籍妄入宫曰阑”，即擅闯宫禁区，属重罪。而一位九岁少女，未持任何入宫凭证，施施然步入宫城的小门，经过设在后宫的尚方、钩盾两署，“殿门门卫户者莫见”，可谓怪异至极。 ［68］ 据《成帝纪》，先有陈持弓闻大水将至而阑入宫禁，之后“京师无故讹言大水至，吏民惊恐，奔走乘城”；《汉书·五行志下之上》则序“京师相惊，言大水至”在先。我们以为，《成帝纪》的记载是比较可信的，即“虒上小女陈持弓闻大水至，走入横城门”，又“阑入”宫中之怪事，可能是“吏民惊上城”以致“长安中大乱”之导因。大水犯京师之言，后来虽然被证明是讹传，但“郡国被水灾，流杀人民，多至千数”，却是确凿的事实。结合当时政局之不稳、吏治之苛刻腐败，民众中流行这种惊恐心态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汉宣帝母亲王翁须侄子、乐昌侯王商，时任左将军，在朝会上展现了镇静清醒的政治风格：
建始三年秋，京师民无故相惊，言大水至，百姓奔走相蹂躏，老弱号呼，长安中大乱。天子亲御前殿，召公卿议。大将军凤以为太后与上及后宫可御船，令吏民上长安城以避水。臣皆从凤议。左将军商独曰：“自古无道之国，水犹不冒城郭。今政治和平，世无兵革，上下相安，何因当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讹言也，不宜令上城，重惊百姓。”上乃止。有顷，长安中稍定，问之，果讹言。上于是美壮商之固守，数称其议。 ［69］
对此讹言，汉成帝亲临未央宫前殿，召集公卿大臣商议。大将军王凤建议太后、皇帝和后宫可以乘船避难，众人都随声附从，只有王商发表异议。但他所谓的“今政治和平，世无兵革，上下相安”，当然是粉饰太平之言，“政治正确”却对朝野大众并无说服力。但王商对京师大水讹言所作的判断，以“大水一日暴至”为“讹言”，主张“不宜令上城，重惊百姓”，事后被证明是正确的，起到了安定朝野的效果。
朝廷上下明知该则大水讹言不实，但在盛行于时的天谴灾异信仰笼罩之下，却也不敢忽视讹言所透露的预警信息，认为应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成帝当时专宠许皇后，其他嫔妃希得进见。王太后及其家族用事，对此颇有异言。刘向、谷永（？—前11）等遂上书大谈灾异，认为大水讹言之出现，其咎在于后宫及外戚擅权。成帝接受他们的意见，下诏省减后宫用度。许皇后不服，上疏自辩，成帝就以刘向、谷永所论灾异回复，谓种种不祥之兆，如白气出于营室、流星出于文昌，乃至“北宫井溢，南流逆理，数郡水出，流杀人民。后则讹言传相惊震，女童入殿，咸莫觉知”，都是上天对后宫坐大发出的警讯。 ［70］
元延（前12—前9）、绥和（前8—前7）年间，灾异频生。灾异学家李寻认为这是汉中衰之象。“往者赤黄四塞，地气大发，动土竭民，天下扰乱之征也。彗星争明，庶雄为桀，大寇之引也。” ［71］ 就连地震与彗星这样的大凶之兆，都已经出现了，而按他的推算，还应该有大水为灾。建始三年（前30），长安“城中讹言大水，奔走上城，朝廷惊骇，女孽入宫” ［72］ ，就是一个信号。虽然长安最后没有发生水灾，这并不意味着大水讹言是虚幻捏造之言。
成帝绥和二年（前7）春，荧惑守心，李寻又向丞相翟方进进言：“应变之权，君侯所自明。往者数白，三光垂象，变动见端，山川水泉，反理视患，民人讹谣，斥事感名。三者皆效，可为寒心。” ［73］ 李寻对讹言预警功能的重视，可见一斑。值得注意的是，李寻认为讹言不仅有预警的功能，更具谶言的特质：“案行事，考变易，讹言之效，未尝不至。” ［74］ 大水不是不至，时机未到而已，所以必须赶紧亡羊补牢，以顺天心。刘向、谷永、李寻皆善说《洪范五行》灾异，按汉代流行的“洪范五行”说，大水乃阴盛之罚，后宫、外戚用事擅权，属阴气过盛，自然要出现水灾。所以京师大水虽是并未应验的“讹言”，在汉代的人们看来，其预警威力丝毫未减。
值得注意的是，《汉书·五行志下之上》对小女陈持弓事件的意义别有一番诠释：
民以水相惊者，阴气盛也。小女而入宫殿中者，下人将因女宠而居有宫室之象也。名曰持弓，有似周家檿弧之祥。《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是时，帝母王太后弟凤始为上将，秉国政，天知其后将威天下而入宫室，故象先见也。其后，王氏兄弟父子五侯秉权，至莽卒篡天下，盖陈氏之后云。京房《易传》曰：“妖言动众，兹谓不信，路将亡人，司马死。” ［75］
所谓“周家檿弧之祥”，典出《国语·郑语》：“且（周）宣王之时有童谣曰：‘檿弧箕服，实亡周国。’” ［76］ 即以陈持弓阑入宫禁与褒姒亡西周相比拟，亦提醒后世读者，大水讹言之警告不只针对许皇后，更预警王太后及其庞大家族（包括王莽）将给刘汉皇室带来的沉重打击。
《汉书·五行志》强调陈持弓“年九岁”，也值得注意。九岁少女被视为传递天谴信息的“妖人”，或与当时以为“童男女”具有特殊的神秘主义品性、其言行能够启示天意的观念有关。详见本书第四章的讨论。 ［77］
以“洪范五行”灾异理论解读讹言的预警功能，在东汉政治中仍然流行。《后汉书·桓帝纪》载，延熹八年（165）十一月壬子：
德阳殿西阁、黄门北寺火，延及广义、神虎门，烧杀人。 ［78］
李贤注引《袁山松书》：“是时连月火灾，诸宫寺或一日再三发。又夜有讹言，击鼓相惊。陈藩等上疏谏曰‘唯善政可以已之’，书奏不省。”当时流传讹言的具体内容不得而详，陈藩等人上疏的内容见于《后汉书》志一四《五行二》李贤注引《袁山松书》：
陈藩、刘矩、刘茂上疏谏曰：“古之火皆君弱臣强，极阴之变也。前始春而狱刑惨，故火不炎上。前入春节连寒，木冰，暴风折树，又八九州郡并言陨霜杀菽。《春秋》晋执季孙行父，木为之冰。夫气弘则景星见，化错则五星开，日月蚀。灾为已然，异为方来，恐卒有变，必于三朝，唯善政可以已之。愿察臣前言，不弃愚忠，则元元幸甚。” ［79］
陈藩等所言，皆据“洪范五行”灾异说。桓帝时，有灾异学家襄楷诣阙上书曰：“三月洛阳城中夜无故云火光，人声正喧，于占皆不出三年，天子当之。” ［80］ 无故火灾和讹言出现，都是对君主的警告，所谓“古之火皆君弱臣强，极阴之变也”。
另一则汉代广泛流传的讹言，就是中国宗教、神话史上著名的“传行西王母筹”。有关西王母神话的记载，或说于殷代卜辞中已出现，较可靠的是战国时期的文献，如《穆天子传》《竹书纪年》《山海经》等。有学者认为，西王母在西汉已有福神和高禖之神的职能，东汉画像石、画像砖上也常见西王母的形象。在后来的道教神谱中，西王母更占据一个重要的地位。但在西汉的国家祭祀与民间信仰体系中，西王母的地位、职能究竟如何，尚待深入研究。 ［81］
哀帝建平四年（前3）春，大旱。这一年出现了空前壮观、遍及全国、延续达大半年的“传行诏筹”恐慌性群体事件。《汉书·哀帝纪》：“关东民传行西王母筹，经历郡国，西入关至京师。民又会聚祠西王母，或夜持火上屋，击鼓号呼相惊恐。” ［82］ 《汉书·天文志》：“民相惊动，欢哗奔走，传行诏筹祠西王母，又曰‘从（纵）目人当来。’” ［83］ 《汉书·五行志》的记载更为详细生动：
哀帝建平四年正月，民惊走，持稾或棷一枚，传相付与，曰行诏筹。道中相过逢多至千数，或被发徒践，或夜折关，或踰墙入，或乘车骑奔驰，以置驿传行，经历郡国二十六，至京师。其夏，京师郡国民聚会里巷仟佰，设张博具，歌舞祠西王母。又传书曰：“母告百姓，佩此书者不死。不信我言，视门枢下，当有白发。”至秋止。 ［84］
从这次“行西王母筹”事件的规模、参预者的狂热程度以及涉及的区域之广来看，在行筹事件发生之前，民间对西王母的信仰应已相当普遍。后来王莽以新代汉，改封元后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即利用此讹言事件，将其称为新室的祥瑞，说“哀帝之代，世传行诏筹，为西王母共具之祥，当为历代（为）母，昭然著明” ［85］ 。但哀帝的朝廷及汉代史家对此事件的正式定性，仍然是“讹言惑众”。只是这则讹言的预警针对什么现象而发，不同立场者有不同的反应和解读。
哀帝宠臣、屡被舆论指斥为灾异祸源之一的息夫躬，声称祸在边防，建议整饬武备、斩一郡守以立威：
往年荧惑守心，太白高而芒光，又角星茀于河鼓，其法为有兵乱。是后讹言行诏筹，经历郡国，天下骚动，恐必有非常之变。可遣大将军行边兵，敕武备，斩一郡守，以立威，震四夷，因以厌应变异。 ［86］
是时，哀帝亲近祖母傅太太后、生母丁太后，丁、傅两家外戚显赫专权、子弟并进，又多用佞臣。朝野间不少人对此不满，认为行筹讹言是对哀帝重用外戚佞幸的谴告，舆情汹涌。元寿元年（前2）正月朔日，日蚀，哀帝面对地震、行筹讹言和日蚀等灾异的冲击，不得不顺应舆情，重新起用威望素著的大臣孔光（前65—5），罢免宠臣孙宠、息夫躬及其他近臣数十人。丞相王嘉则认为种种灾异是上天对哀帝过度宠幸董贤、滥予国家名器的警告：
奢僭放纵，变乱阴阳，灾异众多，百姓讹言，持筹相惊，被发徒跣而走，乘马者驰，天惑其意，不能自止。或以为筹者策失之戒也。陛下素仁智慎事，今而有此大讥。 ［87］
前凉州刺史杜邺举方正，奉旨上书直言，他在对策中说：
窃见陛下行不偏之政，每事约俭，非礼不动，诚欲正身与天下更始也。然嘉瑞未应，而日食地震，民讹言行筹，传相惊恐。 ［88］
《春秋》灾异，以指象为言语。筹，所以纪数。民，阴，水类也。水以东流为顺走，而西行，反类逆上。象数度放溢，妄以相予，违忤民心之应也。西王母，妇人之称。博弈，男子之事。于街巷阡陌，明离内，与疆外。临事盘乐，炕阳之意。白发，衰年之象，体尊性弱，难理易乱。门，人之所由；枢，其要也。居人之所由，制持其要也。其明甚著。今外家丁、傅并侍帷幄，布于列位，有罪恶者不坐辜罚，亡功能者毕受官爵。皇甫、三桓，诗人所刺，《春秋》所讥，亡以甚此。指象昭昭，以觉圣朝，奈何不应！ ［89］
杜邺对传行西王母筹事件中出现过的关键符号和意象，包括筹、民、西王母、博具、里巷仟佰、门、枢、白发，从“洪范五行”灾异学的角度一一作了诠释，以外戚丁、傅为灾异谴告的矛头所指。
不久，傅太后崩，名儒、谏大夫鲍宣（前30—3）上书说“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养黎民，即位以来，父亏明，母震动，子讹言相惊恐”，“诚可畏惧”。如今虽然哀帝“深内自责，避正殿，举直言，求过失，罢退外亲及旁仄素餐之人，征拜孔光为光禄大夫，发觉孙宠、息夫躬过恶，免官遣就国”，但“二月丙戌，白虹虷日，连阴不雨，此天有忧结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 ［90］ 鲍宣请求罢免董贤，遣之就国。哀帝不能听，反拜董贤为大司马、卫将军，领尚书事，甚至有意禅让帝位于董贤。至元寿二年（前1），哀帝崩，成帝母王太皇太后临朝，拜王莽为大司马，始废黜董贤，诛灭丁、傅。
与宗教、神话有关的传说、信仰，虽然在智者看来荒谬无稽，却不能简单将其斥为迷信、怪诞、谬误。信众之所以相信，自有其深刻的社会心理背景和实际的需要，王嘉所谓“天惑其意，不能自止”，是也。“行西王母筹”讹言的发生和传播就是一个例子，汉代人们对五德终始政治历史观的普遍信仰是另一个例子。王莽依五德相生说，推定代汉火德者当为土德；东汉自承火德，汉末意图代汉者亦多自居土德。所以汉新、汉魏之际，涉及赤、黄更迭的祥瑞灾异征兆及传说多不胜数，其中就有不少被标签为“讹言”。
《汉书·王莽传中》载，新莽天凤二年（15），民间“讹言黄龙堕死黄山宫中，百姓奔走往观者有万数。莽恶之”。王莽自承土德，自然恶闻黄龙堕死，下令“捕系问语所从起”，显已违背先儒“流言不极”的教诲，结果自然是“不能得”。 ［91］ 王莽对这则讹言可能引发的社会影响之恐惧，不能算是过度反应，他只是不明白“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民间舆论之向背不能靠高压堵截来操控左右。结果可想而知，同类言论在民间持续流传发酵，终酿成“人心厌新”之社会思潮。
《后汉书》志一七《五行五》载，桓帝永康元年（167）八月，
巴郡言黄龙见。时吏傅坚以郡欲上言，内白事以为走卒戏语，不可。太守不听。尝见坚语云：“时民以天热，欲就池浴，见池水浊，因戏相恐‘此中有黄龙’，语遂行人间。闻郡欲以为美，故言。” ［92］
由民间“戏语”经流传而形成众所周知的传说，是讹言、民间俗信的典型生成方式之一。应劭《风俗通义》记载的多种汉代俗神信仰，往往生于误会、误传、戏语（对于这种现象，第五章将作具体讨论）。但巴郡的黄龙传闻，本在当地走卒中戏传，上达郡听后，郡守为了迎合朝廷所好、美化自己的治绩，便将其作为祥瑞上报，载入史册。“桓帝时政治衰缺，而在所多言瑞应，皆此类也。”当权者有意利用民间戏语，以讹传讹，制造上天垂瑞的假象，岂止桓帝。然而，如“先儒言：瑞兴非时，则为妖孽，而民讹言生龙语，皆龙孽也” ［93］ 。民间戏语所言黄龙，即使当真，亦土德当令之象征。桓帝竟认为汉室祥瑞之征，毋乃天夺其智乎？这则记载，令我们对汉代讹言的发生、传播、建构过程有了一些较具体的认识。
桓灵之世，与土德相关之讹言陆续有来，《后汉书》志一七《五行五》载曰：
熹平二年六月，雒阳民讹言虎贲寺东壁中有黄人，形容须眉良是，观者数万，省内悉出，道路断绝。到中平元年二月，张角兄弟起兵冀州，自号黄天，三十六方，四面出和，将帅星布，吏士外属，因其疲餧，牵而胜之。 ［94］
李贤注引应劭《风俗通》：
应劭时为郎。《风俗通》曰：“劭故往视之，何在其有人也！走漏污处，腻赭流漉，壁有他剥数寸曲折耳。劭又通之曰：季夏土黄，中行用事，又在壁中，壁亦土也。以见于虎贲寺者，虎贲国之秘兵，扞难御侮。必示于东，东者动也，言当出师行将，天下摇动也。天之以类告人，甚于影响也。” ［95］
虽然洛阳虎贲寺的“黄人”纯属讹传，但在东汉末，黄人、黄土、黄天、黄巾都有强烈的象征意义。李贤注引杨泉《物理论》：“黄巾被服纯黄，不将尺兵，肩长衣，翔行舒步，所至郡县无不从，是日天大黄也。” ［96］ 张角兄弟选择黄天、黄巾为其政治符号，显然是为了配合当时的普遍信仰和社会心态。东汉末期，民间层出不穷的与土德、黄色相关的讹言，也可能对张角兄弟的这一选择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自然灾异与社会危机最易在民众中诱发讹言，上述大水、西王母、土德讹言发生之历史情境皆如是。故有汉一代，即有不少讹言发生、流传于战乱时期或治安恶劣的社会环境之中。
前文在讨论“流言”时曾提到，申屠刚举贤良方正，在对策中质疑王莽隔绝平帝与外家冯、卫二族的用心。在同一篇对策中，他还指出：
今承衰乱之后，继重敝之世，公家屈竭，赋敛重数，苛吏夺其时，贪夫侵其财，百姓困乏，疾疫夭命。盗贼群辈，且以万数，军行众止，窃号自立，攻犯京师，燔烧县邑，至乃讹言积弩入宫，宿卫惊惧。自汉兴以来，诚未有也。 ［97］
可见即使接近权力中心的宫禁宿卫，在“盗贼群辈，且以万数，军行众止，窃号自立，攻犯京师，燔烧县邑”之际，也会因惊惧而受讹言的摆布。东汉章帝（刘炟，75—88年在位）建初二年（77），马严（17—98）出任陈留太守。“时京师讹言贼从东方来，百姓奔走，转相惊动，诸郡惶急，各以状闻。严察其虚妄，独不为备。诏书敕问，使驿系道，严固执无贼，后卒如言。” ［98］
类似事例史不绝书，如《后汉书》志一三《五行一》：
安帝永初元年十一月，民讹言相惊，司隶、并、冀州民人流移。时邓太后专政。妇人以顺为道，故礼“夫死从子”之命。今专主事，此不从而僭也。 ［99］
献帝（刘协，189—220年在位）初平三年（192），董卓（？—192）遭李肃（？—192）、吕布（？—198）等刺杀。董卓旧部群龙无首、人心惶惶，而朝廷当权者在处置这支凉州大军的决策上，首尾两端、犹豫不决，于是“百姓讹言，当悉诛凉州人，遂转相恐动。其在关中者，皆拥兵自守” ［100］ 。董卓旧部之间，及其与其他武装集团因讹言而发生的冲突混战，启动了三国鼎立之前长达二十余年的内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