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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语文工具书，一般定义“流言”为“散布没有根据的话”“谣言” ［1］ 、“没有根据的话（多指背后议论、诬蔑或挑拨的话）” ［2］ 。陈雪屏先生认为，“谣言或被称为流言或被称为讹言”，亦即流言等于谣言。 ［3］ 社会心理学者或有不同的理解，比如认为流言与谣言都是“不确切的信息”，但也有些区别，区别主要在于“前者常常是无意讹传的消息，后者则是有意捏造的”。 ［4］ 也有大众心理学者归纳为：“流言，事出有因；谣言，凭空捏造。” ［5］ 笔者在绪言中已说明，本书所讨论的谣言，无论是发生在古代还是流传在现代，都不等于没有根据、虚假、捏造的言论信息。那么，流言与谣言，究竟是什么关系呢？汉代的流言，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言论呢？
我们先来看看流言在先秦典籍中的用法，以及汉代以降经学名家对它的诠释。
“流言”一词，见于《尚书·周书·金縢》：“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周）公将不利于孺子。’” ［6］ 此《今文尚书》文，属上古历史文献汇编，一般认为编定于战国时期，秦始皇（嬴政，前221—前210年在位）诏令焚书后，已有残缺。至西汉初，《今文尚书》由秦博士伏胜（约前260—前161）口传、以隶书抄录而成。这则故事在汉代家喻户晓，《史记》的《周本纪》和《管蔡世家》都有记述。此处的“流言”，指公开散布、传播言论，“流”用作动词。从《金縢》的上下文来看，该文献编撰者对管叔及其众弟子的传播行为和所传播的言论持批评态度。但就字面而言，“流言”所表达的只是言论的公开散布及传播之过程。所以郑玄（127—200）在《尚书笺》中虽然强化这则信息中的道德批判分量，斥管、蔡所言“公将不利于孺子”是“诬周公，惑成王”，但释“流言”为“放言”，并不含褒贬的意味。孔颖达（574—648）疏：“流言者，宣布其言，使人闻之，若水流然。流即放也。” ［7］ 这与郑玄的诠释一致。
就我们所见的先秦文献而言，“流言”有时确与虚假、没有根据的言论联系起来，如《诗·大雅·荡》：“强御多怼，流言以对，寇攘式内。”郑玄笺：“女执事之臣，宜用善人，反任强御众怼为恶者，皆流言谤毁贤者。王若问之，又以对寇盗攘窃为奸宄者，而王信之，使用事于内。” ［8］ 此论明确地以“流言”为“谤毁贤者”的恶劣言论。
朱熹（1130—1200）在《诗集传》中对“流言”的解释是：“浮浪不根之言也。”“言汝当用善类，而反任此暴虐多怨之人，使用流言以应对，则是为寇盗攘窃而反居内矣。是以致怨谤之无极也。” ［9］ 此说也指“流言”出自“暴虐多怨之人”之口。《战国策·赵策二》：赵肃侯（赵语，前350—前326年在位）十六年（前334），燕文侯（前361—前333年在位）资助苏秦（？—前284）车马金帛，令其游说赵国合纵抗秦。苏秦在游说中，希望肃侯能排除谗言流言的影响、当机立断，便曰：“臣闻明王绝疑去谗，屏流言之迹，塞朋党之门。” ［10］ 此处显然也视流言为不良言论。
顾炎武（1613—1682）释《大雅·荡》“流言以对”句，谓：
强御多怼，即上章所云强御之臣也，其心多所怼疾，而独窥人主之情，深居禁中而好闻外事，则假流言以中伤之，若二叔之流言以间周公是也。夫不根之言，何地蔑有？以斛律光之旧将，而有百升明月之谣；以裴度之元勋，而有坦腹小儿之诵。所谓流言以对者也。如此则寇贼生乎内，而怨诅兴乎下矣。郄宛之难，进胙者莫不谤令尹，所谓“侯作侯祝”者也。孔氏疏《采苓》曰：“谗言之起，由君数问小事于小人也。”可不慎哉！ ［11］
黄汝成（1799—1837）按语曰：“明封疆勋旧多伤于谗，而卒以人之云亡，邦国殄瘁，皆由中朝奸邪之徒流言以对也。”在这里，顾、黄都将流言等同奸邪之徒恶意中伤的谗言。顾炎武所引的“百升明月之谣”“坦腹小儿之诵”，是北魏、唐代政治斗争中的著名谣言。现代汉语中流言常被定义为“散布没有根据的话”“背后议论、诬蔑、挑拨的话”，就是受到上述传统诠释的影响。
但没有根据、难以确认的言论，未必等同诬蔑、诽谤。《荀子·致士》曰：
凡流言、流说、流事、流谋、流誉、流愬，不官而衡至者，君子慎之。闻听而明誉之，定其当而当，然后（士）［出］其刑赏而还与之，如是则奸言、奸说、奸事、奸谋、奸誉、奸愬莫之试也，忠言、忠说、忠事、忠谋、忠誉、忠愬莫不明通，方起以尚尽矣。 ［12］
在荀子（约前313—前238）看来，君子听到流言一类的言论，应当秉持谨慎的态度，令信息公开化、透明化，同时认真鉴别、明智判断、赏罚得当，如此则奸人难售其奸。荀子以“流”为无根源、无确证之谓，却并不认为“流言”一定是奸言、奸谋、谮谗之类。
在先秦文献中，“流言”还可指众人流传之言。先儒称许儒者之特立独行，可做到“流言不极” ［13］ 。不极，即不追究其所从出，因为那是众人“流传之言”。
汉代文献中的“流言”一词常被涂上伦理色彩，视同诽谤、诬蔑、挑拨、谣言，这显然是受到《金縢》用例的影响。周公被古典儒家视为理想政治制度的创始人，也是儒家伦理传统中的完美典范。所以其诸弟在权力斗争中发动的以“流言”争取公众支持的舆论攻势，很自然地被儒家影响下的传统史观定位为谣言惑众、诽谤圣人、挑拨君臣关系的典型案例。虽说西汉武帝以后“独尊儒术”是言过其实，但周、孔之超然历史地位在汉代毋庸置疑。汉代史家似乎也普遍接受这一价值判断。《史记·鲁周公世家》对该事件的陈述完全基于《金縢》：“其后武王既崩，成王少，在襁褓之中。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周公将不利于成王。’” ［14］ “管、蔡流言”因而成为汉代政争舆论战中之习用标签，成王、周公、管、蔡等历史人物成为定型化的政治符号。
如《汉书·昭帝纪》赞：
昔周成以孺子继统，而有管、蔡四国流言之变。孝昭幼年即位，亦有燕、盍、上官逆乱之谋。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时以成名，大矣哉！承孝武奢侈余敝师旅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光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至始元、元凤之间，匈奴和亲，百姓充实。举贤良文学，问民所疾苦，议盐铁而罢榷酤，尊号曰“昭”，不亦宜乎！ ［15］
昭帝（刘弗陵，前87—前74年在位）八岁登基，在位十三年，霍光（？—前68）以大司马大将军专擅朝政，甚至操纵昭帝身后之废立，直至宣帝（刘询，前74—前49年在位）地节二年（前68）病逝。一年后，霍家以谋反之罪名被族诛。其情其境，虽不同于成王、周公、管、蔡之局，史家赞语以霍光比拟周公、昭帝比拟成王，颇有褒扬之意。值得玩味的是，这赞语也成为当时朝野反霍流言汹涌之反证。
元帝（刘奭，前49—前33年在位）初元（前48—前43）、永光（前43—前38）年间，外戚许氏、史氏与宦官弘恭、石显弄权，屡次排斥朝臣萧望之（前114？—前47）、周堪（？—前40）、张猛（？—前40）等人。宗室刘向（前77—前6）与萧望之等相党，乃于永光元年上书，寄望元帝为成王，推许望之、堪等为周公，指斥恭、显等为管、蔡之流：
昔者鲧、共工、驩兜与舜、禹杂处尧朝，周公与管、蔡并居周位，当是时，迭进相毁，流言相谤，岂可胜道哉！帝尧、成王能贤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荣华至今。 ［16］
成帝（刘骜，前33—前7年在位）时，外戚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王凤（？—前22）用事，排除异己，朝廷侧目。王凤独信重大将军武库令杜钦，置之幕府，国家政事多与之谋，史称“当世善政，多出于钦者”。杜钦有鉴于王凤专政太重、树敌甚众，屡以“管、蔡流言”相提醒，希望王凤能居安思危、警惕流言的杀伤力：“昔周公身有至圣之德，属有叔父之亲，而成王有独见之明，无信谗之听，然管、蔡流言而周公惧。”杜钦希望王凤仿效“周公之谦惧”，“毋使范雎之徒得间其说”。
哀帝（刘欣，前7—前1年在位）元寿元年（前2），以日食诏举方正直言，也是汉代常见的开放言路的举措。杜邺（？—前2）举方正，对策说：“臣闻野鸡著怪，高宗深动；大风暴过，成王怛然。”颜师古（581—645）注：“谓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天乃雷电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王乃启《金縢》之书，悔而还周公。” ［17］ 杜邺引经据典，期许哀帝以成王为典范善待贤臣，其实也是以“管、蔡”影射当时用事的太后们及外戚傅氏、丁氏。
因白居易（772—846）的“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一诗而盖棺论定 ［18］ ，被后世认定与流言结下难解之缘的王莽（前45—23），常爱以周公辅成王自况，占据道德高地，却也因此对“流言惑众”最为敏感，常以“管、蔡”之罪名加诸政敌，甚至与自己政见不同的家人。
如王莽之子王宇（？—3），不赞成其父隔绝平帝与其生母卫姬，恐平帝长大后见怨，但王莽不听。王宇与其师吴章、妻舅吕宽商议，为惊怪以惧之。事发后，王莽下令处死王宇夫妻，奏曰：“宇为吕宽等所诖误，流言惑众，与管、蔡同罪，臣不敢隐，其诛。”太后下诏：“公居周公之位，辅成王之主，而行管、蔡之诛，不以亲亲害尊尊，朕甚嘉之。昔周公诛四国之后，大化乃成，至于刑错。公其专意翼国，期于致平。”“莽因是诛灭卫氏，穷治吕宽之狱，连引郡国豪桀素非议己者”，“死者以百数，海内震焉”。 ［19］
有趣的是，王莽既以周公自许，朝野间不满时政者就有为召公、管、蔡做翻案文章的。当时被举贤良方正的申屠刚，就在对策中质疑王莽隔绝平帝与外家冯、卫二族的用心：“臣闻成王幼少，周公摄政，听言下贤，均权布宠，无旧无新，唯仁是亲，动顺天地，举措不失。然近则召公不悦，远则四国流言。” ［20］ 申屠刚这段话的潜台词是，忠贤如周公，摄政时举措毫无失误，仍不免引起同为贤者的召公不悦，认为周公应该功成身退，归政于成王。王莽不臣之心，路人皆知，招致四方流言，岂足怪哉！申屠刚的论说已隐隐视流言为公众舆论，不尽含贬义。
汉平帝（刘衎，前1—5年在位）驾崩，王莽奉孺子（刘婴，6—8年在位）居摄。东郡太守翟义（？—7）心恶之，他对外甥陈丰说：“新都侯摄天子位，号令天下，故择宗室幼稚者以为孺子，依托周公辅成王之意，且以观望，必代汉家，其渐可见。”翟义于是举兵反，立宗室严乡侯刘信为天子，并以舆论攻势先行，“移檄郡国，言莽鸩杀孝平皇帝，矫摄尊号” ［21］ 。
“莽鸩杀平帝”是一则“未经验证”、无事实根据的谣言。但以王莽屡立孺子之居心、挟天子令天下之态势，自居周公而行迹之可疑鬼祟，这则流言很可能引起不少人的共鸣。王莽起初大惧，大举发关东甲卒击翟义，又日抱孺子会群臣，称：“昔成王幼，周公摄政，而管、蔡挟禄父以畔，今翟义亦挟刘信而作乱。自古大圣犹惧此，况臣莽之斗筲！”未几，翟义被击破，王莽大喜，下诏指斥：“翟义、刘信等谋反大逆，流言惑众，欲以篡位，贼害我孺子，罪深于管、蔡，恶甚于禽兽。” ［22］ 王莽既曰“惑众”，可知翟义的流言攻势在当时很可能产生了一定的舆论影响。
从上述历史案例看，在西汉后期的政治斗争中，公开散布、传播的言论一旦被贴上“管、蔡流言”的标签，不论其论述是否虚假、悖逆、恶意，在政治伦理上立即处于劣势，当权者也可以名正言顺地剥夺其论述的正当性。但一则流言被定位为诬蔑、诽谤，还是拨乱反正的公众舆论，仍要视具体的历史语境和当事人的立场、利益而定。当权者所贴的标签，有时未必可以完全剥夺一则流言的认受性及其对大众心理的影响力。申屠刚的翻案文章、翟义的舆论造势，就是例子。
当“管、蔡流言”成为政治斗争中的习见标签、符号，流言的原意——“言论的公开散布及传播”就往往被人们遗忘或忽略。流言之公开散布及传播，不同于许多在史籍中被定位为“诽谤”“诬蔑”的言辞，其散布、传播的主体和客体一般是群体或集团。某些流言的传播面积较大，很容易成为“众人流传之言”，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在一定条件下、一定范围内能够影响甚至形塑公众舆论。对“流言”的这层语义及其社会政治功能，汉代政论家也有所认识。
《汉书·司马相如传》赞：“《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讥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言虽殊，其合德一也。” ［23］ 此处的“流”，即含流动、散布之义。所以《汉书》注引张揖：“己，诗人自谓也。己小有得失，不得其所，作《诗》流言，以讽其上也。” ［24］ 也就是说，在《汉书》编撰者和曹魏时期经学家的心目中，《诗·小雅》诸篇其实可视为在下者讽喻上层及自我表达、宣泄的“流言”。
杜周（？—前95）少子杜延年（？—前52），为霍光故吏，昭帝初年以告发上官桀（？—前80）、燕王刘旦（？—前80）、桑弘羊（前152—前80）等谋逆，为霍光排除政敌建立大功。但当霍光与丞相车千秋在处分廷尉王平、少府徐仁的案件上出现分歧时，杜延年力谏霍光：
以为丞相久故，及先帝用事，非有大故，不可弃也。间者民颇言狱深，吏为峻诋，今丞相所议，又狱事也，如是以及丞相，恐不合众心。群下欢哗，庶人私议，流言四布，延年窃重将军失此名于天下也！ ［25］
在杜延年看来，群下欢哗而四布的流言，不但不能强化霍光的道德优势，论证霍光为周公和反霍光者为管、蔡，反会令霍光丧失众心、失名于天下。
元帝时，宦官石显等屡次谮毁大臣周堪、张猛等，刘向上书皇帝，说这是“群小窥见间隙，缘饰文字，巧言丑诋，流言飞文，哗于民间” ［26］ 。可知石显等对周、张等的“丑诋”已超出在人主面前的耳语诽谤，而成为在众人中流传的言论。
成帝即位，重用外戚，王太后的兄弟王凤、王音（？—前14）、王商、王根分别位居要津，形成“王凤专权，五侯当朝”的局面。而曾教授太子《论语》的张禹（？—前5），以帝师为关内侯、诸吏、散骑光禄大夫、给事中，与大司马大将军王凤并领尚书。张禹内不自安，屡次以病为由上书请求退休，成帝埋怨道：
朕以幼年执政，万机惧失其中，君以道德为师，故委国政。君何疑而数乞骸骨，忽忘雅素，欲避流言？朕无闻焉。君其固心致思，总秉诸事，推以孳孳，无违朕意。 ［27］
既谓流言，张禹欲避的恐怕亦不只是王凤个人或王氏家族的攻讦。
事实上，如果不是出于政治斗争的私心，汉代君臣未必动辄给流言贴上“管、蔡”的标签，有时，他们还视之为一种探测舆情、观察政局动向及预警信号的公众言论，即所谓物议。
元帝时，东平思王刘宇与其母公孙太后失和。元帝遣太中大夫张子蟜奉玺书敕谕之，提醒刘宇留心流言的批评：“今闻王自修有阙，本朝不和，流言纷纷，谤自内兴，朕甚僭焉，为王惧之。” ［28］ 元帝指出东平国之流言纷纷，是因为刘宇自身不正，“谤自内兴”，而非居心叵测的管、蔡之流造谣生事。
成帝为元帝与王政君（前71—13）之子，成帝之立与王政君之成为太后，对于西汉后期的政治、国运影响极大。成帝为太子时，元帝因其放纵佚荡、意志力薄弱，曾考虑另立傅昭仪之子定陶王。若果另立，王氏失去政治舞台，此后数十年之历史可能重写。《汉书·史丹传》称竟宁元年（前33）元帝病重，而与太子有隙，曾有另立嗣君之意。时外戚史丹有宠，常侍视疾，候元帝独寝，直入卧内，涕泣言曰：
皇太子以嫡长立，积十余年，名号系于百姓，天下莫不归心臣子。见定陶王雅素爱幸，今者道路流言，为国生意，以为太子有动摇之议。审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争，不奉诏。臣愿先赐死以示群臣！ ［29］
“太子由是遂为嗣矣”，《史丹传》的说法当然略显简单，太子之定嗣，还因得到丞相匡衡、外戚王氏、中书令石显等权势人物的全力支持。然而史丹以“道路流言”、众心浮动为由，力谏元帝勿以废嗣动摇国本，仍然不失为一有力的论据。
哀帝宠爱董贤（前23—前1），欲封为侯。丞相王嘉（？—前2）与御史大夫贾延上封事劝阻，亦以“流言”为由，警诫哀帝：
窃见董贤等三人始赐爵，众庶匈匈，咸曰贤贵，其余并蒙恩，至今流言未解。陛下仁恩于贤等不已，宜暴贤等本奏语言，延问公卿大夫博士议郎，考合古今，明正其义，然后乃加爵土；不然，恐大失众心，海内引领而议。 ［30］
以上所引杜延年、汉元帝、史丹、王嘉等关于“流言”的论述，都被视为反映“众心”向背的指标性信息，而非诽谤、虚假之言。
新莽末年，四方兵起、群雄割据，多存逐鹿中原之心。更始三年（25）四月，公孙述于蜀地称帝，国号“成家”，建元龙兴。六月，赤眉军于长安立刘汉宗室刘盆子为帝。同月，刘汉宗室、南阳豪族刘秀（25—57年在位）于鄗城即皇帝位，即光武帝，改元建武，国号仍为汉。不久，光武帝迁都洛阳。割据凉州的隗嚣（？—33），同时受到公孙述和刘秀的拉拢和威压，首鼠两端，难以抉择。隗嚣便以马援为使臣，遣其先往成都，观公孙述虚实。马援回凉州后，警告隗嚣：“子阳（公孙述）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专意东方。”光武帝建武四年（28），马援（前14—49）又受命出使东方的洛阳，其回到凉州后复命曰：
隗嚣与援同卧起，问以东方流言及京师得失。援说嚣曰：“前到朝廷，上引见数十，每接燕语，自夕至旦，才明勇略，非人敌也。且开心见诚，无所隐伏，阔达多大节，略与高帝同。经学博览，政事文辩，前世无比。”嚣曰：“卿谓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无可无不可；今上好吏事，动如节度，又不喜饮酒。”嚣意不怿，曰：“如卿言，反复胜邪？”然雅信援，故遂遣长子恂入质。 ［31］
从马援与隗嚣的对话来看，隗嚣关心的“京师得失”，当指对光武帝及洛阳势力的第一手评估。至于“东方流言”，史文未详。唐章怀太子李贤（655—684）注：“流犹传也。”则很可能是指中原地区的舆论动向，亦反映出流言在当时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分量。
历史上，光武帝以善待功臣和善于用人著称。但其在建武初年的某些用人方略，也曾受到批评，如依据谶文任用官员、地方长吏调任频繁等（见本书第三、四章之讨论）。建武三年（27）三月，日食，太中大夫郑兴因而上书，批评光武帝当时用人的另一弊端：
《春秋》以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人反德为乱，乱则妖灾生……夫国无善政，则谪见日月，变咎之来，不可不慎，其要在因人之心，择人处位也。尧知鲧不可用而用之者，是屈己之明，因人之心也。齐桓反政而相管仲，晋文归国而任郄縠者，是不私其私，择人处位也。今公卿大夫多举渔阳太守郭伋可大司空者，而不以时定，道路流言，咸曰“朝廷欲用功臣”，功臣用则人位谬矣。愿陛下上师唐、虞，下览齐、晋，以成屈己从众之德，以济群臣让善之功。 ［32］
“道路流言”说“朝廷欲用功臣”，可能有某些事实根据，也可能反映了公众的关注和揣测。关注和揣测滋生出流言，应该是光武帝初期的一些人事任命给公众留下这样的印象。史称“书奏，多有所纳” ［33］ ，而光武帝后来的用人政策，又以“退功臣、进文吏”受到史论的好评，郑兴的谏诤和对“道路流言”的关注，也许曾发挥了一定的影响。
桓、灵之世，外戚、宦官交替专权，儒家官僚、士人多不齿宦官，因此形成激烈的“党争”局面。
后汝南太守宗资任功曹范滂，南阳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晊，二郡又为谣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阳宗资主画诺。南阳太守岑公孝，弘农成瑨但坐啸。”
因此流言转入太学，诸生三万余人，郭林宗、贾伟节为其冠，并与李膺、陈蕃、王畅更相褒重。学中语曰：“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又渤海公族进阶、扶风魏齐卿，并危言深论，不隐豪强。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 ［34］
这里说的“流言”，就是指各地流传颂扬名士的“谣”言。东汉的官僚、士人擅长相互标榜、设定话题。这些“谣”言经过众人传播，引导着当时的舆论走向。
渤海王刘悝，是桓帝（刘志，147—167年在位）的弟弟。延熹八年（165），刘悝“谋为不道，有司请废之。帝不忍，乃贬为廮陶王，食一县”。刘悝后来企图通过贿赂中常侍王甫以恢复旧封，答应事成后谢钱五千万。桓帝临终前，遗诏复封刘悝为渤海王，但刘悝知道王甫在这件事上并未出力后，不肯给谢钱。“甫怒，阴求其过。初，迎立灵帝，道路流言悝恨不得立”，并诬告刘悝与中常侍郑飒、中黄门董腾有勾结，而郑飒等——
谋迎立悝，大逆不道。遂诏冀州刺史收悝考实，又遣大鸿胪持节与宗正、廷尉之渤海，迫责悝。悝自杀。妃妾十一人，子女七十人，伎女二十四人，皆死狱中。傅、相以下，以辅导王不忠，悉伏诛。悝立二十五年国除。众庶莫不怜之。 ［35］
中国古代，每逢皇帝驾崩，而又没有事先确立认受性高的储君继嗣，皇室、宫廷的拥立、反拥立政争必然十分激烈，成王败寇。桓帝无子，灵帝（刘宏，168—189年在位）是桓帝的堂侄，获桓帝的皇后窦妙选中，迎立为帝。刘悝心中不服，完全可能。“道路流言悝恨不得立”，既是谣言，也合乎人之常情。这样的流言，往往“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属于诛心之论，真相难明。在集权专制的时代，它被拿来作为政争的弹药，打击政敌，每有奇效，也制造了不少冤狱。但造成“悝自杀。妃妾十一人，子女七十人，伎女二十四人，皆死狱中。傅、相以下，以辅导王不忠，悉伏诛”的大悲剧，结果引起“众庶”的同情。
流言既是众人流传之言，自然可以作为宣传舆论战中的武器。当权者常以此为标签，妖魔化政敌，化解反抗群体的舆论攻势。而处于弱势或体制外的反抗群体，亦可借助流言在民间的传播速度和影响力，为己方营造有利的舆论，强化抗争的正当性。
如王莽居摄二年（7），诸将击破西羌及翟义起事。王莽高兴地上奏表功：“遭羌寇害西海郡，反虏流言东郡，逆贼惑众西土，忠臣孝子莫不奋怒，所征殄灭，尽备厥辜，天下咸宁。” ［36］ 翟义之“流言东郡”、诸羌之“惑众西土”，在当时应该都是反抗群体起事前以舆论造势的必备动作。
新莽末年，赤眉、绿林等群雄并起，前汉宗室刘玄（？—25）由新市、平林、下江诸将共推为皇帝，号更始（23—25）。其时，有关汉室中兴、新莽即亡的形形色色的符瑞、流言、谶言满天飞，由于“人心思汉”的群体心理效应，“刘氏当王”的谶言（也是流言）迅速得到广泛传播。王莽恐慌之余，下令曰平林将领、前汉宗室刘縯（刘秀的哥哥，前16？—23）及其“族人婚姻党与，妄流言惑众，悖畔天命，及手害更始将军廉丹、前队大夫甄阜、属正梁丘赐”，“有能捕得此人者，皆封为上公，食邑万户，赐宝货五千万”。 ［37］ 可是天命难悖、流言难禁，由惑众而至众志成城，新莽终于崩溃，谶言“赤伏符”的受益者、刘縯之弟刘秀成为汉室中兴的真命天子。
综上所述，流言是指难以追溯起源、未能证实却在公众中散布传播的言论。至于其传播的信息是否真实、有无根据，应定位为诬蔑、诽谤还是物议或公众舆论，当视具体的历史语境和当事人的立场、利益而定。